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月份，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恩师傅璇琮先生远离我而去。傅先生辞世，学界震惊，新闻媒体以及诸位学人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寄托哀思。《光明日报》刊文《缺少他的当代学术史是不完整的》，标题摘自清华大学刘石教授对傅先生的评价。陈尚君先生撰文慨叹学界少了一位开启风气的学者，认为傅先生是最近三十年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中国古籍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又对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李白研究会前会长薛天伟先生发给我一首诗，说：“融通文史一炉中，当代宗师岂自封。不信舟沉人已去，千帆竟过破寒冬。”诗中盛赞傅先生“融通文史”，为“当代宗师”……
对我而言，傅先生不仅是精心指导我学业的恩师，又是无微不至关心我生活的慈父。2015年8月，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出国进修虽是很多人羡慕的好事，然而，我实在放心不下恩师的健康。为防万一，我请几个好友定期探望傅先生，以便及时了解恩师近况。一月二十二日，我得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几乎彻夜未眠。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几近纽约子夜时分，我在灯下等候恩师消息。突然，朋友打来电话说傅先生病危，我顿觉眼前一片昏黑，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情况已经到了超乎想象的危机地步了。然而，我远在海外，一筹莫展。情急之余，我将傅先生近况告知刘石先生以及同门师弟师妹。虽然如此，我的心里，仍抱有一丝期望：像傅先生这样慈父般的大师，他不会离我而去的！
然而，天妒英才！本应长寿百岁的慈师离我而去！自一月二十二日始，一连十余日，我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没有出过门，也不想见任何人。彼时，纽约积雪近一米厚，房东知我痛失恩师悲伤，不仅上下楼的脚步声比往常轻了许多，而且，扫雪等公共事务均没有让我参加。虽然，我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我依然觉得傅先生就在我身边。追随恩师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泪眼模糊中，我清晰地看到他的音容笑貌……
二
十年前的秋日，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师从傅先生读博士，幸运地成为傅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然而，我敬仰傅先生、听闻他的威名，则始于十几年前。1987年夏，我在西安买到《唐代科举与文学》，虽然不完全理解书中内容，但我的感受是，傅先生学识竟是如此渊博！那时，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能成为傅先生的弟子。到西北大学读研时，硕士导师李浩先生指导我们阅读傅先生和李珍华先生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看到傅先生深厚的文献功底、渊博的学术史知识、宽广的文学史眼光、宏富的材料搜集、睿智的材料辨析、严谨的行文逻辑以及准确的语言表达等，倾佩之情益深——阅读中，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名师大家的学术风范。
师从傅先生的日子，我渐渐走近傅先生，日益体会到一位学术大师的学术品格是何等崇高。有一次，我对傅先生说，唐初慧净编的那部集子叫《续诗苑英华》，不叫《续古今诗苑英华》，慧净不是卒于贞观十九年，享年不止六十七岁。他耐心听完后，颇为认真地说：“是吗？那我要思考思考。”慧净及其所编的诗歌总集，傅先生在《〈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做过深入研究。两天后，他打来电话说:“卢燕新同志，你的发现很有价值。据萧统《昭明太子集》卷四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唐释道世《法苑珠林》等典籍，称慧净所编的叫《续诗苑英华》，应当更确切。另外，我那个时候对慧净卒年的研究，是有问题的。你能不能写一篇文章，对这部诗总集做一整体研究？”于是，在傅先生指导下，我查阅资料，撰写了《〈续诗苑英华〉考论》。后经恩师同意，我们师徒二人将该文合作发表在《文学遗产》上。
