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老一辈”辛苦创业留下来的财富如何传承、延续，日益成为萦绕在许多“创一代”心头的焦虑事件。
根据法律规定【1】，被继承人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如无特别约定，则将适用“法定继承规则”—— 或许正如很多影视作品展示的那样，在某些内部关系复杂的家庭，当直系亲属（配偶、子女、父母）还在为老人的遗产争论不休时，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例如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又站出来要对遗产主张权利、对簿公堂，不免令人唏嘘。
事实上，理性规避前述纠纷的核心要点在于：当事人如能在身心条件尚可的情况下，未雨绸缪、采用合法的途径将自己的心愿和财产分配方式都以一种具备可操作性的方案固定下来并得以实践，那么前述“争斗风险”也将从根源上被消除，维护家族和谐、家业长青。
一、“起底”遗嘱信托
（一）法律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下称：“《信托法》”）设立的规范基础上，新增了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条文（《民法典》第1133条）。
单看名词结构不难发现，该项制度系【遗嘱】+【信托】相结合产物，其本身的适用法规横跨《民法典》合同编、继承编及《信托法》，且涉及到额外的信托架构搭建，相对于国人所熟知的“立遗嘱”方式会更为复杂。
为便于说明，下面将以表格形式对上述概念进行简要对比：
二、实战解读
1.关于审查逻辑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6民终1609号案例（下称“佛山案例”）展现了一种裁判思路，即“先确定当事人在病危时所作的意思表示是否构成【遗嘱】，再进一步审查该遗嘱内容中是否包含【信托架构】，最后根据在案证据判定上述【遗嘱信托】是否成立。”
2.关于信托架构的成立标准
不论以何种形式设立遗嘱，遗嘱文本应体现委托人设立信托架构的意思表示，否则该遗嘱信托不成立。下文将对两个不同结果的案件进行文本分析，以展现上述裁判规则的具体区别。
【法院不认定成立的例子】
在(2015)抚民一终字第266号案及其关联的(2016)赣民申392号案中（下称“江西案例”），被继承人曾某生2013年8月8日到某律师事务所要求立遗嘱，证人徐某律师接待了曾某生等人，被继承人曾某生向徐某表示要立遗嘱并且需要几个见证人，证人徐某根据曾某生的口述将其所要立的遗嘱内容记录下来，并打印了五份，证人徐某律师将遗嘱向包括曾某生在内的在场人员进行了宣读，在场人员看过后均在遗嘱上签字。该份遗嘱的主要内容包括“1.从我财产中，每月支付护理人员费用；2.剩余财产成立曾氏基金，由侄子曾某甲、曾某丙管理使用......”
【法院认定成立的例子】
在（2019）京02民终9905号案及其关联的(2021)京民申5415号案中（下称“北京案例”），被继承人李某9在医院病房内订立遗嘱一份，内容为：“......基金管理团队的主要目的，是接老一辈的班，继续承办教育、扶贫，这是主要方向。一是贵州延问县（谐音），二是河北太行山拦道石村。这个基金会，要有一定的'造血’功能，要有利润增长点。根据我多年的观察，我觉得经营方面要听张某、周某的，羊某作为大管家，要从法律上好好研究程某的地位。贺某是我的亲戚，作为名义上的遗产继承人。同时指定程某、羊某、张某、周某共4人，作为遗产的执行人，共同管理这支葆德基金（名称待定），在共同决策，多数主要意见（需3/4或以上同意）的前提下，行使基金的支配、使用和处置权。贺某作为遗产受益人，应无条件配合（前提是合法合规）遗产执行人执行集体决策意见，确保基金使用过程的顺利进行。基金管理团队的报酬，依经营结果而定。基金的使用，应符合使用方向，立足于改善当地民生。
【要点分析】
与佛山案例不同，江西案例中曾某生的代书遗嘱因为有数量足够的合法见证人而被认定有效，其遗嘱文本结合证人证言能体现其真实目的是用遗嘱的形式成立信托—— 即使用遗产成立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基金会由曾某1、曾某明管理；但是，其遗嘱内容过于简单，导致法院无法从中识别、推定出曾氏基金的财产范围、受益人范围，且曾某1、曾某明至今没有成立基金会，属于《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信托财产不能确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的信托无效。”因此，该案例再次重申了前述基本原则，即遗嘱信托的成立需同时满足《民法典》继承编及《信托法》之强制性规范。
