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信息爆炸，竞争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面对下岗失业，股市起伏，金融风暴，读书考试，传统家庭模式受到猛烈冲击……不少人感到“力不从心”，失眠头痛、烦燥、精神抑郁等等。很多人时常这样诉说：“活得真累”。这种累是过度疲劳。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
首先是社会责任的压力。
在中国，虽然没有任何用人单位可以要求科研人员、学者或教授延长工作时间，但实际上，为了在特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许多人的工作时间都大大超过国家法定的8小时，有的甚至经常超过1倍以上。在这一群体中，“通宵达旦”拼命工作的现象并不罕见。
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的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个中青年科研骨干，为了当上教授或者博导，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出科研成果，还必须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或学术专著并带上十几个研究生。长期地加班工作熬干了他们的生命。也有人说，精英们的努力只是为了名誉、地位和金钱。
但是，这样的评价显然并不公正。对大多数科研人员来说，如果没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即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理想的更高追求，他们不可能如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今天的中国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科研人员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和重用。科研条件在改善，物质生活在提高，科研成果备受国家重视。因此，总有人会选择那些具有挑战性、开创性的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面对公共卫生危机，面对艾滋病的蔓延，中国该怎么应对？社会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可谓责无旁贷。不管再累再忙，也要深入调研，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因为这是涉及国家和民众健康的大事，他们有责任奉献自己的才智。可以说，这种责任不是自设的，而是社会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人际关系的压力。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济行为的个体性和为人处世的非个性化形成了极端的讽刺。中国的文化历来不注重个体的独立性，而看重整体的关系制约性。如果一个中青年科研骨干不顾及周围人们的感觉，纵然他的进步和成就并没有损害别人，甚至还给大家带来了间接的利益，但因为这个人没有直接注重相互关系的协调，也难免会遭到妒忌或非议。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人，他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很高的声誉，但在本单位却倍受冷落，就是因为他周围的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但通常的情况是，要在事业拼搏的同时搞好周围的人际关系，常常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这两种压力结合起来，过度透支生命就成为一种难以回避的结果。
第三是社会评价的压力。
科学家、学者和教授作为在整个社会中有远见、有头脑的阶层，自然被社会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也被要求比普通人更有见识，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等等。这一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是被要求遵守社会规则的底线，而是要达到一种更高的要求。如此，他们就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表现更良好的社会公德。
有人说，目前中国科技界的精英至少肩挑“四担”：探求科学内在本质、担负国家战略责任、管理组织同行以及家庭责任，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懈怠。这一切，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不期然中悄悄降落于他们身上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过劳死”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超负荷压力的积累所导致的生命和谐运动的萎缩。”因为，生命不仅仅在于运动，更在于和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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