恩师极为严谨。他曾对我说，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事实上确实如此。有一次，一单位想托我请他作科举制度方面的学术报告。接到邀请后，我怯怯地给傅先生打了电话。他说，一个月以后可以。可是，邀请方希望报告的时间最好定在一周之内。他听了时间安排说，一周之内，他没时间备课。我一听，心里乐了，暗思，您是学术大家，又是科举制度研究的知名专家，还需要备课？于是，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傅先生，您不用备课的。”谁想，他生气地回了一句：“这怎么行？”就把电话挂了。若是平时，他每隔两三天就给我打一次电话，因这件事，一连好几天，我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终于，我忍不住硬着头皮给他打电话：“傅先生，我错了。”只听他呵呵笑了：“以后不敢这样了啊。”我又听到了他开心的笑声！
傅先生勤奋著述、思常人所未思。钱钟书先生曾将力作《管锥篇》赠给他，在扉页上题“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简短的两句话，概括了傅先生的超凡学术造诣与贡献。回忆他的一生，傅先生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他少时家境并不阔绰。1951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次年转入北京大学。他受知于浦江清、王瑶、游国恩、林庚等古代文学名家。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为浦江清先生助手。然而，他遇到了一个特殊时代。即便如此，傅先生以其良好的学术基础、坚忍不拔的毅力，加上严谨、博学、精思的学术风格，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编《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时，收到大量稿件。黄霖先生称他“明道之要，学术之宗”，陶文鹏与张剑先生称他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学领域，如果我们要找一位既有精深的文史功力，又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化意识，并且怀着深挚的人文情怀，时时组织、领导和影响着文学史学研究，自觉地推进学科建设的人，恐怕傅璇琮先生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之一”，葛兆光先生称傅先生的研究“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这样的赞誉，长期以来，见之于媒体报刊杂志者甚多。不难看出，傅先生卓著的学术成就留给人们的印象。
傅先生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少？去年春夏之交，我和同门师弟张骁飞、鞠岩、杨朗在医院陪护他时，他好几次说到，海内外有37家出版社出版过他170多种书。这个数字，仅仅是专著，尚不包括论文在内。然而，即便是专著数目，也是极难统计的。因为，傅先生的主编新书不断出版，他的专著等又不断再版。有的丛书，一套好上百乃至几百本，要全部记住书名以及出版社名称，实属不易。为学术事业，他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袁行霈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说：“傅先生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以治学为乐趣的人，他的勤奋，他的认真，他的洞察力，他的细心，都堪称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模范。”罗时进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赞誉傅先生为“一座永远的学术丰碑”。傅先生独撰专著，严谨认真自不必说。他主编或参编的书，只要他参与，他都要仔细审定稿件。傅先生曾说：“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去年12月前，中国商业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民俗传统文化丛书》，共八个系列，一百种。虽然此前负责该书的王俊做了详细周密的工作，但傅先生对我说：“我担任主编，我就要负责任。”审阅这套书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乐观。我多次提醒他注意休息，他说：“没关系，我的时间不多了。能做一点，我高兴。”
