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决策思想对现代科学决策的借鉴意义

      

            以《周易》及诸子百家之学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竞相发展的局面，展现了深刻丰富的思想智慧光芒。在先秦文化中，蕴藏着对现代决策科学有积极借鉴意义的宝贵思想，对之认真做一番科学的扬弃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现代决策管理科学相结合，这对于创造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决策管理科学，对于我们今天在决策管理中开阔思路，深入思考和分析研究问题，将大有裨益。 

            据笔者对先秦文化关于决策思想初涉浅尝之管见，其精华和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整体系统思想。表现在《周易》的整体系统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整体的包容性。《周易》的卦象是一个最大的整体结构系统。它的包容性极大，可以纳天地人间万象。《易传·系辞》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二是强调整体定位。《周易》有阴阳定位，四象定位，八卦定位，以确立系统的井然结构与秩序。三是强调整体简易。认为如果系统太复杂，过程太分散，就很难收到统驭全局的效果，所以要求整体结构简易，以一驭万。 

            《周易》的整体系统思想，在诸子百家之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不可离析的整体，认为天地人间一切事象息息相关。道家的道，也是极大的整体，它无所不备，包容万物。《庄子·天地篇》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兵家所确立的道（最高目标）、天（天时）、地（地利）、将（人和）、法（制度规范）等立于不败之地的五原则，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五者缺一不可。 

            先秦文化的整体系统思想对现代科学决策颇有启发。决策者在形成决策的过程中，只有从整体包容性的思路去考虑分析，才能充分考虑影响决策的各个方面因素和各种主、客观条件，注意全面、系统、周密地思考和研究，从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周延而正确的决策；只有善于从整体中产生个体定位，才能在决策中注意到各种因素和条件之间的关联、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从而准确地作出判断及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只有把握好整体的简易性，才能使决策者所作出的对策措施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让执行者容易理解和实施，也便于决策者检查督促，使决策得到贯彻落实。 

            二、依存互变的思想。《周易》由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卦象，是一个有机的活的整体，相互之间互相联系、制约，每一部分都有其呼应性。内部某一部分的变化会导致另一个卦的生成变化，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体，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变是根本的，绝对的。正如《周易·系辞》所说：“《易》之成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唯典要，唯变所适。” 

            《周易》的依存互变思想对诸子百家，特别是对道家、兵家、法家影响殊深。老子的《道德经》曰：“天下皆知美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显然，这种依存互变思想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兵家把《周易》的依存互变思想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强调要做到知变、通变、应变、制变，展现了丰富的策变思想。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谓知变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实篇》）此谓通变也。“后人发，行人至。”（《军事篇》）“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此谓应变也。“艰于力则借敌之力，难以诛则借敌之刃，乏于财则借敌之财，缺于物则借敌之物，鲜军将则借敌之军将，不可智谋则借敌之智谋。……”（《兵经百篇》）此谓制变也。制变为策变思想之最高境界。 

            法家强调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制度廉明等精神。但为使“法”贯彻有效，法家又十分重视“势”。韩非子在《难势》篇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乱势则乱。”认为能造“势”，又能驭“势”，则事活。而要造“势”、驭“势”，又得借助于“术”，即权变之木。法家的“法”、“势”、“术”，同兵家的“策变”思想，实为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依存互变的思想就是在当代，也是决策者所必须确立的。因为决策是涉及到未来的行动计划，是在预测和规划未来，而未来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情况和因素，是千变万化的。因此，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做到知变——即事物在各种条件下的变化发展，还要做到应变——即采取措施应付各种可能的变化，和制变——即通过制造变化来驾驭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立于不败之地。 

            三、平衡和谐思想。《周易》的卦象虽然千变万化，但变化有“常”，都是阴阳相重相叠的结果和表现，而阳尊阴卑、天尊地卑的定位则是不变的。《周易》强调整体定位，就是讲求格局、次序，也就是要平衡协调，它认为整体的平衡和谐带来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因此，《周易》的最高境界是“周游六虚（上、下、左、右、内、外），唯变所适”。它追求各种功能能分能合，使上下左右内外无所不逢其源。这充分体现了阴阳互补、内外协调、相辅相成的精神。 

            继《周易》之后的百家之学也十分重视整体的平衡协调关系。孔子的“扣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就是以调和对立，实现中和为原则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是说，只有在相对的平衡状态中，天地才能各安其所，万物才能并生共长，而不相为害。老子一方面主张对立转化，另一方面又以“和”与“常”为最高原则。所谓道是中和之道，“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要在对立　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墨子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团结，认为唯有如此，社会组织才能持久永生。更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用具体事例，很形象、深刻地说明了唯有整体和谐、才能产生合力的道理。他说：“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王制》） 

            荀子这里的所谓分，就是名分等级；所谓义，就是他认为合理适宜的道德。荀子企图通过道德准则来制定名分等级，使人人安分，免除争斗，当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认为人类亲和团结，才能统一多力，才能胜物的思想却是十分宝贵的。 