另一方面，在北京案例中，法院采取了更贴近事实的实质审查标准，认可案涉遗嘱文本就公益基金的成立和慈善事业的投入等意愿和基本方案进行了说明，并提及部分需要资助的人员（受益人）及方式，亦指定了相关执行人和信托资产的管理、使用方式，具备了《信托法》规定的信托设置架构。因此，上述遗嘱内容中对遗产所作出的处理指示，实质上更符合遗嘱信托之性质。
3.关于成立遗嘱信托的推定意思表示
【案情摘要】
在(2019)沪02民终1307号案例中（下称“上海案例”），被继承人李某4曾于2014年11月23日写下自书遗嘱一份，其中提及设立“李某4家族信托基金”。2015年8月11日，李某4因病在上海瑞金医院过世。过世前，李某4于2015年8月1日写下亲笔遗嘱一份，内容如下：“一、财产总计：1.元普投资500万(月月盈)招商证券托管；2.上海银行易精灵及招商证券约500万；3.房产：金家巷、青浦练塘前进街、海口房产各一套。二、财产处理：1.在上海再购买三房两厅房产一套，该房购买价约650万左右，只传承给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现有三套房产可出售，出售的所得并入李某4家族基金会，不出售则收租金)；2.剩余350万资金及房产出售款项(约400万)和650万房屋和其他资产约1,400万，成立“李某4家族基金会”管理。三、财产法定使用：1.妻子钦某某、李某2女儿每月可领取生活费一万元整(现房租金5,000元，再领现金5,000元)，所有的医疗费全部报销，买房之前的房租全额领取。李某2国内学费全报。每年钦某某、李某5、李某6、李某7各从基金领取管理费一万元。妻儿、三兄妹医疗费自费部分报销一半(住院大病)。四、以后有补充，修改部分以日后日期为准。财产的管理由钦某某、李某5、李某6、李某7共同负责。新购650万房产钦某某、李某2、李1均有权居住，但不居住者不能向居住者收取租金。”
【要点分析】
根据裁判文书，一审法院对上述遗嘱中的信托意思表示（及其架构）分析如下：
（1）关于真实意思表示：李某4表达的意思是不对遗产进行分割，而是要将遗产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一个第三方进行管理，这个第三方李某4命名为“李某4家族基金会”，因此有别于常规的以分割遗产为目的的遗嘱继承；
（2）关于架构：委托人为李某4，受托人为“李某4家族基金会”，该基金会组成人员为钦某某、李某5、李某6、李某7，管理方式为共同负责管理，且有权领取管理费报酬；信托财产为其遗嘱中所列举的财产，受益人以居住、报销和定期领取生活费等方式取得信托利益，亦符合成立信托所需的“三方架构”；
（3）关于设立目的：“只传承给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也就是要求实现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分离。上述李某4的意思表示，符合信托的法律特征，应当识别为李某4希望通过遗嘱的方式设立信托，实现家族财富的传承（即根据其意志管理遗产并让指定的受益人获得收益），具备合法的信托目的；
（4）关于形式要件：李某4在2014年11月23日自书遗嘱中也明确表示了“信托”二字，与2015年8月1日遗嘱可相互印证，已满足法定的书面形式要件。
对此，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已就遗嘱的效力根据继承法和信托法的规定进行了认定，其观点符合法律对无相对人意思表示行为解释的规范要求。尽管涉案遗嘱中部分文字表述不尽严谨与规范，但一审法院通过对涉案遗嘱通篇内容的把握与解释，将立遗嘱人在遗嘱中的财产安排定性为信托，符合该遗嘱的整体意思与实质内容。
纵观前文案例，不难发现佛山、江西和北京案例中法院对于遗嘱中涉及成立信托的意思表示优先采取的是“严格审查标准”；但是，在上海案例，经办法院却采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推定审查思路”。根据笔者的个人理解，判决提及“无相对人意思表示行为解释的规范要求”更多是从继承类法规的视角对案涉遗嘱进行了文义解释（尽管存在推定的内涵）。
如从信托法规的视角看，案涉家族信托属于典型的他益信托，在其对应的受益人和受托人身份均能确定的情况下，是否仍可被纳入“无相对人意思表示行为”范畴，可能值得更多地讨论。
无论如何，在专门的遗嘱信托司法解释出台前，上海案例亦不啻为一次有益的探索，也在客观上拓展了裁判样本的广度，为更多学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启发与思考。
三、结语
