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产生
一、有关汉字起源的种种说法
有关汉字起源的说法繁多，有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等。
1．结绳说
《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一些人据此推断文字起源于结绳。
《北史‧魏本纪》说：北朝魏的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
2．八卦说
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纬‧干‧凿度》认为：乾卦，天字的古文；坤卦，地字的古文；离卦，火字的古文；坎卦，水字的古文；巽卦，风字的古文；震卦，雷字的古文；艮卦，山字的古文；兑卦，泽字的古文。
《周易系辞下》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图”、“书”出自河洛，其事何其神秘！神秘主义正是此说的一大特点。虚而言之，可以理解为图画与书录，实而言之，可以理解为《易经》与《尚书》。《辞海》“河图洛书”条下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一说禹治洪水时，上帝赐给他以《洪范九畴》（《尚书‧洪范》），刘歆认为《洪范》即洛书。揭开此说的神秘面纱，不难发现，它真实的核心就是算数，能对照“九宫”算法。所谓“九宫”，在谶纬家来说，是八卦加上中央，合为九（“五”位于中央，还可以和五行联系起来）；在术数家眼中，则其数横、竖、斜偏、相加得数恒为15。“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解蔽》说：“作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论衡·对作》篇：“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论衡·订鬼》：“及仓颉作书，鬼夜哭。”由于上古文字为巫史所垄断，成为绝地通天的媒介，因而造成文字拜物教的产生，并进而将文字的创造归结为某一具有神异禀赋的人物的创造：文字的诞生也被赋予神奇怪诞的色彩：“（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栗，鬼为夜哭，龙乃潜藏。”仓颉到底是什么人呢？传说他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宋代淳化年间，有一部著名的书法集子叫《淳化阁帖》，其卷五载有古篆书二十八字，传说是仓颉所写。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土于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性质应是此地原始氏族的徽号，当时正处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氏族社会阶段），有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上行）和“隹”（下行）对照，十分相似。《说文》说，“隹”是短尾鸟的总名。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拿它们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鱼”比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出来的。汉字起源的时代问题一向为学术界所关注，而焦点一直集中在研究远古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简称陶符）。几年来，岩画也引起了注意。仰韶文化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土著文化，它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它的遗址迄今已经发现1000多处，分布地域和范围很广，大体以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为中心，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内蒙等省区境内也有仰韶文化遗址分布。仰韶文化时期的文化遗物以陶器最为丰富，其中以磨光红陶和彩陶最为著称。早在1954 年开始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西安半坡，就出土了一批陶器，人们发现上面有很多刻符。它们笔划简单，构形规整。发掘者认为这些符号有竖、横、斜、叉等，表示一定的意义。根据同位素碳14测定，仰韶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575年－前2550年前后。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主要集中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五楼，郃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渭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这些符号一般刻在陶钵上，但多为碎片，只有少数出土于墓中的殉葬品或瓮棺的陶钵盖上的符号才比较完整。西安半坡村的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典型。共发现刻划的陶器符号27种，刻在113件陶器或陶片上：在半坡发掘之后，出现这种刻有符号的陶器的地点逐渐增多，在临潼姜寨遗址也发现陶器或陶片129件，陶器符号有38种：此外在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郃阳莘野、铜川李家沟、临潼垣头等遗址也有出土的陶器符号，这些陶器符号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归并起来有59种。第一，符号都是刻划而来，从刻划痕迹判断大多数刻于陶器烧成之前，而且刻划匀挺酣畅，有一定深度，有些刻划边缘有剥裂，应该是烧成以后再刻。第二，符号有固定的位置，规律性强，绝大部分都刻在同一种陶器的同一个部位上，一般是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或黑色倒三角纹上，只有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第三，符号仅见于特定的陶器品种，绝大多数是陶钵，只有个别是盆或者不能鉴别的器种。第四，每件陶器一般只有一个符号，只有少数几件有两个刻在一起的符号。第五，符号的形状有很多变化，但出于不同地点的陶器有同形的符号。第六，在刻划符号中，最常见的是竖划，其次是“Z”形，从形体结构上看，它们笔画简单，以线条的排列穿插组合为主。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记事标志，是相对抽象的刻划符号，在文字发生发展的两个系统中属于刻划系统。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所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先生还提出：“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另一个是图形系统。”郭沫若认为：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其它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刘宝才认为：大量见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各有一定的含义和相对固定的形状，具备了文字的部分因素，但刻画符号没有读音，还不能算作文字。它的进一步发展才是最初的中国文字。