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的另类理解
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之纵横》，展现了战国末期策士们的才富故事。然而相对于孙皓晖先生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而言，人们不易从前者那里体会到后者中的浩然正气。彼此在历史真实与表现风格方面的不同追求姑且不论，策士靠出售自己的才智正反两方面的表现对当今商家的启示当是共同的：要想在商场纵横中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贵在弘扬才富正能量。
知识红利需要改革助推
在电视剧中，张仪入秦直言自己是为名利而来，希望自己在秦国获得高官厚禄，并不否认自己是“势利之人”。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策士阶层利益意识的觉醒，而且这种解释更容易让满朝文臣武将所接受，表明主流舆论也希望邦国获得知识红利。如果仅仅满足于此，人们仍然看不出谋略交易的正当性；而孙皓晖先生的小说铺垫表明，谋略交易的双方都应当有一个正当性的选择标准。纵横策士的首选，是这个邦国改革的更为彻底。
改革的“效率需要”为才富的供给提供市场。“效率需要”指的是一个实体在整体上有追求更强、更高、更优的目标，是谋略、模式等知识交易的正当性基础，否则就容易成为相互苟且、相互利用。在孙皓晖先生的小说中，苏秦听从他父亲的劝告，把游说的第一个目标临时变更为洛阳王城里的周天子。他明知这只是一个过场，但还是提出了一个让天子个人振作起来，让周王室中兴的谋略。周天子的回应似乎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甚至根本没有回应。这显然与周天子的饱食终日有关，与其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不如说周王室没有进行过改革，缺乏这方面的机制。与此相反，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在列国中改革的最为彻底，急需改变虎狼之国的形象。因此在电视剧中，张仪的相王之策才在秦国很快找到“买主”。
只有当改革冲破既得利益格局后才富的价值才能变现。在企业管理中，对才富的承认，往往意味着对现有利益格局的突破，比如授予科技人员一定的股份，让他们享有剩余所有权。假如在股权结构上不肯作出一定的调整，才富的价值就很难脱颖而出。在战国纵横时期也是一样，作为一介平民要想跟王公贵族们平起平坐，没有改革成果的巩固是很难想象的。假如秦公赢驷没有将甘龙杜挚这些老世族中的顽固势力镇压下去，商鞅变法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电视剧中的张仪不可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平步青云。即使勉强被授予高官，也难以在邦交活动中有大的作为。其实，在策士之风兴起之前的孔子，也属于出卖知识的人群，可惜他不想寻求改革力量的支持，四处碰壁，甚至有了陈蔡之厄。
改革的活力是才富变现的重要条件。在孙皓晖先生的小说中，一流的策士有个特质，就是“无功不受禄，士之常节也”。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以自己的知识才华换取高管厚禄为最终目的，而是要真刀真枪地干一番事业，建功立业。当公孙衍的主张没有被秦公赢驷采纳后，立即辞去了高官。苏秦也是如此，他在秦公赢驷及其肱股之臣面前呈述了强力统一的称霸路径，令赢驷刮目相看；然而当苏秦发现赢驷君臣更看重当下的发力点，无意亮起称霸大旗时便慨然告退。虽然赢驷许之以上卿高位，他也不为所动。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才富并非仅仅是对现有蛋糕的划分，而是对将蛋糕做大之后的分享。而蛋糕能够做到多大，要看改革所能焕发的活力能有多强，并非仅仅靠奇才的设计多么精巧所能决定。
才富正果离不开慧眼明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才富正果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条件，又要历经一个过程。这既需要知识的提供者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不是简单的投机；更需要管理者慧眼独具。在战国时代，如果说一个立名之士好像是在出卖自己的智能辩说，那么成功之君更像是一个买主。识货不识货，固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更取决于他是一个明君还是一个昏庸之辈。潜在的逻辑是不乏人才，似乎不存在当今之世有没有大师级人物的问题。
有作为的企业家应当善于见“微”知著，识得才富“潜力股”。苏秦张仪并非生来就是挂数国相印、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有过穷困潦倒的时候。比如张仪初涉职场的时候，只不过是楚国贵族门下的一个普通门客。张仪有幸参加了楚国太子熊槐（电视剧中所说为令伊）的一个宴会。熊槐很高兴，拿出了一块珍藏已久的玉璧，让大家传递欣赏。宴会结束时，那块价值连城的玉璧居然不见了。在查无结果的情况下，有人推测，出身高贵的人不可能是凶手，只有那种低微卑贱之人才会干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张仪的地位最卑贱，窃玉的人自然是他，结果把张仪打了个半死。在我们今天看来，楚国的贵族显然没有发现张仪身上的才富足以构成一只“潜力股”，后来被张仪窃城、窃国而去。
