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寓所与先生合影。
一
人生很多是机缘。我和罗宗强先生相识，纯属偶然。
第一次见罗先生，是一九七八年十月，那时我在江西师院（后来叫江西师大）学报工作，到全国各高校学报访问。这天结束济南活动，晚九点多乘火车出发，次日凌晨三点到天津。在车站呆到六点半，才坐车到南开大学。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天津也受影响。一路看到天津还留有地震的痕迹，街旁还有防震棚，南开大学校园里也不少。还有震坍后的断垣残壁。据说，天津还有五分之二的房子没有盖起来。那时外出找住宿还困难，要单位介绍信，还有其它麻烦手续。但我们住宿还顺利，跟南开学报的老师一讲，他们马上联系上了。休息了一天，夜里乘火车辛苦了。
第二天，到南开大学学报，和编辑部的老师座谈。这时一个瘦小个的中年老师过来。听说我们从江西来，特别热情，自我介绍说，他原来在赣南师专工作过。这时我们知道，昨天为我们联系住宿就是这位老师。中年老师带我们到他的“家”。那时学校百废待兴，学报编辑部蜷缩在一间学生宿舍。中年老师的“家”就在隔壁，是学报的一间资料室。原来也是学生宿舍。后来知道，那是学生第八宿舍。
靠门口的一半堆满了学报的资料。靠窗的一半，临窗一张非常简易的三屉书桌，一张学生宿舍用的双层架子床。床的一边则堆满了家里用的东西，衣箱脸盆碗具之类。床上躺着一个病人，病人略一欠身，点头笑笑，算是对我们表示欢迎。知道是中年老师的太太。
中年老师说了一句太太为什么卧床，好像还说他有一个女儿。中年老师也介绍他姓什么，名什么。都没有记清。我们带队的是一位年长的老师，一应“外事”交流交谈，都是这位年长的老师出面。一路杭州、上海、南京、苏州、曲阜、济南，后来还有北京、郑州，接待我们的太多了。天津，南开，还有接待我们的这位瘦小个的中年老师，已有过的一点印象，早就被忙忙碌碌的一大堆事情冲得淡而又淡。
印象中，我似乎说了一句我是赣南人。
将近两年以后，一九八○年八月，我仍在江西师院学报，参加庐山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是一次盛会。三百多人，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近一百三十所高校，四十多个文学报刊出版单位，八个文学研究单位，都有代表参加。全国和省文联的高层领导，一些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都来参会。会议间隙，游览风景点：仙人洞，龙首岩，三叠泉……
这一天，走出东林寺，到下一个景点。四周群山苍翠，寺边稻田环绕，我抄近路，从田埂上走去。这时，近身后一个清晰的声音：
“小卢！”
我回头看去，一个中年老师，身材不高，脸清瘦清瘦，但眼睛很有神。我一下子想不起是谁……
“我是罗宗强啊！”
我还是茫然。那老师又说：
“我是南开大学的，学报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连忙问候：“罗老师好！”罗老师眼神很慈祥，一边说话，一边就拉着我的手。习惯了远远地看着那些名人，那是一种稍带点紧张的疏远之感。罗老师则一下子让我感到亲切。
后来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了一句：
“罗老师，您觉得这次会议怎么样？”
我以为罗老师肯定会大为赞叹一番，然后作些细细的分析。因为仅那些人的名字，就足以让人心里生出不知是敬畏还是震动。不料罗老师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老一套。”
我暗自吃了一惊。要知道来开会的这些人物的份量啊！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仅就两个大会报告的人物来说，陈荒煤是老资格的文艺评论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更是红极一时的被视作一流理论家的人物。当时他的异化论，倾倒了多少年轻学人。罗老师却淡淡的一句“老一套”来评价，确实让我吃惊。
接下的庐山之游，基本上和罗老师相伴。三宝树，芦林湖，含鄱口……，罗老师仍是很慈祥，时不时拉着我的手。说话不多，到一处，只是说：“庐山真美！”在山上看到一种花，记不清什么花，漫山都是。便找来工具，挖了一株，说：“这花真好，带回去种。”
从庐山下来，我便写信问候。先收到罗先生寄来新著，《李杜论略》。题签：“恭请盛江学兄指正，宗强赠。”
这之后，信件来往越来越密切。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收罗先生信，说他将赴济南参加《文心雕龙》会，四川江油李白会，问我去不去。还问我要相片。后来又来信说，《古代文学理论丛刊》问他有没有好稿子。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会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于一九七九年三月，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比较早的学术团体，最早，周扬是名誉会长，郭绍虞是会长，常务理事有吴组缃、杨明照、程千帆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代顶尖学者。《丛刊》当时很有影响。不久，我写成一篇，题为《〈文心雕龙·辨骚〉辨析》。罗先生推荐，不久，文章发表于《丛刊》第七辑，并且寄来六十三元稿费。
这时，罗先生来信问我的研究方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又来信嘱为《唐代文学年鉴》写评陈迩冬先生《韩愈诗选》的文章。我按要求完成书评寄上。不久，又完成《韩文系年举疑》，还有《柳冕考》和《柳冕文论评议》，都寄请罗先生指正。
这年年末，我给罗先生寄上茶叶、莲子。不久，收到罗先生寄来《唐五代人物传记数据综合索引》。傅璇琮先生等编撰的这部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对研究唐代文学非常有用。我又写信告诉罗老师，我已确定硕士论文选题，题目是《庄子对韩愈文学思想的影响》。
再一次见罗老师，是一九八五年三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年，有一次访师查资料的机会。我于是先到北京，再到天津。
下午到天津，不敢打扰罗老师，自行住下。第二天，拜访罗老师。罗老师已回中文系，住南开大学北村。两间不大的卧室，中间夹着一个过道式小厅。北方叫中单。一楼。
“一楼好，有院子，可以养花。”
穿过一间卧室朝外的小门，果然一处小院子。种满了花，也有并不开花的绿色植物。有盆栽，也有直接种地里。一处葡萄架，爬满了葡萄藤。
“过些日子，就长叶子，到秋天，就结葡萄，就可以吃葡萄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竟然想到了罗老师的一颗童心。我问罗老师，从庐山带回来的那花，种在哪里。罗老师说：“没种活。南方的花，北方养不好。”很带点遗憾的口气。
罗老师接着问我住哪里。我说，住学校招待所。罗老师连声说：
“哎哎哎，不住那里，不住那里！就住家里，就住家里。把行李都搬过来，快搬过来。就住家里。”
连说了几个“就住家里”。我正要推辞，正想说，住招待所也很方便，没等话说出口，罗老师又说：
“听话，别不听话！快搬来，把房退了。”
亲昵中带点嗔怪，不容分辩，连催我快去。
我只得乖乖地依从。刚安顿往下，进来一位老师。罗老师介绍说：“这位是阮国华先生，湖北黄石来的。”后来我知道，阮国华先生也是南开毕业，在黄石分院，要调南开，正办手续。后来我也知道，罗老师正规划做《中国文学思想史》。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为这个项目，耗费了罗老师一生的精力。调阮先生过来，就为完成这个项目。