台湾学者李孝定在其《中国文字的原始流变》一书中还曾用“六书”理论，认定半坡陶器符号里已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但尚无形声字。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故名。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时间晚期，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四个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甘肃的和政半山和青海的民和马厂沿两地出土的陶壶和陶罐上，发现有用颜料描绘的符号，曾收集有10种，如下图所示：（见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载《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第1册，1934年。）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的墓地里，发现在随葬陶壶的腹部或底部有涂画的符号，每件器物画一个，共50种符号，如下图所示：（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的主要问题》，载《考古》1970年第6期。）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发掘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它的区域在仰韶文化以东，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以泰沂山区为中心，东自胶东半岛，西至河南中部，北到辽东半岛南端，南达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陶器符号。这一时期的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灰陶缸上，发现了四个图形，一是斤形，一是斧形，一是云托日形，一是高山之巅云托日形。经碳14年代测定，大汶口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300 年－前2600 年。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自问世迄今，已经在山东莒县陵阳河、杭头、莒县店子大朱村和诸成前寨等四处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19个刻划在陶尊上的符号：其中陵阳河遗址12个，大朱村遗址5个，杭头和前寨遗址各有1个。这些刻划符号又可以分为8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这些陶尊胎壁厚重，是夹砂的粗陶，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这些陶尊上的陶器刻符也有共同的特点：第一，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少数刻在外壁近底处。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两件例外，一件在颈部两侧刻有两个符号，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有一个符号。第二，大都有规律的刻在相同的位置，图形醒目，位置显眼。有些符号重复出现，而且出现简繁两体。如图六1很像太阳与火的烘托状，图六2则为图六1的繁构，在下部叠加了山峰之像。第三，图形线条熟练，构图匀称，笔画固定。富有以形示意的特征，它们与殷周时期一些表意字的构形特征非常接近，很容易从图像上联系到它们的意义内涵。归结起来，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复合的形象体刻划，这种符号由两件或三件图形构成一幅图案，分为上下结构，而且这些形状象“日”、“月”、“云”、“山”形 。所以有人称之为“日”“月”“山”或“日”“云”“山”形陶器符号。这种陶器符号虽然有的残缺不全，但仍能看出是由两件或三件图形组成的。第二种是单一的形象体刻划，这又可分为三种：图六3、4象某种实用工具的形体；图六6象某种植物形体；图六7象抽象物形体；图六5象类矩形体。而且这些出现于相同器物上的相同的刻划符号也表明，在大汶口文化遗址范围内，这批刻划符号已经为这个地区的先民通用。如图六1 -2作为构形上的繁简两体，曾先后6次见于方圆百里开外的陵阳河、大朱村和前寨等地。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因其形象的构图特征，在文字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的判断出属于郭沫若先生提到的图形系统。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350─395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三片刻有符号的陶片，计有两种符号，如下图所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坡子崖》图版16，1934年。） 1964年秋，在青岛北郊白沙河南岸赵村的龙山文化遗址，采集到一些陶片，其中有一片带有刻划符号，如下图所示：（孙善德《青岛市郊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载《考古》1965年第9期。） 在河北永年县台口村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陶罐上，也有一刻划符号，如下图所示：（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2年第l2期。） 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4900年，属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的文化阶段。1960年至1961年，相继在上海马桥、青浦崧泽两处发现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存在陶符。上海马桥出土陶符4种：（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1、2次发掘》，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青浦崧泽出土陶符4种：（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载《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良渚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镇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计有9种刻划符号：（施昕更《良渚》，西湖博物馆，1938年。）汉字与岩画同出一源。有的字形与岩画相同，有的字形与岩画相似。岩画的历史大约有一万年。岩画以圆圈代表太阳，与甲骨文相同。岩画以月牙代表月亮，与甲骨文相同。岩画中的“弓”，与甲骨文相同。岩画中的“田”（土地），与甲骨文相似。岩画中画的动物，有全身，有半身，有直立，有蹲坐，有侧面，四足只画两足，扩张具有特点的部分，如马有长脸和长鬃，虎有大嘴和利齿，诸如此类的手法，跟甲骨文完全一样。岩画以象形为主，指事为副。指事例如，数目用线条表示，有些图形上加上了小的标记。黑山岩画（在嘉峪关市西北约20公里处的黑山峡崖壁上，共发现有自战国至明代的岩画5处，共计153幅）：皮山县桑株岩画“狩猎图” 皮山县康阿孜岩画“定居畜牧图”将军崖（江苏连云港西南郊锦屏山马耳峰南麓，桃花涧西南）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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