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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和他的粟特渊源

安禄山和他的粟特渊源

喜欢读历史的同学大概都不会错过唐史,所谓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自豪的一个朝代。唐代不是疆域最大的,也不是经济上最富庶的,但是唐代展现出来的是一个高度开放自信的时代。唐朝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和精神文明(诗画书文)也都到达了一个顶峰。那个时代的女性,也有着和后来朝代完全不同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在唐时出现了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我说的是真正统治着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女皇帝,闲杂人等不算),绝对不能算是巧合。

所以很多中国人非常厌恶甚至过度黑化安禄山这个历史人物,因为大唐之殇始于安史之乱,似乎在安史之乱之后我们曾经欣欣向荣令人神往的大唐渐渐地颓废以至于最终被朱温所取代,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代。

在研究中国的中古史时,为什么会出现隋唐这样的统一帝国一直是一个让众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一般认为,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塞外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汉文明开始了长达三百年的漫长而痛苦的融合之期,而最终结出了隋唐统一帝国之果。

用陈寅恪的话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也就是说,隋唐帝国的形成,是在中原文化已然颓废的情况下注入了新鲜的塞外精悍之血,再现生机,才有了大帝国的形成。

那么,这个帝国为什么衰落以致分裂了?陈寅恪的观点认为,安史之乱才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水岭。可见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至为深远。过去,我们更多的是看安史之乱后政治格局的改变,皇帝不相信大臣,中央的禁军统领(逼杀杨国忠的就是禁军统领陈玄礼)变成了宦官,藩镇林立形成了地方割据武装。大唐与回纥的绢马交易每年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丝路断绝,每年最可靠的经济来源是淮南道,剑南道。

但历史总有被人遗忘的角落,除了安禄山史思明这些胡人挑起的安史之乱外,那么其他胡人的命运是不是也随着这场叛乱开始发生改变?北大教授荣新江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中,提及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安禄山的粟特背景在安史之乱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基于安史之乱的知名度,安禄山对于普通大众来讲不能算是太小众的人物。但我们提到安禄山不外乎几个方面:肥胖的身躯,迅捷的胡旋舞,胡人的出身,狡诈的个性。

 《安禄山的胡旋舞》

图片来自网络

但历史上真实的安禄山到底被什么样的正史掩盖或者忽略了呢?如果不能正确的认识安禄山的背景,那么也很难认识安史之乱为什么改写了中国古代史的走向。

一切还是要从粟特人说起。。。

粟特人,就是中国史籍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的本土是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在西方的古典文献中,这一地区被称为Sogdiana(索格狄亚那),也就是粟特地区,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粟特地区:昭武九姓的故乡》


史书上记载,安禄山是杂种胡,他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阿史那氏的女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突厥的阿史那氏不是普通突厥,他们属于后来后突厥汗国的所谓“蓝突厥”中的两个大族群“阿史德氏”和王族“阿史那氏”中的一支。安禄山的身世比较复杂,抛去那些自纂的成分,他的生父原本姓康,是个标准的粟特人,他的养父姓安,所以安禄山姓安。

曾经有争议,安禄山究竟算粟特人,还是突厥人。从血统来看,一半一半。从文化认同宗教习俗来看,更倾向于是粟特人。

安禄山的生父姓康,康是粟特大姓。所谓的粟特人的国家,每一个国都是一个城邦而已。康国在粟特就是撒马尔干(Samarkand)附近,中国史籍中被记为康国。如果不知道撒马尔干的,请参考《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坐风筝帮助成吉思汗攻陷的那座城池,那就是撒马尔干。

安禄山很小就随了养父安延偃的粟特部落生活,这个部落实际上是寄居于漠北突厥汗国的粟特人的部落。所以安禄山出生在康国,生长在突厥之地的粟特人部落中。在天宝八载(749)树立的《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上,安禄山以“常乐”为自己的郡望。常乐毗邻敦煌,实际上是一个粟特人聚居的粟特聚落或者后来的乡里。

