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德云 视频图像：黄志雄
感谢邻居黎文忠老师
我家位于幸福横巷7号。隔壁再隔壁，是卢姓人家的大宅，这大宅的正门在中山路，幸福横巷的门是后门。这是幸福横巷唯一一间直通中山路的房子。这房子有很多租户，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据说有90多岁的老婆婆，人称细姨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90岁以上的老人可谓凤毛麟角！
卢姓人家的大宅后门前面，有一块空地，边上种了一株桃树。这桃树，可能有几十年树龄了，很大，我常常攀援其上，双手沾满了树上的桃胶。也许是土地瘦瘠，记忆中的桃花并不鲜艳，更不繁盛，所结的果实也很小，我曾偷偷摘过来吃，根本不能下咽。
桃树下的空地，是邻居孩子的活动的场地。在这里，我看过他们赌象棋、公仔纸、烟盒，也看过他们打陀螺。
是的，对于邻居孩子的活动，我只能看，不能参与。不能参与，是因为家里不让我参与。家里不让我参与，是因为邻居孩子总是欺负我。邻居孩子总是欺负我，是因为我家里穷。人穷志气低，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
卢姓人家隔壁的旁边，是一条比幸福横巷更小的巷子。巷中有巷，是幸福横巷的特点。但在地名管理上，这条小巷没有独立成巷，幸福横巷的门牌号码一直编入到这巷子里。屈指算来，这条巷子里面有8间房子，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黎文忠先生就住在其中。
1973年小学毕业照，箭头所指是
黎文忠老师，黎老师后面是作者
黎老师是我最难忘的老师之一。在《48年前的小学毕业照》一文中，我深情地写道：
黎老师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在我所有的小学老师中，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他。
当时我们男孩子都喜欢做弹弓，做弹弓的树桠叉，据说是番石榴树（都城叫石榴树）的最好。当时的郁南县委后面靠水塘的地方种了十来二十棵这种树，我们经常去攀爬寻找合适做弹弓的桠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又去找了，桠叉没有寻找到，却发现附近的甘蔗可以吃了，于是折断了一根，跑到附近躲起来吃。第二天回校，早读时我和同座的罗星同学说昨天在县委后面偷了一根蔗吃。我们坐在第三位，站在讲台上的黎老师应该是听到了我说的，第二节课后，他就找我了，质问我星期天下午干了什么坏事？我以为县委的人发现了我偷蔗吃，告到了学校，哪敢否认？于是一五一十地向黎老师坦白交代了。黎老师批评了我很长时间，我都哭了，他还不放过我，要我写一份检讨书。
中午回家，我从课文簿上撕下了一页，写了一份检讨书，下午上学拿到办公室交给黎老师。我以为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了，没想到下午放学后，黎老师叫住了我，要我带他去县委后面的偷蔗现场。
偷蔗现场离我家和黎老师家都很近，来到现场，我指着剩下蔗头的甘蔗告诉黎老师，我就是偷了这一课的。黎老师看了看，拉着我到番石榴树下，蹲下来，和我谈了很久。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无论我如何努力回忆，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投入鱼塘的番石榴树枝桠，随着微波一晃一晃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为人师表，我每每想起黎老师对我的教育，我不得不承认，这只有黎老师这一代的老师才能做到，或者说只有黎老师才能做得到，我真的无法做到！
幸福横巷似乎没有什么历史文化积淀。但近年来，我常常会想起巷子里一间叫天禄阁的房子。
箭头所指是天禄阁
这座房子青砖白灰，二层。要进入这房子，得上三级台阶，然后是一个小平台，小平台比路面高出约3尺，站在小平台上举头而看，是二楼延伸出来部分的楼板。走过这个小平台，才是房子的大门，屋内陆面与小平台持平。如此一间房子，我越来越相信它不是普通的民居。
天禄阁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名，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但那是陕西省西安的天禄阁。郁南旧县城建城街郊区，也有一座天禄阁，是清代的书院。道光十年《西宁县志·卷四·建置（上）·学校》载：
天禄书院在西门外，乾隆十二年知县刘斯组建，寻圮。嘉庆四年重建，祀知县刘斯组。
幸福横巷的天禄阁会不会是书院呢？在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它的历史资料之前，我是不应该作过多的猜测的。
