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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物极端化解读的反思——《史记》学习笔记

尔雅学院史记精读课程心得(四)

在我印象中,司马迁太悲壮。

这么一个人,“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鄒、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谈费劲心血栽培出来的儿子,惊才绝艳。他见过天地,见过众生。他是太史公司马谈的儿子。

不想一夕之间就遭了宫刑,担任了中书令。

中书令是宦官的职位。

年轻时只觉得好笑,那时顺风顺水,不懂得体谅别人的苦处。

可是现在细细想来,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司马迁,担任史官也不过二十八。年华正好,清清少年,他是如何咬牙挺下这去势绝后的奇耻大辱?

这些问题不能想,一想就受不了。于我而言不过几段文字的事情,但一件一件都是司马迁亲历。

如果说《石头记》是自愧而成的,那么《太史公书》一定是哭成的:“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都是刮骨之言。

六个晚上,《太史公自序》、《高祖本纪》、《孔子世家》、《屈原贾生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从本纪而世家,从世家而列传。跟着师长同侪读。收获匪浅。最大的收获大概是慢慢打破对《史记》的固有印象。同时对人的理解又加深一层。

本纪、世家、列传,传主性格迥异,可是不妨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人。这听上去像是废话,可是非常重要。阅读时,我惊叹于人层次的丰富,同时慢慢懂一件事——读文章不能只读自己知道的和愿意接受的那部分。因为那样永远只是在读自己,不是在读《史记》。

学习的过程中觉知到两件事:

1. 人不可能极端为白或黑

《高祖本纪》

印象中刘邦一直是一个小混混式的人物。看到他一让再让,看到怀王赞他“宽厚长者”、“扶义西行”,我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抗拒刘邦仁义和宽厚的可能性。可是其实刘邦起事的时候他已经48岁了。62岁时,“高祖崩长乐宫。”真正光辉到可以被后人熟知的那段历史不过短短14年。如果没有心怀天下的大志气,是不可能成这样的大业,如果像妇孺一样偏安一隅,也是不可能公公正正看到别人的好,不可能任人唯贤,不可能一再问“为之奈何”。看《高祖本纪》时我会想,我对刘邦太苛刻了。他出身市井,我却希望他贵族那样行事,希望他像红楼梦里面的北静王水溶一样“在轿内欠身含笑答礼”、“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其实出身市井不影响他心怀天下,不影响他觉得“大丈夫当如是”。不影响他内里有乾坤。

高祖本纪中还有的一个重要人物——项羽。项羽总是呈现一种傻乎乎的状态。看项羽行事,我总是会想到‘刚过易折’这四个字。他好像一个横冲直撞的小朋友,不大会考虑后果,一切凭心意来,怀王说杀就杀,承诺说背弃就背弃。可是他毕竟是将领,所以实际上不会那么傻,不然也不会跟刘邦耗那么多年。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写他告诫曹咎:如果汉来挑战,不要轻易出战。然后曹咎没听项羽的话傻乎乎出战了。最后的结果是项羽很惨的逃跑。这是高祖本纪中项羽难得的一次未卜先知。项羽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笨,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知人。他还是会了解手下人的性格。只是没有了解透,所以整个集团呈现出互相牵绊,力不能往一处使的状态。

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既肯定项羽灭秦的功绩,又犀利指出他自矜功伐的毛病。“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最后一句不能轻轻放过。司马迁在这里对天命提出质疑,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实际上都是在突破天命的局限,要从事情的源起去探查,相信变化,而不相信一切都是简单的老天安排。

人是很难突破自己的时代局限性。汉朝有‘五德始终说’,天命观念深入人心。“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

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天命观,《孔子世家》中有两处记载。第一处是当“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之时,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第二处是“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他们自认天选之人,觉得老天已经决定好他们的命运。

可是太史公在做这种尝试,这大概是他能成为一个大历史家的原因。他能从自己的时代中跳出来。

也许现在看来很迷信,但是在当时一定有合理性。因为文字呈现出来的只是部分事件,而在我们看到的纸面之外,一定有很多细枝末节在指向原因。这种时候,对校和本校就显得特别重要。《史记》中,高祖的故事还散落在《项羽本纪》、《留侯世家》、《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汉书《高帝纪》等相关篇章中,从文字的异处尽可能体察事情的不同面,才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好全面下判断,才会知道这种天命观的形成原因。