从安禄山的名字来看,“禄山”意味着“光明”,是一个典型的粟特名字,因为粟特人属于伊朗系,他们信仰拜火教,也就是祆教。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安禄山这个所谓的“杂种胡”实际在文化认同上是个入华的粟特人。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中已经不再存在了,实际上粟特人起家的过程是跟突厥汗国对丝路的控制绑定在一起。出于地缘优势粟特人的特点是通晓各国语言,善于经商,是一个拥有着高度文明的种群。当突厥汗国崛起占据了丝绸之路后,他们依靠粟特商人来帮助管理丝路。粟特人的发家致富实际上也有点像突厥汗国中的红顶商人,他们半官半商,一方面自己经商,另一方面由于语言优势担当突厥的外交官员,连接着东罗马和中原。这些都是粟特人在丝路中独有的价值优势。

在突厥崛起之前,丝路的西段是经由波斯去往东罗马,当突厥直接开通丝路北道,从波斯以北穿越咸海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直接通往东罗马,丝路就完全摆脱了波斯的影响。从前在丝路上是由波斯商人起了连接作用,而在突厥崛起之后,就变成了粟特商人才是外交官才是丝路的使者,他们的身影自西向东,无处不在。

《古丝绸之路(含丝路北道)》


1907年英国学者斯坦因曾经在中国敦煌附近的汉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了轰动学界的一组《粟特古书简》,此组文书不知何故遗落在烽燧的夹缝之中。从该组古书简中的第二号书信所载内容来看,很多学者认为属于公元4世纪初永嘉之乱时期。此时的粟特商人明显的已经在从晋都洛阳到中亚之间开辟了成熟的商路以及聚居点,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学方面发现的最早关于粟特商人的文书实物。

而所谓的粟特聚落,就是粟特人进入突厥汗国或者中原王朝的移民聚居点。在中国境内,尤其以敦煌附近,河西走廊之上为多,起初为聚落形势,由粟特人的宗教领袖“大萨保”管理,后期入唐后开始转入正常的乡里行政组织,所以就不太能看出来是否是粟特人的乡里。安禄山自认为的家乡是敦煌附近的常乐“,其实就是一个著名的粟特聚落点。

在汉人地区聚居的粟特人往往呈现汉化的迹象,他们热爱中国的文化,在自己的庭院里修起中式的亭台,当汉化几代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甚至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在近期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的得到证实。

但是在突厥的粟特移民点,实际上是有着游牧民族习性外加粟特人宗教信仰的部族,突厥化的粟特人。安禄山的养父安延偃所在的部落就是这种突厥化的粟特人。像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善弓马。甚至在晚唐时期突起的一股军事势力“沙陀人”都是跟粟特人很有关系。沙陀人通常被认为是突厥的一支,沙陀的骑兵勇武善战,以密集骑兵冲击军阵著称。但是沙陀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就是粟特人。所谓沙陀人石敬塘的石,就是昭武九姓中“石国“的那个石,他们也是粟特人,最终在五代时还称帝“后晋”。

虽然粟特人在五代之后已经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但是他们的后代“康”“石”“米”都还在,尤其是康姓米姓,并非中国古代姓氏,现在的康姓米姓多半都是粟特人的后裔。北宋时的大书法家米芾,就是粟特人。

新旧唐书上记录的安禄山通“六番语”“九番语”指的是安禄山通晓多种语言,像大多数的粟特人一样。

关于安禄山的造反以及最终被杀的过程,大多数同学都已经非常清楚,不值得具体加以描述。但是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为什么在安史之乱被平叛之后,在河北当地安禄山史思明居然被当地人称为“二圣”?甚至当后来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了笼络河北当地民心,要为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建立“四圣祠”。

这个事情很诡异。已经被平叛的安史叛军,就算是后来统治河北三镇的多是安史旧部,但在朝廷对于安史之乱的性质已经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为何河北当地还是对安史称“圣人”?后来拆除“四圣祠”之后,朝廷还要特别加以嘉奖。除了他们在河北的民望之外,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细节呢?

之前我们说到,安禄山其实是粟特人,而粟特人的信仰就是祆教,也称拜火教。粟特人属于东伊朗系人种,其实唐时的胡人,尤其是杂种胡多半是指东伊朗系的胡人,除了粟特人之外,之前我们说过的于阗人也是属于东伊朗系胡人。

所以当安禄山跟哥舒翰套近乎的时候,他所说的意思是:哥舒翰你是半个胡人,半个突厥人,和我一样。他说的哥舒翰的“一样”,指的是哥舒翰的母亲是于阗国的王族尉迟氏的公主,他的父亲是突厥人,所以哥舒翰也是半胡。

《安禄山事迹》卷上云:

翰母尉迟氏,于阗女也。禄山以思顺常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

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胡人和突厥人有什么区别?