傅先生把生命交给了他喜欢的事业。因身体不适，2015年，他两度住院。每次住院，病情稍好一点，他就不断地告诉我：“去找医生，我要出院。”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时日不多了，不想浪费在医院里。”去看望他的每位同志，都会劝他安心住院。可是，他总是放心不下学术。住院期间，他让我打电话给复旦大学黄霖先生、西北大学李浩先生、东北大学出版社刘继才先生等，了解他们近况，关心书稿编纂工作。他甚至背着大夫让我到家里给他取来需要查阅的书籍资料。有一次，一位护士看见他在病床上工作，忍不住惊喊：“爷爷，您都这样了，还工作？”他笑了笑，无奈地收回正在审阅的稿件。可是，护士走了，他又开始他的工作。
傅先生是蜡烛，燃烧了自己，换得一部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辉煌成果。他把自己交给了学术，换得著述等身的惊人成就。从早年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到《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从《俄罗斯文学史教学大纲·苏维埃文学》到《唐才子传校笺》、《唐人选唐诗新编》、《唐诗研究集成丛书》、《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古代小说珍秘本文库》、《全宋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国藏书通史》、《续修四库全书》、《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五代史书汇编》、《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宋登科记考》、《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宁波通史》、《中国古籍总目》、《宋才子传笺证》、《中国民俗传统文化丛书》，等等，著述之丰，世人震撼！这样的成就，纵观古今，可比肩者，有几？
傅先生仙逝这几天，各界发来的唁电，字数超过一万字。《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唁电以及悼唁回忆文章中，常见的字眼是“悲”、“痛”、“哭”、“泣”。我的师弟告诉我，他们守灵期间，来祭奠的专家学者常常长跪不起，放声大哭。澎湃新闻网刊登了海外华人学者王瑞来文章《哭傅师：谦谦君子，巍巍学人》，形容自己听到傅先生辞世的噩耗时“泪如泉涌、欲抑不能”，并说：“对古人说的‘如丧考妣’，我已超出了对字面文义的理解，成为真真切切的个人体验。”我没有见过瑞来先生，但我很感谢他。因为，他说出了我的感受。有人惊诧，你导师去世了，你为何数日啼哭不止？我想说：“你不理解，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傅璇琮先生！”
三
傅先生关心后学，奖掖学术新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先生辞世的第二天，蒋寅先生撰文《傅璇琮印象：其学百代者，品量亦百代》说：“傅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境界，除了取决于他的学术才华与勤奋之外，与他过人的品量也是分不开的。我追随傅先生多年，对他的长者之风感受至深，也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如何对待学术，如何对待批评，如何对待前辈、同侪与后学，如何应对学术环境的变化。”蒋先生回忆说，毕业后，他从前辈学者那里受到教益最多的就是傅先生。
赵昌平先生在《寒夜忆璇琮师》中也表达了近乎同样的感受。他说：“从1986年初始先生起，直至现今，对先生我一直执弟子礼，去信时，总以‘学生’、‘生’自署——我虽然从未师从过先生，然而早从踏上唐诗学研究之途的第一天起，我己自承为先生的私淑弟子。”
龚延明先生也曾回忆他的治学经历说，直到七十年代末，他也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仍彷徨在科学殿堂之门外。正是得到傅先生指引，他确立了学术方向，撰写《宋史职官志补正》一书。后又得到傅先生的帮助，撰写《宋代官制辞典》，将他推向宋代官制研究的最前沿。1991年后，再次得到傅先生指导，撰写《宋登科记考》，开拓学术新境界、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
我编撰《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时，赵逵夫、卢盛江、吴在庆、木斋、毕宝魁、程国赋等先生，在回忆学术之路时，无不谈到傅先生的帮助与影响。以学术地位而论，诸多学者，今已成为名家、大家，有的甚至是一派宗师。以年龄而言，有青年才俊，有中年学者，有的甚至到了耄耋之年。然而，他们皆尊称傅先生为师、执弟子礼。傅先生有这样的学术地位，绝不是“自封”能获取的。
