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太阳轮上，有五个代表着光芒的特殊轮齿，它们的存在一直让专家感到困惑。直到后来，才有考古学家查阅古籍，从记载上破解了其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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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畔，其整体分布面积为12平方千米，距今约有3000——5000年的历史，是古蜀国人创建的文明，也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的遗址。正是三星堆遗址的出土，让我国考古界夯实了长江流域同样能孕育文明的结论。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众多，包括金器、玉器、骨器、陶器等，但从数量与质量上而言，青铜器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三星堆青铜器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等，但最具有神秘感的文物仍是青铜太阳轮。
青铜太阳轮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共有6件，其中的一件直径达到了85厘米，其形状如同车轮一般，但也有人将其戏称为“方向盘”。此时一个问题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太阳轮形状如此特殊，那么它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考古专家们一时众说纷纭，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所谓的“太阳轮”，其实就是古蜀人使用的车轮，它们虽然大小不同，但其本身不属于同一辆车。
还有人认为，“太阳轮”很可能是一种特殊形制的盾牌，用以抵挡刀剑的攻击。但是该说法很快便被推翻，理由是盾牌不可能呈镂空状，毕竟盾牌是实用器，不能因为美观而将实用价值丢在一边。当然，考古界一直还流传着“火炬说”与“法器说”，但其解释理由都颇为生硬，难以形成有效的说服力，因而被学界所排斥。
考古专家们在发现“青铜太阳轮”后，一直坚定地认为，太阳轮一定与太阳有关，因为其外表形状与贴金的颜色来看，它与太阳绝对脱离不了干系，二者之间存在极大的趋同性，由此专家们也对其加以推断，认为太阳轮的出现可能与古蜀国人的太阳崇拜有关。
太阳崇拜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早在新石器时代，太阳崇拜便已经形成。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太阳鸟形象，以及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有呈旋转状的太阳纹等等，都是古代先民太阳崇拜的真实写照。世界文明的起源国家也都存在着太阳崇拜的因子，印度、埃及、希腊、玛雅文化以及中国，都曾一度认为自己是太阳的子民，对太阳的崇拜也达到了极致的顶峰。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观察太阳只能通过肉眼，而太阳在肉眼中呈现的状态，却是散发着光芒的轮形体，其外层还有一周圆形的晕眩。正是在此种形状的启发下，古蜀人才会将其心目中的太阳具象化，并制作出一个散发着太阳光芒的轮形体。
考古专家还提到，古蜀人制作太阳轮形器的目的，极有可能其将其放在神庙中进行供奉，并将其作为祭祀的工具。但无论古蜀人制作太阳轮的初衷如何，在当时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能够将一个圆形平均分成五个等分，实在是令人惊诧，由此也能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人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数理概念。
此时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既然古蜀人能将太阳轮平均分成五个等分，那么其五根太阳齿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为了揭开这个谜团，考古专家们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并成功从汉代刘向的《中找到答案。其中记载曰“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光兴八风，气降时雨，此谓凤像”，此段文字记载详细阐述了“金乌”的飞翔场景，其实也是在神话的基础上阐释了太阳东升西落时的壮观景象。其中的“五光备举”，其实正是说明太阳能发出五色光彩，暗合太阳轮五个向外散发的轮齿。
与此同时，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也在《丽色赋》中写道：“五光徘徊，十色陆离”，构成了现代“五光十色”的成语，用于形容色彩鲜艳，花样繁多，颜色光彩鲜艳多色之意。由此可见，“五光”与太阳轮“五齿”相对应，只是后者是一种实物，难以被虚拟化而已，如此才会以“五齿”替代，其本身绝非古蜀人独创。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文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能与华夏文明构成联系，正因如此，三星堆文明也被称为是华夏文明的分支，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天地出版社出版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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