罗老师接着介绍我说，江西师院来的，“思路很好，『庄子与韩愈文学思想』，思路很好。”连说“思路很好”，说的是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受到称赞，我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年，一九八六年，暑假时分，罗老师来信告我，国务院已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那时遴选博士生导师，每一位都要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审，极为严格。后来权力下放，各重点高校才能自主遴选。后来罗老师告我，遴选博导时，校长找他谈话，说，南开大学学科要发展，要罗老师在全国物色人材。罗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这一年，罗老师开山纳春，全国只我一个人报名，也只录取了我一个人。从一九七八年第一次见面算起，整整八年，从一九八○年庐山会议算起，也有六年，终于投到罗老师门下。
入学前，对罗先生就抱有不同寻常的崇敬。
得到先生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眼前就猛地一亮。多年苦苦的探寻，这时心里仿佛打开了一扇窗，领悟到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审美。李白，杜甫，两位再熟悉不过的诗人，仿佛这时才更深地把握了他们的诗美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当然，也深切地感到那才是真实的李杜。李白的任侠、求仙学道和功业追求，都是追求非同凡响的生活，杜甫则用温饱代替了功业，平凡替代了非凡。李白诗写虚，清雄奔放和清水芙蓉的美，杜甫诗的写实传神、沉郁顿挫和集大成，其美的内蕴，其诗的意趣，尽现眼前，真如舒陈画卷，铺展锦绣，是理性的思考，也是艺术的享受。
再读到先生关于韩孟诗派的论文。发表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九辑。韩愈、孟郊，还有李贺。他们的诗，美在哪里？好像能说出一点，又说不清楚。但是罗先生说清楚了。异乎寻常的怪奇的美，光怪震荡的美，怒张的流动的力，全然是新的分析，细想又是最准确的把握。罗先生那支笔，一下子就把那深层的美的意蕴，发掘出来的。还有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真是大气度，驾驭全局，有破竹之势。
那年访师查资料，在北京，我拜访了另几位著名学者。拜访了舒芜先生。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顶尖刊物。舒芜在这个刊物上刚发表了也是论韩愈的论文。但是舒芜对我说，还是罗先生的写得好。“震荡的美，震荡的美！写得真好！写得真好！”他连说了几个“写得真好”，连说了几个“震荡的美”，那是罗先生对韩愈诗美的概括用词。
拜访了傅璇琮先生。傅璇琮先生那时是中华书局的副总编，中华书局是国内最顶尖的古籍出版社。傅璇琮先生那时还是唐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唐代文学学会是国内又一个成立很早，很有影响的学术团体，那里大家名家云集。傅先生知道我要去拜访罗先生，连声说：“罗先生很有理论水平，很有理论水平。”“很有”两个字说得很重。
入学之后，对罗先生的学问之深有更深切的领会。
入学第二年，罗先生赠新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那是久久的震撼。真是高屋建瓴。唐代那么多作家，那么多文学创作，不再是零散的珍珠，而汇成统一的历史进程，时而如溪水潺潺，绵延不绝，时而又如洪流滔滔，浩浩荡荡。它如一座大山，广博巍峨，而山间每一片树叶，每一枝小花，诗文审美，心态剖析，政局审视，又勾勒得那么细，那么美。理论思考那样高深，却又如明镜般透亮清晰，触手可及。
再后来，是罗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每一部书都是久久的震撼。那一团乱麻般的历史，那脉络理得那样清晰。又是高屋建瓴，又是洪流滔滔，又是大山巍峨而小花细美。玄学不再玄虚空洞。东汉末名士潇洒风流与凄凉血泪，嵇康的悲剧，阮籍的苦闷，谢安、王羲之的优雅从容，陶渊明的田家自然，一幅幅都是鲜活的画卷。写名士们的潇洒与血泪，那文笔也带着潇洒与血泪。带着审美，带着感情，带着历史的审视和理论的思考。每一朵浪花，每一片树叶，都映照着一个世界。
隋唐，魏晋，南北朝，文学，玄学，有多少人耕耘过！著述如山，成说如海的背后，是多少显赫的名字！但是罗先生迎刃而上，每一部著作，每一个立论，都在山与海之中拓开一片新境！而这参天大树，不论细小的枝叶花朵，不是粗大的主干，都深深扎根于厚实的土壤。
罗先生给研究生讲课，研究生说：“听了罗先生的课，终身受益！”
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说，罗先生的著作，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他说，繁忙的工作，杂乱的事务，常使他束带发狂欲大叫，而一天繁忙之余，于灯下翻开罗先生的书稿，读了几页，心即平静下来，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曾是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兼学者王蒙，每年都在关注文化学界动态，翻看新出著书，但多不满意。唯独读到罗先生的士人心态，撰文感叹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过这样有趣有货色、有见地的书了。为此，王蒙专程到天津拜访罗先生。
由此我才慢慢体会庐山相遇时罗先生说的那句话。会上所论，都是会前各种场合说过的话，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云云，异化论云云，还有政策性的阐述，除了套话还是套话。这当然是“老一套”。我还从中体会到，学术的力量不在于它的行政权威和学术权威，而在于它本身的深度和创新。
我慢慢知道，罗先生的人生和学术也不容易。
“玩，贪玩。钓鱼，下棋，打篮球。”闲聊时，罗先生会聊他的过去，说到童年的无忧无虑和调皮，带着无限的留恋。家对面有条河，河旁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坐船过江，上山，庙前一块大石头，就躺在在石头上晒太阳睡觉，傍晚再回家。”有时就在沙滩上玩，或者租小木船，在河里划呀划呀。
母亲很慈善，经常接济穷苦人家。
先生六岁，父亲就去世。“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拉扯大，不容易。”讲到母亲，先生带着无限的敬爱。
“母亲经常给我们讲一句话，‘你们几个人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咬紧牙关，挺过去！’”
先生说：“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先生的姐姐也特别疼爱先生，先生后来五六十岁了，在姐姐眼里还是当年的小弟弟。
先生较早受到古诗词的熏陶。“小时候读的古诗比较多。”“十五六岁时就爱写诗，和一些好朋友，常在一起写一些感伤的诗，有这么一个善感的气质。”先生后来回忆说。先生还专门拜师学过画，老师是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先生的著作，因此有一种善感的诗人气质，艺术情怀。
那年汕头开会，我陪去过先生的家乡，广东汕头揭阳。小县镇幽静清丽。一条清亮的小溪流过，两岸是青石砌成的河沿，河沿几株浓绿的大榕树。我想象着先生浸淫在亲人之爱和诗画艺术氛围中的浪漫童年。
浪漫的童年很快结束。先生高二年级时，家里经济条件已无法让他继续读书，于是先生到一所中学，给老师刻蜡版。那所中学离家有三、四十里路。后来，又到一所农村小学当老师。先生比较早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半年之后，先生考上在广州的南方大学。“那个时候不懂，大学来招生，看到有国文系，就报考了。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干部学校。那时刚解放，国家需要大批干部。”
“说是读书，其实是培训。三个月培训，就被派到湛江，参加土改工作队，叫城乡联络处。”
“抓地主，乡下的地主躲避土改，逃到城里，转移财产，城市城乡联络处查这些地主，把他们抓回去。”
“后来？后来土改结束，就到海南。海南做什么？种橡胶。那是国家建设，缺橡胶。”那是一九五三年。