帮助朋友或者是赏识同仁，对很多人来说，这并不稀罕。然而，帮助和自己观点相悖甚至是批评指责自己的人，恐怕一般人难以为之。2004年秋，陶敏先生到西北大学做学术报告，期间讲到傅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听知名学者在公众场合中评价同行。他说：傅先生的胸襟，常人难以想象。你认识他，他帮你修改文章、推荐发表；你不认识他，只要你的文章有价值，他肯定帮你；甚至是，你和他商榷的文章，他也帮你推荐。我清晰地记得，陶先生所讲傅先生的诸多事迹，听讲座的同学们无不感到意外。
恩师在病中时，我撰写了一篇补考唐代翰林学士的的文章。这一领域，傅先生曾有著名的专著《唐翰林学士传论》、《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对唐代翰林学士做了全面的辑补考证。我每次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总是要问起我的工作近况。当他听说我撰写了有关翰林学士的文章时，顿时非常高兴，执意要我拿来给他看看。读了我的文章，他说：“你能从新材料中发现两位翰林学士，实在不容易。我因为材料缺失，没能发现。你应当在文章前面说清楚，傅璇琮先生的研究，并未发现这两位翰林学士，现予以辑补。”虽然这是傅先生一惯的作风，可这一次，看着他憔悴的面孔，看着说话困难的神情，看着他连稿件都几乎拿不稳的手，我眼泪夺眶而出，说：“傅先生，这……这……”恩师看懂我的心思，说：“没什么，这没什么啦，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断地前进。你指出我的缺失，实际上是帮了我啦。”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不禁热泪盈眶。我钦佩我的恩师：他的学术胸襟竟是如此的宽阔！
傅先生关心后学，其宗师“品量”，还体现在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设计层面。他说：“我最大的心愿是为学术界办一些事实，我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友人的信知。”他像一位设计师，不仅根据不同学者的文化背景、学术兴趣，设计他们的近期与长远研究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着古代文学的大棋局。杨庆存先生曾评价傅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使命意识、国家意识、创新意识”。我读硕士时，西北大学阎琦老师对我们讲，他没有见过，还有谁像傅先生一样，除了个人的研究，心中总是勾画着整个古代文史研究的蓝图。恩师主编了《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国藏书通史》、《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宋登科记考》、《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等大型书籍，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也只有傅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策划这些足以能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现在与未来的研究成果。
四
因为工作等各方面原因，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聘傅先生为博士生导师，他才正式开始指导博士生。此后，他又被清华大学聘为全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这两所高校，他先后指导了我与张骁飞、鞠岩、刘珺珺、徐珊珊、杨朗六位博士生。对待学生，他如慈父。
记得我刚到中国人民大学，傅先生担心我节日思乡，便带着师母到人民大学陪我过中秋节。事后，我才知道，师母晕车，已近很多年没有乘车远行过。开学后不久，恩师担心我刚到学校，手边研究唐人的诗文总集资料不够，便多方面帮我搜寻。一个和风煦煦的早上，我到公交车站接他，只见他两手提着两个大包，步履艰难地、笑呵呵的向我走来。除了带给我他的专著《〈河岳英灵集〉研究》以及他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等资料，他还带给我一只大烤鸭！
师从傅先生期间，每年开学，他要在人民大学西门外陕西餐馆给我接风。放假，要在这家陕西餐馆为我送行。三年，从未间断过！我到外地出差，他忘不了给我准备路上吃喝用品。他到外地出差，不仅给我带回必须的资料，还要带给我他认为好吃的东西。有一次，他到宁波开会，回来给我带了一盒甜糕。我是北方人，对甜食不是很喜欢。但，先生给我了，我立即高兴的收下。然而，晚上，他打电话问我：“小卢同志，那盒甜糕你吃了没？”我说：“傅先生，谢谢您，我马上吃。”放下电话，我立即拿出来，和室友一起吃了几块。过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小卢同志，好吃不？”我说：“好吃！好吃！”我听到，电话那头，他笑了，笑得是那样开心。