其实,读《高祖本纪》对我来说很难。我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去读一个帝王的一生。司马迁是那个时代的人,既是中书令又是太史令,距离高祖不远,自然不会太离谱。可是作为读者,时代的差异以及身份的隔阂,让我很容易用属于自己的现代思维去揣度上位者的想法,这种不对等当然会造成很多理解上的困难。没有那个背景和时代思维,换位思考实际上是很难的。很容易读着读着就变成读自己。

《孔子世家》

学习《孔子世家》时,老师提醒我们注意一段:“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发问:“孔子是一个圣人还是一个人?”乍一听这个问题,竟然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从来都是说孔子是圣人,从来没有人说孔子是人,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把孔子神化。我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把人极端化,好就要好到极点,坏就要坏到极点。继续听老师分析:“如果孔子是一个圣人,他不会干任何坏事。可是如果我们把孔子看成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动的时刻。”所以,孔子是一个人,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是人。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觉知到一件事,我们很容易在脑海中再造历史人物,比如再造一个孔子。所以要对不知道因袭的观点保持警惕。训练自己警惕性的一个好办法一定是读原典。不然就会像羊一样,人家一牵就走。

其实把人极端化的例子经常有。战国时代就开始有人提出质疑。

自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学习《孔子世家》时,另一个长久的疑问得到解决。“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虽然索引和正义引用了《孔子家语》里面段落,能解释野合是不合礼法的意思。但是肯定“不合礼法”这种说法并不能否定“野外交合”。所以这是一个存疑的地方,课堂上听到有趣的推论。因为孔子在教师节出生,所以假设野外交合成立,那时间一定在十二月份上下,根本无事实上的合理性。所以能够直接否定掉。这个推理类似于校勘中的理校法。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做逻辑上的合理推测。

《刺客列传》

有些人像清水,潺潺流过。有些人像烈酒,一眼看去清澈无波澜,一口喝下去,激烈得要烧起来。如果把刺客剖开来看,一定有一个沸腾冒泡的内里。讲义里有一段吴见思《史记论文·刺客列传》的评论:“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列传〉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

聂政“因自皮決面,自屠出肠,遂以死。”

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得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也。’”

士为知己者死,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2.政治无小事。上位者的做法都有特定的意味。不能轻轻放过。

《高祖本纪》

本纪中有高祖斩白蛇的故事,是一个有点神异的故事。根据集解,赤帝子斩掉白帝子暗含五

德始终说,是王朝兴衰的原因。小小故事当中蕴涵也蕴涵这政治因素。

《刺客列传》

因为对政治家充满不信任感,所以当我读到《刺客列传》中专诸的吴国世系时,实际上已经怀疑,真的会好心到没有任何私心把王位传给季札?会不会当时光年纪幼小,即使把江山给他也坐不稳,所以先以让贤之名传给弟弟,三个弟弟轮回一周,届时江山稳固,再回到儿子吴光手中。他儿子吴光也一直把吴国当成自己的所有物,所以当夷昧皇帝产生私心,把哥哥让给弟弟的江山当成自己家的,要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僚的时候,他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以上是我一个坏猜测。诸樊临死时吴光几岁?是否能够坐吴国的王位?专诸去世时吴国的局势严不严峻?这些都需要去《左传》、《战国策》以及相关书籍中去对比,把资料读全才能够验证想法。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以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田野考查为背景,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来完成司马氏一族的社会政治理想。因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所以就有人说《史记》是司马迁个人的愤懑之作。其实带有主观情绪未必写不出客观的作品,这中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司马迁在成为历史家之前首先是一个人,他遭受过腐刑,身处囹圄之际,他看过世态人情的真相。谁也不知道他静静躺在蚕室,等待伤口愈合的那段时间在想些什么。反正他最后活了下来。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经历过,就晓得人家为什么会难过,为什么会开心,能理解他们的苦,他们的为难,更懂得生活的可贵,生命的不容易。这样的司马迁,反而更能体察人性的精微,在大起大落中更客观地记录历史。

宫刑之后,他只为《史记》而活,征和二年书成,历史上再无此人踪迹。原来真的有人,可以为信念坚持到这种地步。

勉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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