“那一段最苦。荒山野岭，砍几根竹子搭个棚子，就那样住。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住一起。热，蚊子多。真潮。四周围的篱笆，刚插上去的木桩子，过不几天就发芽长叶子。竹棚子，离地面几十公分铺着竹板，睡在上面，睡了半年，发现竹板底下长着个大木瓜。”
“还有野兽。一次遇到豹子，远远地望着我们。吓得不敢动。壮着胆子，用手电筒照着它。这时不要跑，一跑，它就追你。你跑不过它。就用手电筒照着它。过一会，它就走了。”
“得了胸膜炎，就是吃点药片，没有其它治疗手段。年轻，挺过来了，但半边肺钙化了，气管被拉到左边，肩膀也跟着歪过来。”
先生在海南岛的橡胶种植场工作了几年，做计划统计工作。那时是计划经济，每年都要制订下一年的生产、管理、财务计划，总有六七大本，每一本都几十页，有很多表格和一系列的数字，每个数字都和前后有联系。开始做的时候总是出错，只要错一个数字，表格就都要从头返工。那时没有计算机，全靠算盘。通宵通宵地返工，越返越乱，所以必须每做一步都很细心，丝毫不敢马虎。
先生说：“我少年时代是很毛躁的，学习也不认真，中学老缺课。”但是，“这段经历，训练出了一个细心的习惯。后来把这个习惯带到了文学研究里面来，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没有把应该看的材料看完了、想清楚，不敢动笔写，总是胸有成竹了才写。”“我现在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条理，井井有条，乱了绝对不行。”
一九五六年，先生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时提前毕业，在文艺理论教研究室工作了一年。“这一年认真看了几本理论书。比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我就看了半年多。这书很不好懂，我就一段一段地读，一行一行地拆开来读，看他的逻辑思路，看一遍不懂，就看看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大概弄明白了。”先生说：“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对于理论思维的训练很有帮助。读理论著作，不在于同不同意理论家的说法，更不在于搬用他们的理论，而应当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训练思维的敏锐性，训练思维的逻辑层次感。”我们读先生的著作，明显能感到这种理论思维的严谨。
一九六一年，师从著名学者王达津教授攻读研究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是国内比较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先生发表了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多年之后，先生提到此事，还觉得这篇论文的观点没有过时。
研究生毕业后，一九六五年初，到赣南师专。赣南师专，后来叫赣南师院。
“怎么去的？服从分配呗！”
那一去，在赣南就是整整十年。先是“四清”，后是“文革”。
罗先生在“文革”中挨过批斗，挨过枪托，下到赣南各县，搞“中小学教改”，常常在只有五、六个学生的山村小学听老师教拼音。但这些罗先生说得不多。说得最多的是赣南的山水。
“赣南的山水真美！”
每当这个时候，罗先生就显出无限留恋的神情，沉浸在回忆之中。
“那山水真美。崇义，空气真好，那山里，真安静，清早起来，山里那鸟叫，真好！”
还有信丰、全南……“赣南十八个县，我都去过。那山水真美。下面的人也好。”还有各种吃的。罗先生知道我是南康人，家在唐江。“那里我去过，大墟镇，很热闹。”
罗先生很重情。那年汕头开会，赣南师专请罗先生顺道回母校讲学。派专车到汕头接，从汕头到赣州，车行正经过赣南山区。我陪同。先生一路不住地往车窗外望，窗外，是他熟悉的山水。先生不住喃喃地说：
“没变，没变，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个样子。”
直到七十多岁，八十多岁，先生还时不时流露出想再回赣南看一看的愿望。赣南是我的家乡。先生很重情，开山纳春，只招我一个博士生，显然带有难以割舍的赣南情结。
在赣南，先生也小小地展示了文才。那时赣南的文教组，写的稿子总也上不了大报。有人想到了罗先生。罗先生动笔轻轻一写，文章就上了《人民日报》。
赣南十年，罗先生差一点没能回南开。那年，他被安排下放，到寻乌，那是赣南最偏远的山区。如果罗先生去了，那里多了一个农民，中国可能就少了一个引领学术风气的大学者。户口迁出去了，行李已经托运，一切都办好了，就等第二天早晨坐车出发。就在这时，罗先生病了。尿血！医生说：“必须马上治疗。下放？我不管，我只管病人。”这一下，治疗三个月，时局政策变化，下放计划取消。罗先生不用去寻乌。
“命运！”
每当谈起这一段，罗先生就要说：“这是命运”。是的，这是命运。如果下放当了农民，不仅罗先生，我的命运也可能要改变。
命运的变化还没有结束。就在这时，师母在天津也病了。师母在中学教美术。师母的绘画书法也极好。也下放，工厂一次事故，腰椎骨被机器甩出的皮带打断。做了手术，安了钢支架。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非常艰难。又是命运，那年天津市给南开大学几个进人指标。罗先生的同学朋友为此四处奔走。但是，中文系不要。如果中文系要了，那年我到学报访问，可能就不会认识罗先生。又是命运。就在这时，学报出来了。“中文系不要，我们要！”没有住房怎么办？“我们有数据室，腾出半间可以住！”
那是一九七五年。那之后，罗先生如鱼得水，也是那之后，罗先生开始拼命。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其实，在赣南的后几年，罗先生就又已经在拼命。先生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很多内容就是在赣南写的。没有书，数据缺，硬是写下来了。回到南开，先生当然更是拼命。
当年，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是南开中文系主任。罗先生下放赣南的时候，李何林先生对他说过一句话：“你要是愿意做学问，到哪里都可以做。你要是不愿意做学问，条件再好你也不会做。”罗先生记住了老主任的话。
仍然非常艰难！一家人挤住在半间资料室。就是那年我到南开学报访问时，罗先生带我们去看的那个“家”。 一张学生用的双层架子床，旁边几个旧箱子，窗前一张旧办公桌，一张旧椅子，就是全部家当。师母卧床不起。先生有一个女儿，那时还小。先生白天学报上班，下班回来，要到幼儿园接小女，然后生火熬药做饭，护理卧病的师母，照护小女，洗涮，洗衣服，全是先生一个人。一天忙碌，收拾停当，已是晚上九十点钟。这才坐下来，看书，思考，写书。常常到凌晨二三点钟，才休息睡觉，睡三四个小时，又得起床。生火熬药做饭，护理师母，送小女去幼儿园，上班。
罗先生的那部不朽著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先生的那个“家”，那半间资料室，那张双层旧架子床，那张旧办公桌和那把旧椅子，几十年来，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南开大学学生第八宿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罗先生刚从赣南师院调回南开，一家人挤住在学报的半间资料室。师母卧床不起，还要照顾小女，白天学报上班，下班忙完家务，晚上九十点钟，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罗先生的那部不朽著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
二
读博三年，先生对我放得很宽。南开的很多研究生，后来写文章回忆，说先生对他们对学风抓得怎样紧，到宿舍去抓研究生打扑克。我读博三年，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管过我。