            平衡和谐思想对现代决策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一项决策中，各个环节、各种因素只有形成和谐的有机整体，才能产生一种合力。 

            四、预测思想。《周易》首先是对宇宙生成变化的一种思考，它认为宇宙生成变化是有规律的，认为宇宙生成变化与人间吉凶生成变成有相通之处，可以根据宇宙生成变化的规律，去推断人间吉凶祸福。《周易·系辞》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诚然，从现代科学理论和知识来看，完全根据宇宙生成变化的自然现象来说明人类社会、人间百事的吉凶祸福是不够科学的。因此，严格地讲，《周易》是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是宇宙生成图象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考虑到《周易》是３０００多年历史的古老著作，就不能不承认其重大的哲学意义和科学意义了。首先，《周易》对宇宙生成变化进行观察、思考，建立宇宙生成变化图象，这本身包含了主观参与、主观决策的思想。其次，它根据自然界的生成变化规律预测人间吉凶祸福的生成变化，表达了一种通变的哲学思想。第三，《周易》的占卜是基于对宇宙观的认识去占的，是一种预测行为，比遇事盲目求神是一大进步。 

            《周易》的预测思想对道家、兵家的影响很大。老子的《道德经》讲求未兆先谋，强调要知道“兆”之所以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注意事物发生变化的“苗头”，从微小处见大项，及早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兵家对《周易》的预测思想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运用娴熟。它所形成的一整套关于知变、通变、应变、制变的权变、策变思想体现了这一点。 

            在现代科学决策中，预测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为决策要求决策者根据对内部力量和外部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来确立未来目标和实施方案，是一种规划未来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是一种预测行为。《周易》关于在决策中要发挥人的能动性，要在掌握客观规律基础上通变等预测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决策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五、重视“人事”与实践的思想。先秦文化视天人为本源一体，同是生生不已的生命。一方面承认宇宙精神即天地之法象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宇宙精神与人类思想相通，而且天地之法象要通过人（所谓圣人）来发现并发生作用。因此，先秦文化对待“人事”与“天命”关系问题的态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它们虽然未能摆脱“天命论”的影响，但普遍主张积极“人事”，即重视挖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作用，通过“人事”以制“天命”。如《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圣人观。《论语》中有“知之不可为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之句。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现实的入世精神。荀子说：“大天而思之，熟与物著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熟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熟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思之，熟与理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熟与有之物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积极思想。 

            积极“人事”必然重视人的实践活动，故先秦文化还强调要知行合一，讲求实效。如《周易·系辞》中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墨家更是主张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其效应。 

            重视人的作用与重实践的思想对现代决策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决策过程中，重视人的因素，能使决策更合乎情理，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去努力实现既定的目标。相反，完全撇除人的主观因素，实行完全“理性决策”，首先是不可能的；其次，由此产生的方案也不见得切实可行。树立实践、效应的观念，把知行合一作为行动的要求，能使决策更具可行性。相反，如果某项决策对行的意义考虑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其可行性及付诸实践的条件和方案，就容易变成纸上谈兵，知行脱节。那么，再好的决策也是一纸没有意义的空文。 

            以上先秦文化有关决策的五个方面思想，对于今天科学决策和管理，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肯定先秦文化的决策学意义，是指它包含了深刻、丰富的人生和社会智慧，尤其是它对整体、互变、协调、预测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与发挥等思想，可以为决策科学提供哲学基础。但是，应该看到先秦文化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决策理论体系，它给人以思想智慧的启迪，却没有教会人们具体如何决策。如果以为只要弄懂了先秦文化中的决策思想，无须掌握现代决策科学理论，就能对现代社会各项决策驾轻就熟，那就失之偏颇了，难免会造成决策的失败。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先秦文化关于决策的思想，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难免有不够全面、不够科学之处。比如：它强调在决策中着眼于整体系统的同时，却对个体部分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这就容易导致由于缺乏对整体部分的各个细节的认识而影响了对整体认识的完备，由于各个个体部分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而影响了整体功能的发挥；它在形成决策时对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主要靠直觉体悟和取象比类思维，而弱于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比如“太极”、“道”等命题），这种弱于分析、推理、论证的思维方式，容易造成对事物认识的模糊，难以把握界定；它偏于求稳定、和协平衡，而缺乏批判和创新精神；它过分强调重视伦理道德，过于重情义，往往会使思维受制于情感，影响了理智在决策和管理中的运用；等等。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发端，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其决策思想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继承和创新。正确认识先秦文化决策思想的长短处，并正确地扬长补短，在此基础上以博大的胸怀、健康的心智去学习吸收现代西方决策管理科学理论的精华，并努力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份熔于一炉，产生一种新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科学决策理论，并以这一理论去教育、武装各方面、各级的决策和管理者，将会大大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