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视觉艺术，是汉字艺术化的再创造，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本文从造型艺术出发，揭示汉字蕴含的中国文化特质，分别阐述了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在中国书法中的体现和运用，从视觉艺术的观照中感知深层的美学意义，从而揭示出中国书法艺术蕴含的丰富而广泛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中国书法；汉字；艺术载体；书法艺术；文化特质
中国书法艺术是以汉字的方块结构和复杂多变的线条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视觉艺术，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从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出汉字造型美的特质，而真正的书法艺术起源于汉魏六朝时期，在隋唐即达到鼎盛。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具有鲜明的实用性与艺术性，蕴含着深刻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书法艺术的美学意义主要表现在力量之美、和谐之美、变化之美等方面；文化内涵则体现在其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的融合上，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精神的直接体现。
一、中国书法艺术与儒家文化思想
在儒家的“六艺”中，书法是一项重要技能。唐代张怀瓘《书断》：“文章之为内，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这一论断强调了书法的重要作用，即“书以载道”功能。[1]通过书法艺术，人的心灵世界得以呈现，人性得以彰显，人的理想情操得以寄托，人的视野得到扩展。
儒学倡导以中庸之道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其核心就是讲求中正、中和、无所偏向。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在书法艺术中，就是讲究笔法、结构、形体、章法等的协调适度，力求达到不偏不倚的艺术效果。汉字是方块字，从整体结构来看，不外乎两种形式：独体字和合体字。从形态上看，所有的汉字都有一个几何中心。从笔画的多寡来看，从一笔到几十笔不等，变化多样。在书法艺术中，必须认识到汉字间架结构的重要性，必须掌握两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重心平稳、疏密相间。所谓“重心平稳”，就是要把握汉字的重心所在，使得书写能站得稳，无偏斜之感；而“疏密相间”，就是要协调汉字笔画的肥瘦、长短，做好笔画之间的照应，讲求笔画之间的搭配。所有这些书写原则都遵循了儒家的“中和”思想。[2]
从书法艺术中汉字的结构比例来看，汉字的每个部位都有明确的比例要求。当然，各部位的比例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只有恰当地安排汉字的各个部位，无论笔画的多寡，结构的繁简，那么呈现出的书法才会美观自然。例如，部分左右结构的汉字中，左右两部分所占的比例应相等。汉字“温”“放”“政”“收”等字；还有一些左右结构的汉字遵循“左窄右宽”比例原则，这个比例大致是一比三。[3]例如“儒”“德”“禅”“位”等字；对于部分汉字，则遵循“左宽右窄”的比例原则，左右之比为二比一或三比一，例如“都”“领”“郡”“刊”“和”等字。书法艺术中的比例原则也是儒家中和思想的反映。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书法中的中和，首先要考虑这个字的整体形象，其次就是重心稳定，疏密均匀。同时，书法者表现出的情感要适度，不能超出理性的范畴，保持平和的心态，不急不躁。书法者用笔必须圆润和畅，做好曲直、方圆、平侧、驰速、断连等原则的对立统一；书写要求处理好对称、变化、平行、向背、主次、附丽、相让、穿插、疏密等结体原则之间的关系。书法中这些原则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汉字的协调之美、对比之美。[4]
此外，儒家还强调“书品”与“人品”。“人品”的好坏决定着“书品”的优劣，汉代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这充分说明书画艺术与人的精神情感是密不可分的。从书法中可以窥见人的心性、道德理想和情操、志趣和抱负。“心正则笔正”，书法就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它借助流畅的线条和音乐般的节奏力度展现书法的意象，表达作者深厚的情感。[5]
儒家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注重生命的成长、充实，追求至善至美的终极目标。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就是追求尽善尽美，表现出遒劲、浑厚、庄重、雄浑、磅礴、高雅、壮阔、浓郁、沉稳等特质。书法艺术展现出的上述特质体现作者的人生理想与追求，起到了抒发性灵、展现自我的目的，也是作者创造力的体现。[6]