他只是要我看书。给我讲课，是以文学思想史课题讨论会的形式，参加的有南开的其他的参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成员。讲过先生刚完成的建安文学思想。他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课，校外在天津讲座，我要去听。他不让，说，那都是一般的东西。“自己看书吧。”但罗先生邀请国内知名教授来讲座。印象最深的，是项楚先生的讲座。项楚先生是罗先生大学同学，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的敦煌学家和俗文化研究大家。听这些讲座，真是开阔视野。平时有问题闲聊交谈比较多。谈学术现状，学术界谁谁谁在做什么，谁谁谁的治学特点是什么，谁的东西有货色，谁的东西没有多少看头。先生的眼界非常高。讲到“德才学识”。罗先生说：“最重要的是识。”
专业课简单。“关键是论文。”入学前，我从江西专程到南开，几门入学考试结束，我去拜望，先生就喃喃自语：“论文写什么呢？”入学之后，安顿好住处，再去拜望，先生又是喃喃自语：“论文写什么呢？”开学一些日子，先生说：“写玄学吧！写魏晋玄学与文学。”过些日子，罗先生又说一遍：“写玄学吧！写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
但具体怎么写，先生没说。只是接着说：“做一个目录吧！把相关研究成果找出来。”具体怎么做目录，也没有说。
先生没有多说。后来我理解，这不需要多讲。读博士，重要的是悟。导师最重要的是指导，是指引一个方向。做学术，方向很重要。其余的，要自己悟。脑瓜不开窍，才要手把手地教。这没法读博士，也没法做学问。
先生实际指引了一个大的方向。魏晋玄学与文学是一个方向，先做目录，是又一个方向。原典当然重要，但这是不言自明的。进入研究，自然要知道相关原典，自然要进入原典.
罗先生让我到北京图书馆复印了一部书，台湾某学者的著作。也是做中国文学思想史。这位学者计划用五到六年时间全部写完。罗先生大吃一惊。罗先生也做文学思想史，仅隋唐五代一部，就用了七八年时间，后来的魏晋南北朝，还有明代，每一部都是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台湾这位学者居然只用五到六年时间，就要把从先秦到近代全部写下来。这位学者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已经出版，罗先生正做的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题目完全重合。
罗先生于是一定要看到这部书，看他是怎么做的。我到北京，把这部五六十万字的书复印回来。罗先生看过，释下重负。原来，这部书的写法，政治社会背景一块，作家创作一块，文学理论一块。政治社会背景不过把历史复述一遍，作家创作不过把文学史复述一遍，文学理论则把批评史复述一遍。基本没有什么新东西。罗先生批了四个字：“大而无当。”
我的博士论文怎么写，罗先生没有具体讲。但我明白，关键是实践，自己看书，自己实践去体会。《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他讲的“建安文学思想”就是样板，就是标本。不能像台湾那位学者那样写，不能大而无当。眼界要高，要有货色，有见识。
当时我不知道，罗先生正做《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后来他出了书，我才知道。已经形成了很多想法，但是他当时都没有讲。
他不愿打乱我的思路，他是让我独立思考。
如果那时，罗先生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全告诉我，我可能便捷很多。但是，很可能就完全落到现成的框框里。罗先生的思想太厉害了，我不能不陷进去。陷进去，很可能就出不来。出不来，就很难有自己的思考。
没有办法，只有独立思考，深入到材料当中去，深入到问题当中去。这是训练。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事物之间联系，找到历史发展脉络，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思维的训练，学术的训练，这是切切实实的训练。
这是读博士三年最大的收获，也是后来跟从罗先生二十多年最大的收获。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而且这“渔”靠自己悟出来。先生指引一个方向，一个前景无限广阔的方向，剩下自己去悟，去探索。
头绪一点点清楚了，问题慢慢浮现了，也一步步深入了。论文一点一点出来，一章一章写好，送先生看。第一章，送上去，心悬着，有点像等候法院判决似的。一天，两天，三天。终于等来先生发话。只两个字：“可以。”第二章，先生说：“接着写下去。”第三章，先生指着其中一节，说，“确实是这样。”这一段，是以前没有人注意的。
博士毕业那年，正是一九八九年。到四月。论文正紧张，却很难静下心来。大字报，演讲，游行。到六月，更紧张。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喧腾，骚动。几天过后，一切消停。我重新回到论文。强力静下心来，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时局变动，担心整治秩序，取消毕业。最后一章匆匆扫尾。
显然不满意。罗先生沉想了好一会，决定还是组织答辩。答辩通过，校学位委员会审查。全校就二十几个博士，审查是严格的。罗先生后来告诉我，每个导师要在学位委员会上陈述几分钟，说明论文的价值。那天，罗先生告诉我，校学位委员会通过。
神圣的博士学位。我深知，是罗先生为我的人生提升了整整一个台阶。
八九之后，系班子变化。原来的系主任郝世峰教授，清峻有风骨，传“文革”和批林批孔，人批斗他，他一声不语，只是头往上仰，往上仰。但八九年，他保护系里老师，揽下风波的事，因此下台。罗先生经民选出任系主任。先生一上任，就抓学风，抓学术。
毕业留校。博士论文修改完成，罗先生推荐出版。这时，南方一家出版社，想做《中华文艺理论集成》。从上古到近代，从长篇巨著，到只言片语，凡文艺理论的批评论述，都收录集成。准备做一千多万字。分数卷。邀请罗先生主持做隋唐五代卷。先生找到我，做初唐。而初唐，涉及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文镜秘府论》。我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领地。
这是一次道路漫长的跋涉。先生默默地支持我。我在日本，期限已满，那时先生已是中文系主任，先生毫不犹豫同意我延期，并给我的日本导师笕文生老师写信，表示支持我。同时给我写信，鼓励我。这封信我还珍藏着。信里先说：
“今日电传笕文先生教授推荐你延长时间。今有数事请办：系里年底编辑出版《南开文学研究》，请你将在日研究之《文镜秘府论》版本问题之初步所得撰成一文，以便刊出，字数不限。”这时，罗先生正和傅璇琮等先生筹办一个全国性的古代文学研究通讯，罗先生也让我为关于日本研究《文镜》的进展写成文章发表。
又说：
“《文镜》之课题，望不停留在版本上。我意是：一，日本研究《文镜》之历史及成就；二，《文镜》对日本汉诗发展之影响；三，《文镜》在日本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四，《文镜》版本之流变。”
我从日本回来，着手整理资料，进行研究，给先生写信汇报。先生在新加坡讲学，回信说：“要超过王利器本，并且做到几十年内人们要超过你，须下很大力气，因此须处处小心，一定要有识见。”
先生把很多问题都想到了。大的方向，细的问题。
四卷本《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出版，我第一时间送呈罗先生。先生看过之后，专门打来电话，说：“做得好！做得好！” 后来，四卷本《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和二卷本《文镜秘府论研究》，分获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和二等奖。《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修订三卷本，又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奖。可以说，关于《文镜秘府论》的整理研究，是在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进行的。
但是，一个遗憾是，我没有参加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项目。