天禄阁当年是房管的出租屋，因此住过不少人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拉大板车的搬运工，在文革中被“三结合”到县交通部门的革命委员会。有人可能会说，此人是不是在文革中敢冲敢杀，因此得以上位的？虽然我不大了解当时的情况，但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出身贫苦，根正苗子红，文革后也没有受到处理，仍然担任交通部门的领导职务。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必须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为了做到“三结合”，县里交通部门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有一位群众代表，他不过刚好符合条件而已。
那时候，每到夏天，大人小孩都会到西江游泳。一天晚上，这位拉大板车的领导的大儿子到西江游泳没有回来，把他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又是到江边找，又是到街上找的。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位拉大板车领导的大儿子被淹死了，万万想不到，第二天中午，他竟然回来了！原来他在西江游泳时，刚好有一艘花尾渡（曙光客轮）停靠都城码头，旅客上下船完毕后起航，他攀着的花尾渡的舵叶（口语軚）溯西江而上，到了长岗码头，花尾渡靠岸，他就悄悄地游到岸边，上岸到他外祖母的家。外祖母得知外孙子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的，吃了一惊，第二天上午即打发他坐渡船渡过西江到都城均埇，然后沿着大堤，步行10里路，回到天禄阁的家里！
从照片看，如今的天禄阁进行过维修，瓦面翻新过，上部的墙体也重新砌过砖。不知道它如今还是不是房管管理的房子。
天禄阁隔壁的后面，是街组长四公的房子。因为前后左右都有房子遮挡，四公的房子几乎无法采光，非常黑暗。和我一起在云硫中学教过书的练老师，在西江中学补习时，就在这房子住了一年。
当年背地里大家都叫四公为“盲四”。其实他并不盲，走路完全没有视力障碍。我还见过他晚饭后和邻居一起在门前打扑克，不过扑克牌要贴着他的左眼才看得清楚。
四公担任街组长，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为人民服务。他对工作十分负责。我们幸福横巷属于四街居委会，和全国一样，那时候的四街居委会每天晚上也要开会学习。四公每天傍晚都要挨家挨户通知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到四街居委会开会，风雨不改。
都城当年的清洁卫生搞得很好，名扬西江。夏天，我们幸福横巷每周要灭蚊两次。灭蚊药是四公从居委会领回来的，他和在前面房子居住的阿苏一起，用自来水兑成一水桶，然后抬到每家每户门前让大家购买，5分钱一口缸。记得有一次水大，四公和阿苏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只舢板，给每家每户送来灭蚊药，也是5分钱一口缸。
母亲极少参加居委会的会议。但1969年的一段时间里，母亲每晚都参加由四公主持的、在幸福横巷一间叫斋堂的房子举行的会议。为什么母亲这么积极参加会议呢？原来会议是评定每家每户的家庭成份的。文盲的母亲也知道兹事体大，不可缺席。我于是跟着母亲参加会议。会议开始，照例要高唱《东方红》。集体高唱《东方红》得有人起头。我当时在心里嘀咕：四公会唱《东方红》吗？他能给大家起头吗？没想到这边厢四公已说：“下面高唱《东方红》。'东——’预备——起！”大家随即唱了起来。这时候，我明白了，为大家起头唱歌，唱一个字也是可以的！
二姑家的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拆旧建新了
离四公家没几间房子，是二姑的房的家。二姑家门前载有一架葡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门口栽一架葡萄，是非常有诗情画意的事儿。二姑家栽的葡萄是绿色、果实很小的那种。她的大儿子曾与我父亲在衣架厂当过短暂的工友，一天父亲放工经过，恰好二姑大儿子在摘葡萄，他摘了一串给我父亲。父亲将葡萄带回来给我们吃。说真的，并不好吃，太酸了！二姑家的雅不只是栽葡萄，还在葡萄树下养了3只鹅！小时候，我当然不会有什么隐逸情怀，只是在心里想，那一天我们家也栽一架葡萄养两只肥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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