但是，儒家的“五常”观念和规矩思想也对书法艺术产生了消极影响。具体来说，这些思想禁锢了书法的创造精神和自由精神，使书法过于注重“法帖”的权威性，重视模仿，其中不免出现循规蹈矩、呆板保守的弊病。
二、中国书法艺术与道家文化思想
与强调“人道”的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则强调“天道”，主张“道法自然”，这就是说，人必须顺应自然的法则，不事雕琢，追求天然。“法天贵真”，顺应万物之性，追求自然之美。“真”就是自然，就是美的体现。要求书法者崇尚自然，在自由的艺术天地中进行创造，张扬其个性，“标新立异”，自成一体。与儒家不同，道家文化对书法的影响则表现为不拘一格、不囿于法则和规则的限制，要向自然学习，在自然中汲取艺术的灵感，展示独特的个性和自由的心灵。
道家书法作品的要旨，就是尚自然、寻真实，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刻意雕琢、泯灭灵性的刻意求工，真正做到挥洒自如、直抒胸臆、游刃有余，达到“技到无心始见奇”的艺术效果。
《老子·道经·第二章》：“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段话阐明了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书法中，体现为“有”和“无”的对立统一。书法中提到的“重心平稳”“疏密匀称”可以用道家的“有无”来解释。这里，“重心”和“密”就是“有”；“疏”则是“无”的体现。无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笔画简略还是繁杂，每个字都有它的重心。在书写中如果忽视重心的存在，就无法保持字的平衡，造成偏斜之感，影响字的美观。道家“无”的观念，就是注重留白的作用，在留白处做文章，安排好各点画间的空白，使点画间的距离疏密有度，比例合理，而不是平均分配。具体说来，对于笔画较多的字，要做到紧凑而不拥挤；对于笔画较少的字，要做到宽松而不单薄，达到稳妥含蓄而不呆板的目的。例如书法中的布势原则有相让与穿插。所谓相让，就是借用另一部分的空隙，使笔画得以自由舒展，最终达到各部位之间紧密联系的效果。在书法中，“著”这个字的草字头让下面“者”的一个短竖直入，这样上下各部位衔接自然，联系紧密。再如“曜”上面的“羽”字，中间要留出空间，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下面“佳”字的一撇伸入，达到紧凑匀称的效果，避免了左右部分比例失调。所谓穿插，就是字的各部位在占据自身空间的同时，又要把笔画伸展到对方闲置的空间里，互相插足，形成犬牙交错之状。[7]穿插分为左右穿插和上下穿插，如“驱”“勒”“群”“峰”“奄”“安”等字。穿插要求顾及到各个部位，不能有所偏移，疏密、长短、大小都应该是匀称的。此外，书法布势中还有“附丽”原则。这就是说，字的一部分要附在另一部分上，两者是不能偏离的。遵循这一原则的字一般是以曲附正，在书写过程中要有主有次，主要的那一部分要写得端庄凝练，而旁附的那一部分要富于变化，多姿多态，动静结合，例如“都”“连”“鼓”“兽”“疑”等字。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充满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其中蕴含深刻的美学意义。汉字的象形特点是有理据的，它具有鲜明的客观性，而书法艺术正是将这种客观性人格化，赋予书法以人的个性特点，倾注了情感，包含着筋骨、血肉和气息，既生动又形象。这在老子提出的“大象无形”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要做到这一点，在书写中就不能拘泥于线条的具体形象，而应注重线条传达出的无形态、无结构、能兼容百态的境界，跳出窠臼，追求书法艺术的多元性，达到“放逸”的人文修养境界。
“虚实相生”也是道家的哲学命题。“实”代表实体的笔画形象，“虚”代表笔画字行之间的空间。要注重笔画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与儒家偏重实体笔画形象是不同的。儒家重“实”，力求具体；道家则注重虚幻，增加了想象的空间。在实处落笔，在虚处着意，虚实结合，相得益彰。[8]
同样，道家轻法度、尚自由、扬个性、追求艺术的自由境界也给书法艺术带来了一些问题。表现在：过于重视文字的形式美，忽视了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导致辨识度下降，鉴赏性得不到保证。标准化和规范化是基础，体势变化必须要遵循标准化的原则，应做到实用的标准性和适度艺术性的融合。