记得毕业留校不久，阮国华教授调离。当年，先生把阮国华教授从湖北调入南开，准备让他做明代文学思想史。那天，我去见先生，先生喃喃地说：“不知道小卢能不能做明代。”
至今我还没有弄清楚，先生这是征求我的意见，还是自言自语，是已经确定了，还是在考虑之中。我没有介意。当然，更没有积极去争取。
机会从此错过。那个偶然的机遇，我走进了《文镜秘府论》的领地，而且一直走下去。我不能不走下去。在日本，得到数不清的老师朋友的帮助。寺院长老把四个珍贵古抄本无偿地复印给我，“带回国去好好研究。”又一寺院长老，在那里吃住五天，不但一分钱不要我的，还每天用小车送我去查资料。又是朋友帮忙，看到了即使日本教授也难得一见的非常珍贵的古抄本。日本教授，冒着倾盆大雨，从家里到学校，乘车，转车，再乘车，转车，辗转两个小时，专程送来我需要的资料。在我失去经济来源，极为困难的时候，罗先生的朋友，我的日本导师笕文生先生，个人要资助我三十万日元，那时，这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在中国，尊敬的傅璇琮先生，为我规划蓝图，写一部总结性的整理著作，一部研究性的著作，一部供一般读者用的著作。一个字没写，就为我在中华书局签订了出版合同。
我原只想用二三年时间把它做完。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因此错过了文学思想史。那天，先生对我说：“不要只做《文镜秘府论》。”又一天，先生对我说，现在很多学者，都是手头同时做几个项目，几种书。作为弟子，一些事情我都能做到，包括先生生病，到医院彻夜守护，甚至端屎端尿。我对自己亲生父母，都没有过这样。这时我也六十多岁了。记得有一次，先生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啊！”
我能体会先生的心情，理解先生的意思。后来，我确实没有只做《文镜秘府论》，也确实手头同时做几种书。但都没有回到文学思想史。做《文镜秘府论》，问题和材料一经展开，就不可收拾，顺着做了国家重点项目，唐人作诗法。再后来，受浙江新昌竺岳兵先生临终之托，做了唐诗之路。我恐怕是难以回到文学思想史的路上来了。
跟随先生几十年，一直埋头做事。这些天，往事涌上心头，历历在目。我想到，文学思想史，是先生一生的事业。开山纳春，把我招入门下，显然寄予希望。我显然让先生失望了。先生仙逝，除了悲伤，只有愧疚。
2019年，十卷本《罗宗强文集》在中华书局出版，先生送我一套。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三
但是，我自认，我对先生的学术思想，有着亲身的体会。
先生比较早地规划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形成了关于这一学科的带系统性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以自己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为这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拓开了崭新的道路。
作为这一学术思想前奏的，是一九八○出版的《李杜论略》，进一步深化、完善这一思想的，是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这部不朽的著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这一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典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合创作实践研究文学思想，注意到文学思想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往往自然形成一些时间段落，这些时间段落之间，有内在的衔接，但各自又有特点，各个时间段落，又构成一个统一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就是说，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就是描述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面貌，探索其发展规律。要研究文学思想发展的原因，既要注意政治、社会的外部因素，又要注意文学自身发展中创作和理论关系的因素。
这部著作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已经对影响文学思想的士人心态有所描述。它是一种历史还原的研究，是对文学思想发展本来面貌的描述。它又是一种高度思辨的理论探索，不是简单的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到复杂现象的本质之中，探求其内在的规律，历史不是片断的事实的组合，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这种理论思辨的力量又从行文中自然表现出来，完全没有故作抽象深奥的理论面孔。它把文学思想的发展放在历史文化的氛围中进行考察，但又回归于文学本位，又融入情感，是一种心灵体悟，一种准确细腻的审美把握。这实际是一种学科体系性质的研究格局的典范。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自然是这一典范的发展，稍加考察会发现，国内后来相关的其他研究，在学术思想、研究格局和方法上，很多都受到宗强先生这一著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强先生这部著作对这一学科体系建立的典范意义，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这一思想后来又有发展。一九九六年，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出版。宗强先生进一步提出，要结合士人心态研究文学思想。结合士人心态，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文学思想发展面貌也展示得更为生动壮阔。先生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学思想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但与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和文学史也不一样。“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思想史则是文学思想的历史。……同是研究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本身，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由于文学史研究的是文学现象本身，因之它常常离不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当它描述文学现象时，往往较为全面地顾及其时之作家群落，顾及作家创作的各个方面。而文学思想史由于它的着眼点是文学思想，而且是在史的发展中考察文学思想的演变，因之它只注意文学现象中那些反映新的文学思想倾向的部分，而忽略其余。”“即使涉及同样的作品，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也往往是不同的。文学史分析的是作品本身，而文学思想史则是通过作品追寻其文学思想，它是属于更为内在的层次。”“更为主要的区别，是文学思想史不仅涉及创作实际，而且涉及大量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而这两个方面，在大多数文学史著作里，是被忽略或者被放在次要地位上的。而从总体风貌上看，文学思想史较之文学史，必然更富思辨色彩，更具理论素质”