从安禄山的自认来看,他认为自己是胡人,学者认为唐时的胡人一般指伊朗系的杂种胡包括粟特系和西域的胡人像于阗人,而突厥指的就是漠北突厥汗国的族群。所以虽然都非我族类”,但是“突厥”不算唐时的“胡人”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就有着安禄山同源的粟特胡人的形象。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盗图》

关于安禄山的宗教信仰祆教又是怎么回事呢?

祆教,也就是源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也许另一个译名查拉图斯特拉更有名一点)教,该教遵从的大神叫阿胡拉·马自达(Ahura Mazda),意思是光明之神。马自达的车标即来源于该教。在粟特人聚居的地方,一般都修有祆祠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这些已经被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此外由于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大量文书,我们对于敦煌沙州附近的粟特聚落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譬如,在沙州城东一里的地方,就是由粟特人组成的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所在,这里原本为粟特人聚落,后改为乡里,但仍为粟特人聚居地,故此修有祆教祠。

即便是在隋唐帝国的首都长安,胡人聚居的布政,醴泉,崇化三坊中都立有祆祠。洛阳的情况也差不多,南市是粟特人活动中心,其旁边的会节坊,福善坊也都立有祆祠。

粟特人留下的痕迹除了近年来出土的粟特富商的墓葬外,敦煌附近出土的文书壁画外,还有的就是祆祠。目前中国硕果仅存保存完好的祆祠也就是山西介休的祆神楼。

《山西介休祆神楼》

图片来自网络

《安禄山事迹》卷上云:

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

据荣新江教授考证,这个祭祀活动全称都是胡人参与,而且安禄山特别着胡服,说明这里从事的是胡人自己的祭祀活动。这里的祭祀的“天”实即“祆”,这里胡人所祭祀的“天”就是“祆神”。唐以前汉语中没有祆”这个字,一般都是用“天”代替“祆”字,“天神”即“祆神”入唐以后,有了祆”字,人们就不太注意“天”和“祆”的区别,也就忽略了这里的“天”指的就是“祆”神。

祆教崇拜光明,太阳,俗称拜火教。(跟小昭那个不太一样哦,那个已经是二代的摩尼教)。安禄山的名字本身就是“光明”的意思,也即祆教所崇拜的光明之神。事实上,如果从胡人的角度来看,安禄山在胡人中间,无疑就是祆教“光明之神”的化身。他死后,史思明追谥号曰:光烈皇帝,同样也是“光明”之一,非常具有祆教色彩。

荣新江教授同样指出,安禄山的母亲史载“突厥巫”,而“祷轧荦山神”,很有可能是突厥化祆教中的“光明之神”。《新唐书》所记安禄山等人的祆教祭祀活动也有“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

所以史书虽然没有具体提及安禄山的宗教信仰,但以河北胡人众多,安禄山的军事主力是番兵番将,可以想见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号召境内的粟特胡人,并且利用“光明之神”的身份来号召民众,他使自己成为胡族百姓的宗教领袖,这种号召力也是安史之乱的宗教背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实,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尤其是关中地区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尤其对粟特胡人的排斥,这也代表着唐朝从开放自信包容的朝代走向了内敛回收的方向。此时,在关中的大量粟特胡人要么修改祖籍,抹去粟特渊源,要么移民至对胡人还比较友好的河北地区。

其实在哥舒翰守潼关时,唐玄宗对哥舒翰的各种猜忌,包括像后来叛乱的仆固怀恩,都是李唐王室对于胡人将领提防与不再信任的标志。所以说,除了政治格局的改变,经济状况的恶化,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的改变之一就是对异族将领再也不信任了。在此之前,无论何种族群,何种出身,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在大唐担任要职,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彼时的大唐,堪称荟聚各界精英,而安史之乱后,一切都变了。大唐不再自信,之后的中国走进了中华古典复兴之路,入宋之后甚至变得更为内敛。回想隋唐大帝国出现的契机,是源于塞外民族的野蛮精悍之血的汇入,而安史之乱,直接把唐帝国带去了另一个方向。所以说,安史之乱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至为深远,绝非表面上一场叛乱削弱了李唐王朝的统治那么简单。而中国的政治地缘格局,从此出现了南(汉人政权)北(辽,金,蒙,后金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北京也从此变成一个军事政治中心,一切始于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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