三、中国书法艺术与禅家文化思想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文化形成了融合态势。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玄学紧密联系起来。玄学主张个性的张扬，力求摆脱儒家的思想羁绊，追求无拘无束之态，这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形成了独立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玄学思想和佛家思想体现在书法艺术上，主要是“无法无我”“即心即佛”。玄学倡导“越名教”“独抒性灵”，佛教提倡“去法执”“去我执”，实质上就是打破成法，突破条框限制，做到无我的境界。在书法中表现出率性、崇尚自然，排斥浓厚的世俗念想，追求恬淡、简约的韵味，泯灭是非，忘却悲欢离合。佛教中的这种思想意识在草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怀素的《自叙帖》为例，书写线条显得细长而流动，点画顿挫轻浮，逸兴遄飞。这种笔法使用了简笔和连笔，暗合了佛家在艺术创作中平静的情感和恬淡简约的心志，去除了大喜大悲，心境平静如水，远离红尘，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世俗人生，恪守佛家的色空观。笔端的粗细浓淡，不仅表现的是空间视觉效果，更是精神思想遨游的天地。点画的轻重恰好反映出作者情绪的起伏变化。点画着墨“重”表达的是洒脱的情感；线条的细长表达的是自由的情感。而点画着墨“轻”表达出作者平静的情感，可谓无牵无挂，远离红尘；线条的细短反映出作者悲天悯人的态度。正如清代学者胡文英谈及庄子的人生价值观时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这段话虽然谈论的是道家思想，但与玄学思想和佛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玄学思想源于道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进而与佛家思想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因此，怀素的书法艺术呈现了一种重视技法、排除情感、挥洒“忘我”境界的独特风格。[9]
另外，怀素在书法创作中运笔迅速，讲求字体的流动之美，超越文字笔画的羁绊，以简笔和连笔的方式实现“旋书旋扫”的艺术效果，即当文字形成之后，用快速书写的方式将前面的文字否定，随即带出下一个字，有“随写随扫”“随扫随生”“生生不息”之感，绝无间歇的感觉，一气呵成，犹如江水奔流，源远流长，源源不断。
“即心是佛”源于佛教的“顿悟说”，其主张是不尊偶像、我心即佛。这种禅理表现在书法中，就是凸显个人的主导地位和价值，抒发个性，反对泥古，轻视法帖，不囿于程式，倡导自立之体。其特点为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突破程式的樊笼，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其格调意趣犹如“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和谐、随意、变化、超然，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不过，佛教思想对书法艺术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过于注重线条的流动性，对汉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造成了冲击，简笔和连笔的大量运用给辨识字形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一点与道家思想对书法艺术的消极影响是如出一辙的。
四、结语
书法艺术的写实性和艺术性高度融合的特点，要求书法者应具备坚实的文字学功底，同时还要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书法者不仅要掌握大量的繁简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俗体字、同形字，还要在书法艺术中灵活正确地运用这些不同类别的字，使书法布局富于变化，字里行间充满人文气息，避免单调重复。书法者要重新审视简化字对书法艺术的负面影响，关注异体字对书法艺术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应积极探讨汉字功能的分化转移现象，理清汉字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避免出现误用和讹用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书法者应重视书写，尽量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手、眼、心脱离的问题。书法贵在坚持，贵在领悟，贵在创新。
书法艺术是造型艺术与写意艺术的高度融合，是写实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是自由与规范的对立统一。席勒曾说过：“美是形式，因为我们观照它；同时，美又是生命，因为我们感知它。”儒家以德写书，道家以性写书，佛家以智写书，其共性都是追求书品的至善至美，达到和谐的最高境界。笔端以点画切入，寓意在点画之外，透过视觉的畛域洞悉世间万象，寄托豪情壮志，领略春山如笑，展现海市蜃楼，欣赏满目青山，漫步曲径通幽，聆听万籁俱寂，畅叙幽情，净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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