先生又指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要注意处理文学思想的个别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发展趋向的关系。他说：“从个案开始研究，再扩及作家群落、流派以至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离开个案研究，文学思潮的描述就失去了基础，就无法描述整个的文学思潮。但是，如果仅停留在个案上，就会陷于琐碎，难以把握文学思潮发展的大趋向。我的原则是，着眼于文学思潮的大趋向，而舍弃个案中的若干枝节。如果把一个作家、一个理论批评家的文学观念方方面面都写上，那文学思想史就会杂乱无章。”
先生还指出，“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往细部做，往深里做；要做得很细致”。“除了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整体观照外，还要加强对流派文学思潮、地域文学思潮的研究”。他说，“做某一流派的文学思想研究，可以在局部做得很细，可以研究他们理想的东西，他们的题材选择趋向、审美趋向，他们使用的表现技巧，和这些技巧背后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主张，他们的文学观念之所以形成流派的种种原因，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其他流派的差别与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文学主潮的关系，他们的承传和影响等等”。再就是地域的文学思想研究。特别是明清以后，一些人的生活态度，生活趣味，他们的诗歌，他们的文学观念，带有很浓的地域文化的特点，地域文学思想与主流文学思潮发展的关系，地域文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就是说，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先生都做了系统而严谨的规范。它和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史的区别，它的方方面面，还有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都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楚。在先生的培养和影响下，一批学人正朝这一方向发展，他们正在成长和成熟。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实际已经形成。先生就是这一学科体系系统而严谨的整体规划者，是这一学科的创立者。
宗强先生对士人心态研究这一领域也作了深入的开拓，对这一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有着独立而深入的学术思考，形成了一些系统的思想，这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是他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李杜论略》分析李白任侠、求仙学道、建功立业，追求非同凡响又可以随意享乐的生活的人生理想，分析杜甫的生活理想从非同凡响的抱负到不得不追求温饱，到产生为民的积极思想因素，实际已是在研究士人心态。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分析大历年间文学创作倾向转变的原因，指出，这些文人既怀恋开天盛世，又在经历战乱之后感到理想的幻灭，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现实，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比之于盛唐诗人要淡漠得多。分析白居易创作尚俗尚实的内容由生民疾苦变为贵族的闲适情趣的同时，分析白居易受佛家影响，平生所愿，不过衣食而已的人生态度，分析他仕途顺利、官运亨通的满足感。分析李贺畸形的变态的青春迟暮之感，正是这种畸形和变态，使得他的诗歌思路的展开，他的想像的衔接之处，常常变得异于常人，变得幽微隐约，变得不易确认。分析晚唐怀古、咏史之作的大量出现，分析其中的伤悼情调，表现一种把中兴的愿望化作一声不无眷恋的深沉的叹息，指出，这种怀古倾向，是这时士人对于唐王朝已经失去信心的心理状态的曲折反映，创作倾向的变化，和各个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密切相关。这二部著作，实际已把文学思想的研究和士人心态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了。
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先生更明确指出，“哲学思潮、文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对于文学思想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先生因此写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试图说明，“玄学思潮和士人心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士人心态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审美情趣，影响他们文学题材的选择，甚至影响文体之演变”。这是近代研究士人态的典范著作。
到《明代文学思想史》，这一研究思路更为明确。为研究明代文学思想史，先生先写了《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这部著作，“从朝政变化、风俗变迁与思潮演变的角度，对最为复杂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书中既从横的一面将当时士人归纳为拯世情怀与回归自我的不同心态类型，以及恰当地将徘徊于入仕与世俗之间、心学的狂怪另类这两类士人类型单独提出，以见士人心态之复杂多样；同时又从纵的一面抓住从拯世的巨大热情到希望失落的演变过程，以展现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的全貌”。士人心态研究，同样是明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
旨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因此，先生注重士人群体的研究。他说：“我之所以研究心态，只是为了研究文学思想。因此，我的研究对象，是士人群体。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们的人性的张扬与泯灭。”他也研究个案，但目的也是为了说明群体的状况。他要研究的是动向，和这种动向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关系。对士人心态，他着力研究的是他们的情感世界、人生价值认同、理想追求、生活趣味、精神风貌，还研究他们的审美情趣。因为正是这一切变了，士人群体的人生旨趣变了，审美情趣变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和艺术风貌就变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就变了。
怎样研究士人心态，先生有深入的思考。他说，他研究明末士人心态，涉及事件，而不着重事件本身；涉及思潮，而不着重思潮之内在理路;涉及政局，往往亦不着重于政局面貌之全面省察；涉及社会风貌，亦只在于考察其对于士人心态的影响。研究士人心态，当然注意其“言”。但更要看其“行”，要把言和行结合起来考察、鉴别。“要根据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的行踪、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来与他们的作品印证”。