师从傅先生，凡我所需，他都是尽力帮助。有一次，我无意中说，谢思炜教授曾指导一个博士生，研究过《才调集》，我想看看。一个礼拜后，他到人民大学找我，只见他笑呵呵的用颤抖的手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说：“我和谢教授联系，请他帮我找的。”师从傅先生的三年里，如果没有到外地出差，他每礼拜至少会约谈我一次。每次，他都是提着好多东西，要么是书，要么是美食，要么兼而有之！一次次，看着他艰难的步履，看着他提着大大的包，我感觉到慈师关爱的无比温暖。我写好的文章，只要他满意，他就会帮我推荐，我连信封邮票也不用我买。有一次，我觉得很愧疚，便偷偷的在给他的信中夹了100元钱，我说，这是他帮我寄文章的邮资。谁知道，他看完信很生气，居然两个多礼拜没有给我打电话！
傅先生关爱学生，感人事例枚不胜举。2007年秋，我和张骁飞师弟到江苏听南怀瑾先生讲课，傅先生知道后，打电话让我两到他家一趟。我俩去后，才惊异地发现，傅先生给我两准备了路上吃的、喝的，满满两袋子，他就站在袋子旁边，乐呵呵的笑：他笑得似一朵花！有一次，他从外地带回来两个大金柚，用纸包好，并在纸盒上写了“哥俩分”三个字，让张骁飞带回学校，并叮咛师弟，要将其中一个分给我。
恩师爱护每一个学生，胜过关心他的亲生女儿。师妹刘珺珺回忆说，虽然老师很忙，但每周总有一两天到清华古文献中心听她汇报学业，有时她睡忘了，总会被老师的电话叫醒。2013年3月，北京下起大雪，她以为大雪会阻止傅先生前往学校，可是推开办公室的门，她惊诧的看到，傅先生就坐在桌子边，笑吟吟等着她。师弟杨朗回忆，傅先生曾希望他读《柳文指要》，说：“这部书，我认为问题很大，我哪天带些材料过来，你可以参考参考。”没过多久，老师就真的拿来一袋文稿。当他拿到资料时，他大吃一惊，没想到，傅先生对学生的情感，竟这么真挚。
傅先生对我们，犹如慈父，也是严师，他从不忽视学生们的学术缺失。指导我们，他经常采取方式是蜡烛自燃式，以此来指导我们进步。至今，我清楚的记得，我交给他我第一篇习作《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论》前后的情景。2006年10月28日，我将我的习作论文交给他。过了三天，他就电话约我谈谈。见面后，他先给我一包他从南京带回来的小吃，然后，谈到他在南京开会情况，然后，又谈到他最近正在进行的工作。我很吃惊，他没有谈我的论文。临别前，他交给我一个纸包，说：“这是你的文章，我提了一些意见，你参考一下。”我很高兴，以为自己写的文章不错。回到宿舍一看，我惊诧了，我的稿件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傅先生的批校意见。习作中的观点等，凡有待思考者，傅先生逐一注明指导意见。令我感动且颇受教益的是，傅先生将我论文所涉及的文献，包括是否原典文献以及作者、版本、引述内容、文献表述等，一一核对，帮我校订错讹。就连我论述的文字、标点，傅先生也是精校细审，详细注明文中所出现的舛误。批阅一篇学生的习作，傅先生下了多大功夫，他人是难以想象的。他就是这样，耐心帮我们查阅资料、仔细批点校改，让我们从中悟出道理，悟出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
张骁飞回忆说，2007年底，傅先生知道他硕士学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便推荐他协助中华书局孙通海先生做《困学纪闻》的汇校集释工作，他也因此而撰写了《〈困学纪闻〉元刻本考索》，该文发表在《文史》2008年第3期。此后，又在傅先生指导下进行王应麟文集的校点，每成一卷，把它交给先生，先生第二天就反馈意见，他再行修改。那时，先生已经76周岁高龄！在傅先生的帮助下，该书于2010年5月由中华书局以《四明文献集（外二种）》之名出版。师妹徐珊珊回忆说：“傅先生为我是真的操碎了心。除了帮我一起想选题和角度，还反复帮我修改。第一篇小论文，写了整整两年，不晓得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修改才完成。不仅傅先生帮我修改，师母徐敏霞先生也帮我修改。”这样的事，在我们的记忆中，太多，太多。傅先生对待学生论文问题，他不是采用批评的方式，而是通过他自己辛勤的付出，牵着我们的手走进学术殿堂。
傅先生的指导，给了我们方向和方法。恩师的帮助，给了我们学术激情和动力。我们六位学生，读博期间，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期刊上发表了约三十篇论文。其中，我的博士论文《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张骁飞整理的《四明文献集（外二种）》获全国古籍整理二等奖，鞠岩的博士论文《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研究》获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不到十年时间，傅先生在教学上取得这样的成就，誉为慈父良师，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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