藏玉之石为璞，而璞则浑如常石；能够识璞得玉，启用没有名气的小人物的确不容易。然而，当一个人才盛名在外，堪称一代名士的时候，企业家不惜天价引进、“买入”之后，要想结出正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除了善于识人，还有一个善于用人的课题。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企业家有可能罔顾社会责任，在利欲膨胀中驱使、透支才富，将才富用在歪门邪道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一双慧眼被利欲麻痹，再好的谋略也难以实施下去，或者因执行走样而功败垂成。面对强秦的威胁，六国的合纵谋略无疑是正确的；正确的谋略之所以执行不下去，就是因为六国的君主为利欲说惑，比如被眼前的利益或者后宫、权臣的介入所俘获。即使有人投机，也看不出那是投机，极容易为投机者所利用。
应当承认，在“强以兼人、弱以图存”的战国风云中，或大或小的国君都摆脱不了政治、军事的博弈格局；问题在于，不能让这种博弈之风在内部蔓延。否则就会带来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在唯利是图的纷争中造成是非界限的模糊，使得才富的运用失去统一的正当性基础。秦国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甘龙杜挚这些老世族中的顽固势力被镇压下去后，基本属于上下一心。而在山东六国，合纵连横的博弈在不同层次间演绎着，基本道义被利益的趋背所左右，正当性也可以拿来换钱。比如收受多重贿赂当是重罪，但是当国君问一个重臣是否收受贿赂时，这位重臣爽快承认：这不妨碍国君合纵连横的大计，我又从中得到好处，何乐不为？国君的回答竟是：“然”。如果这也算收获才富，得到的肯定不是龙种。
在正能量中打造多元人才
策士之风盛起，可能既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又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事实上，并非只有纵横策士在天下一统中发挥的才是正能量。相对于企业而言，做大做强不能仅仅靠收购、兼并、重组来实现，关键在于创新实力的领先，即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也就是说，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需要集聚更多类型人才的正能量，不能满足于在同质化竞争中的“处士横议”。同一类型的人才一哄而上，很容易在相互做局中被误导。
适时提升竞争水平，从短兵相接到集聚多元才富。战国文献中识才、用才的故事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那就是不可挑战君权，摆正君臣关系，颇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要坚持“自主创新”。应当承认，相对于一味模仿、跟进而言，提倡自主创新是必须的。然而当市场竞争从短兵相接提升到较高层次时，过多强调才富的臣服归属，就很容易固步自封。
当华为公司从进入当时竞争最激烈的通讯市场，成长为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之一之后，对“自主创新”有了新的认识。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在与华为2012实验室科学家座谈中指出，“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应该更多地加强开放与合作”，反对过分“自主”。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才富战略：在将才富据为己有与大胆借用别人才富之间实现平衡。
对相关主体进行合理的利益安排，鼓励诚实创新。纵横策士在力量聚散方面翻云覆雨固然有自己的优势，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只能坐享“口舌之利”，具体让他们安排生计，可能是废物一个。出现这种情况原本正常，问题就出在将生活中的这种不足视为清高，豁免了他们的应付责任。如果只对他们奉为上宾，那么操作型人才以及实体经济中的人才就得不到重视，造成社会发展的畸形。自2008年以来蔓延的全球经济低迷中，有专家认为是发达国家过度消费造成的。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金融工具的伪创新、过度创新，否则这种经济低迷就不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校正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限制华尔街精英们的天价高薪，鼓励顶尖人才往实体经济回流。
优化才富结构，以创造出的价值来体现和检验才富的正当性，从而最大限度的弘扬才富正能量。对现有的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固然可以形成一种才富，但是对现有的要素逐项进行优化同样是获得才富的重要途径。后者可能更可靠，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即使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要素，只要通过自身的优化脱颖而出，都可使所在系统的组合重新洗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现有的要素逐项进行优化更符合现代企业“创造价值”的理念，更具有正当性；而对现有的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常常谋划于密室之中，难免有厚黑之嫌。我们在这里无意厚此薄彼，只是想指出，有作为的企业家应当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正能量中打造多元人才，切实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构建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才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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