先生注重士人心态形成原因的分析。他指出，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出仕入仕，是多数士人的必由人生之路，因此，政局的变化就与他们息息相关。此外还要研究社会思潮，研究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其他的因素，比如，家族的文化传统，社党的组合、交往、婚姻状况、以至个性等等。先生笔下出现的，是不同时代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是群体士人生动的内心世界，是和政局变化、思潮变化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画面。在士人心态研究领域，宗强先生实际上走出了自己开阔而独特的学术之路。
历史还原，这是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
先生指出，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意只在于弄清历史面貌，于今日并无实用的意义，但亦依然有其学术价值在。先生又指出，需要处理好当代意识与历史实感的关系,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运用理论思维和现代文学理论成就，是为了更确切更严密地阐释与评价古文论，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决定取舍，而不是以现代面目去改装它，去其褒衣博带，换以巴黎时装。先生指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遗产，由于它的高度的抽象性，由于它的巨大的理论涵盖力，它就存在着巨大的充填空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有可能对它做出更为深入、更为丰富、更为具体的阐释或者论证。
先生指出，历史还原，意味着一切要从一手材料出发。“当我没有看过大量原著的时候，在没有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认真梳理之前，我是不敢动笔的” “往往需要通读一个时期差不多所有存世之作，和作者们的生平材料，才能形成其时文坛风貌的大致轮廓；需要阅读所能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史料，辨别思索，才能对该时期的种种重要事件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理论思辨和探索。这是宗强先生学术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
先生指出，“文学思想史的撰写，对于撰写者有三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国学基础、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没有必要的国学基础，就会陷入架空议论。没有必要的理论素养，就会把文学思想史写成资料长编。”
先生善于从纷繁杂乱的史料和纷纭复杂的现象之间发现和把握其内在逻辑联系，梳理出清晰的史的发展脉络。又善于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总的趋势。先生对很多问题的把握，处处让人感到一种力透纸背的历史洞察力量和入木三分的理论思辨力量。先生善于对历史作深刻的价值阐释和理论分析，善于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先生的著作，总是在宏观审视体现一种整体的理论把握，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眼光。这种理论的把握，又表现为一种平实的描述。寓深刻理论思辨于平实描述之中的文笔，是罗宗强式的文笔。
强调文学本位，注重审美把握，融入浓厚感情，是先生学术与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
先生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需要弄清各种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但研究完那些问题之后，一定要回到文学上来。“假如不回到文学本身，那就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或别的什么研究。”“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
先生认为，所谓文学本位，不仅仅指对于文本的解读，不只是鉴赏、风格之类，也不只是单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它要宽泛得多。“从文学现象、作品的人文内涵、地域色彩、形成因素、承传关系、发展脉络到作品自身的内在结构、意象、境界、词采、声律等等，总之，是文学自身的问题” “我国古代文学的最为主要的艺术上的贡献是什么，一种文学现象、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艺术上的成就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的主流，哪些是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文学作品，哪些应该把它们剔除在文学作品之外，一种文学文体为何产生，如何演变，一种文体与另一种文体存在着何种联系，每一种文体有没有它自身体式上的相对稳定的要求，以及作品本身构成的一系列的‘如何’”。
强调文学本位，因而注重审美把握，注重感性接受，以至感情注入。先生把审美能力看作是文学思想史撰写者的三个基本要求之一。他说：“文学思想是反映文学发展动态的，对于文学发展的动态，没有敏锐的感受，就不可能发现问题。而对于文学思潮发展的敏锐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备审美能力。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创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样新的审美趣味，乃是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都把握不到，那写出来的就不会是文学思想史，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过去，而把一篇并不美的作品拿出来分析，并且把它说得头头是道，那就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面貌写走样了。”“能不能真实贴切地解读作品，还包括对于作品的总体把握，如审美感受、艺术追求、艺术技巧的特点等等”。“不论是文学研究专题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的编写，感性的接受是第一位的。”
先生说：“我读古代的诗歌、古代的散文，对感情浓郁的作品很容易引起共鸣，有一种生命的感发和激动。所谓审美感受，恐怕主要就是对古代作品的那种感情的共鸣，我注意在书中把那种感情的共鸣传达出来，这可能就是我在研究过程中要把个人的感情注入到里面去的原因。”先生说，审美感悟，可能跟个人气质、经历和素养有关系。先生自己就个重情善感。他较早受到古诗词的薰陶，十五六岁时就爱写诗，自幼习画，又爱好欣赏书法碑帖。他的人生经历也坎坷多艰。他说：“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里面包含着很多人生感悟的东西，含有对人性的理解在里面。真切的人生体验对文学研究很有好处。人生多艰，人生不易！但是多艰的人生使人对生命有更深沉的感悟，各种各样的生存境遇和体验，使人对文学作品可能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对人性也会有更深的体会。”先生文学思想史研究著作，处处是审美的把握和美的境界的描述，处处感受到诗人般的生命感发和激动。宗强先生的文笔又是那样优美动人，几部文学思想史，很多地方简直可以当作美文来读。春花春月不足喻其丽，秋风秋霜不足拟其情。这是文学思想史，同时也是审美的境界的历史。他的士人心态的研究著作，也是带着感情写的。他说：“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面对人，就难免有是非褒贬，就难免带着感情色彩。”他笔下那历史风流和凄凉血泪，古人那丰富的感情世界，同样可以体会到作者诗人般的多情善感和生命激动。