2023年3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正式公布了《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银保监规〔2023〕1号，下称“《通知》”），旨在为厘清各类信托业务边界和服务内涵，引导信托公司以规范方式发挥信托制度优势，丰富信托本源业务供给，巩固乱象治理成果。
根据该《通知》，以信托目的、信托成立方式、信托财产管理内容为分类维度，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并在每一大类业务下细分信托业务子项，规范每项业务的定义、边界、服务内容和禁止事项，明确分类工作的责任主体和工作要求。（详见下表）
其中，本文所涉的两种财富传承工具“家族信托”和“遗嘱信托”均属于不募集资金的资产服务信托业务大类——溯本归源，设立它们的核心价值需落于委托人的财富传承目的之上，信托公司仅限于向其提供行政管理服务和专户管理服务，且不得与资管新规相冲突。
否则，如出现利用上述信托产品实施“多层嵌套、变相加杠杆、会计估值不符合资管新规要求、通过财产权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等方式为委托人融资需求募集资金”等行为，将有可能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变相成为不合规融资通道”，将面临整改的行政责任；如涉嫌刑事犯罪的，更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因此，如何选择适合自身及家庭（家族）状况的财富传承工具，既需要考验“本心”、厘清传承的目的和效果；同时，也应当谨守合法合规的底线，避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从而引发不必要诉争。行稳致远，方能护佑家庭基业百年长青、生生不息！
四、实务建议
最后，笔者结合全文提供若干建议，供拟办理相关事宜的人士酌情参考：
（一）对于律师而言：
1. 律师应与委托人核实设立信托的真实目的，确保遗嘱信托的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不违反《信托法》《民法典》等相关法规的强制性规范，避免纠纷发生时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2. 因遗嘱的设立方式多样，实务中律师应根据实际场景指引当事人选择最符合自身条件的设立方式，并注意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
以“纠纷频发”的打印遗嘱为例，除了确保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之外，律师可协助审核见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及其与遗嘱人的利害关系、协助安排全体人员同时在场签字，确保见证有效；同时，为避免一方对打印文本提出异议，律师可在场监督负责遗嘱打印的人士（一般是见证人）是否完整记载了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并在文本中注明打印人身份。
3. 为减少瑕疵，律师还应负责审核遗嘱中的措词表达是否有歧义，例如是否存在误用“遗赠”的表述、是否混淆了拟分割的不动产的“份额”与“权属”；同时，应优先采取打印的方式生成遗嘱文本并注明“手写无效”等字样，避免遗嘱被“别有用心”的人士私自篡改（如伪造、模仿遗嘱人的笔迹删改条款内容）。
（二）对于委托人而言：
1. 遗嘱、信托和遗嘱信托均为实现遗产代际传承的合法途径，但由于它们各自对应的税务筹划方案不尽相同，建议在征询律师意见的同时，可同步征求财务顾问或会计师的专业财税建议。
2. 遗嘱和遗嘱信托的成立涉及诸多实务操作的细节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制作遗嘱的方式、遗嘱条款的合规审查等。因此建议在遗嘱人身心条件良好、家庭关系和睦之时及早处理上述事宜，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草率处理而导致难以挽回的纰漏。
3. 委托人找到信托公司要求设立信托时，极大概率会使用信托公司的模板协议；但是，从家族信托的高度个性化特征出发，仍建议委托人在时间允许的情况，就投资管理权限划分（全权委托或委托人指令）、信托存续时间（永续型或可撤销型）、监察人（保护人）的职责权限等诸多涉及核心利益处分的条款在征询律师意见后谨慎决定，以免信托计划“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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