既展现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又充满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更有对古代作品艺术风貌审美境界细腻准确的把握与生动重现，如诗人般优美而动情的文笔，这是罗宗强式的学术境界，是一位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体系规划者独有的学术境界。
可以说，我在学术上所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有着先生这样一个学术思想的深深的影响。完全达到先生的境界，是不可能的，但我自认，还是认真地按照先生的路子在走。一切从一手材料出发。努力把材料工作做深做细。不敢说理论思辨，但确实注意分清问题的不同层次，努力寻找纷繁史料和复杂现象之间的联系。做《文镜秘府论》，在日本，历经艰难，深入山林寺院，查清现存古抄本。用整整三年时间，把自魏晋到初唐近三十位诗人的近两千首五言诗，一一标出平仄四声，在此基础上，研究齐梁八病说。研究声病渊源，研究吠陀三声，也用整整三年时间，弄清相关材料和问题，在纷纭复杂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研究声病，研究《文镜秘府论》的创作论和对属论，分析唐人作诗法。可以说，没有先生的熏陶和思想影响，不可能有我后来在学术上做的这些工作。
先生仙逝后，学界有各种评价。有比作当代康德，有与鲁迅、胡适、钱钟书相提并论。我想，关于先生，需要历史来作出评价，要经过比较长的历史认识。但有一点我相信，先生是有思想的学者，这应该是肯定的。具体怎么评价，评价到哪个程度，可能会有争议，但是，这应该是一个需要在整个学术文化史上来考察关注的问题，这应该没有疑问。先生在学术上的影响，应该超出了文学思想史和士人心态研究的范围。这点更显而易见。我没做文学思想史，但我所做的工作深受先生思想的影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跟从先生读博士三年，所做博士论文虽然不太满意，但对我来说，在学术上却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没有先生的熏陶和思想影响，后来所做的那些颇为复杂，难度很大的工作，也不可能完成。我对先生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先生在送我的十卷本《罗宗强文集》上签字。对面墙上，是先生最喜爱的自画作，写李商隐“一春梦雨常㼼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诗意。
四
总觉得先生没走。
4月29日下午，我护送先生去总医院太平间，就跟平时陪先生去医院看病一样。在总医院，看着给先生更衣，身边就是先生，一点没感觉先生走了。
三次梦见先生。
第一次。知道先生已经走了，却总觉得他还活着。很多人来了，像是吊唁，又像是看望。先生果然活着。还是叫我“小卢”。非常亲切。庐山那一句“小卢”，总也忘不了。师母让我陪陪先生，说他需要你陪。我就陪着，说话。说了很多话。还给先生按摩。按腿，按腰。
那是送别先生那天，我去墓地看了。墓地不错，就是感到会太冷清。虽是公墓，但毕竟在郊外野外，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孤零零的，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先生在天堂，是不是感到寂寞？所以要我陪他说话？
第二次，梦里先生对我说，他住的房子要加固。我跟先生的爱女罗健说。那时先生还没有下葬。罗健赶紧到墓地，置办了最好的灵盒，并且察看了墓穴，发现墓穴底部，泥土地，修墓穴时掉下的水泥块，果然不平。于是赶紧叫人铺上上好的汉白玉，于是墓穴整修一新。
第三次梦见，先生说，他在做《玄学与士人心态》续集，给赣南师大做。原来先生给我说过，德才学识，“识”最重要。我问先生，“才”和“识”都重要吧，“才”怎么做到。先生说，经常练。
先生是不是还放心不下他开创的事业？士人心态要有人做下去，文学思想史，也还没有全部做完？他是不是还惦着赣南？那是他生活工作了十年的地方。尽管在赣南受了不少磨难，但他对那片土地的感情还是很深。
处理后事几天，特别累，连流泪的时间都没有。办完事，终于停下来，那天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一整天，眼泪才止不住的流！
先生的一生，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
我想到，先生说过，青灯摊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我在想，青灯摊书之时，陪伴先生的，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这明月，让人想到先生的高洁人格，想到先生研究过的李白的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明月两特达，馀辉傍照人。让人想到先生在人生艰难时刻，特别是在赣南的岁月，先生常常只有如李白一样，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先生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而身在异乡万里之遥，青灯摊书之时，唯窗外一轮明月，可稍慰思乡之情，一如李白所写，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故乡不可见，肠断正西看。而先生仙逝，我们也唯有对着明月，思念先生，一如李白诗所写同，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正是青灯摊书，明月相伴，先生写下了等身宏著，作为学界开山大师，先生开拓的学术新的境界，有如无比壮阔的大海。先生高洁人格，有如翠柏凌霜，孤松挺拔。先生的成就和人格，是学界的一座丰碑，一如五千仞岳而上摩苍穹。
我因此写下：
青灯伴月，有等身宏著，拓文苑新途，三万里河东入海，
翠柏凛霜，树耀世高标，创学林伟业，五千仞岳上摩天。
我想到师恩如海，大德如山，想到先生对爱女，对学生，有一颗慈父之心！想到先生对赣南的深情，在艰难的岁月，先生感受到的是生活之美，山水之美。让赣南如镜犹江，如蓝赣水，清秀的庾岭风光，在天国陪伴先生。我还忘不了庐山上先生那一声亲切的“小卢”。我因此写下：
硕恩似海，怀犹江如镜，赣水如蓝，津涛如雪。
淳德比山，仰庾岭之清，庐峰之秀，盘岳之雄。
有慈父心，孤松骨，长怀庾岭林涛山籁。
创明贤业，硕儒功，永恋津河晨月清风。
我还在想，先生著作所论，从魏晋通贯至明代，先生的学问，是国学基础，理论思辨，文学审美，感情体认，融为一体。先生的成就，无疑在百年学术浪潮中，留下了惊艳的一笔。先生桃李满天下，又有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我还在想，先生有一个温暖的家。师母非常温顺，爱女罗健对先生非常贴心，特别是晚年，照顾得无微不至。先生取得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而且享九十高寿，可以称得上是全福之人。
我因此又写下：
通隋唐魏晋南朝李杜朱明而贯之，千古风云凭指点，
融国学理思审美诗情画韵于一体，百年潮浪任激扬。
拓學壇新域，育滿園桃李，懷邦國情襟，後進尊宗師之譽。
傳百世宏篇，有溫暖家庭，享九旬仁夀，先生乃全福之人。
有学者评价，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我又觉得，可能也标志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先生开创的学术之路，有着无比宽阔的发展前景，先生的著作和思想，将长久地滋养着学界。
先生的精神不朽！先生的学术不朽！先生的思想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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