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父亲是85年从万合迁往县城良种场的，那年我12岁，按现在的说法还是儿童，但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除了力气小些，驾驭不了家里的大水牛，不能犁田耙田，所有的稻田里的活都能干了，打谷机也能踩得轰轰响。
（我的父亲和母亲）
打谷机用万合话叫禾桶，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工具。这个工具有些笨重，要进到水田得颇费一番力气。我第一次抬禾桶进场记忆犹新。平日都是父亲和哥哥（哥哥大我三岁，去良种场已经发育，吃了好几只鸡公）把禾桶扛到田里。那次可能父亲去犁田了，我们母子三人去打谷，于是哥哥和母亲便要扛禾桶沿着田塍进田。我虽然还小，但也有了男子汉意识，觉得这种重体力活不能让妈妈干，于是自告奋勇说：“姆妈，等我来扛。”母亲看禾桶到田里也不算远，便说可以。
事非经历不知难。哥哥抬前面重的一头，我弯腰伸进桶里，扛住后面一头。一声吆喝起身踏上了窄窄的田塍，最初还顶得住，走了不到五米，便觉得肩上的禾桶重若千钧，禾桶是三角铁架子，三角铁似刀一般嵌进肉里，榨得我几乎要窒息。哥哥浑然不觉，在前面大步前行，我背驼得像只虾公，实在想把禾桶放下歇一肩，可田塍太窄，放无可放，只能咬着牙坚持，我知道一旦我坚持不住倒下，哥哥也会被砸死，我可不能让亲哥因我而死，便是死也要扛到田里才能放肩。终于顶住到了田里，放下桶，我瘫在地上，眼冒金星，久久回不过神。人们说打仗亲兄弟，我与哥哥的感情就是在这样的“战场”上培养的，除了血肉亲情的本能，更是在劳动中彼此的相互帮助相互体贴中锤炼出来的。
（现在很难看到的古董了）
父母和兄弟俩恰好四人，打谷也有几种不同形式。一种是两人踩桶，两人递送禾秆，刚去的几年我还小，踩桶的任务是由父亲和哥哥承担，我和母亲分立两侧递送禾秆。我和哥哥搭档，母亲和父亲搭档，主要是怕父亲，不敢看他严肃的脸。那个时代父亲不怒而威，做儿子的嫌家里穷的想法都不敢有，因为嫌只有滚蛋饿死；不像现在衣食无忧了，有些孩子居然敢嫌弃父母没本事，得让他从空调房里到烈日下割割稻子才会知道父母的不易。
还有一种是走马桶，即自取自打。反正两种方式灵活机动地使用。有时父亲去耕田了，我们母子三人就打走马桶。我力气虽小，但手脚灵活弥补了不足，只是哥哥苦些，他必须加倍用力才能保证禾桶转得飞快。哥哥没有怨言，他还是很愿意罩着我这个弟弟。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得，长大各自成家后，大凡他困难，我虽不富裕，也总会尽力帮他一把，现在哥哥的两个女儿也出嫁了，没有负担了，我新添了个儿子，家里还两个大学生要负担，哥哥怜我负担重，也经常给儿子转点奶粉钱。
父亲不在场的劳动时间并不苦，天气虽然热，禾秆上的灰屑粘在身上奇痒无比，但兄弟俩仍旧可以说说笑笑，有时候我屁股一拱，哥哥猝不及防，趔趄着抱着禾秆甩出桶去，哥哥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趁我不注意也来上一拱，兄弟俩哈哈大笑。母亲并不管这些，总是笑骂：“短命鬼，搞切死，等下你们爸爸来了看你们敢不敢。”兄弟俩听到爸爸这个词，便收敛下来，把打谷机踩得山响。父亲是我们的天，也是高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把剑并没有使用，但兄弟俩也没有成为坏人。
母亲在打谷的时候一般负责出桶，把打出来的谷子从桶里装到包里便于转运。母亲干活比较慢，出桶也不需要大力气，恰好适合她。但出桶很费手指，母亲要把桶里断了的禾叶和禾穗清理掉，便必须不断地用手扒拉，要脱几层皮的，有时候鲜血淋漓，缠上胶布，长出新皮，又被磨烂；母亲把头埋在桶里认真地扒拉着，禾秆上的灰尘和禾屑在飞轮的带动下弥漫了她的整个头。母亲的手指伤痕累累，母亲蓬头垢面，她做了母亲后就没有漂亮过，但我们从没有嫌弃过母亲，也不曾羡慕别人的母亲漂亮，她是为了我们兄妹三人才牺牲了漂亮。
有时候打谷时会有蛇栖息在稻垛下面，特别是田里还有一点水的时候经常遇到。每取稻垛最后一把禾秆的时候，我们常常小心翼翼，这时候父亲是英雄，每当我惊呼有蛇的时候，父亲总是大呼我们退后，然后操起一把禾秆把蛇打死。那种黄白相间的金环蛇，父亲不屑一顾，这蛇微毒。若遇到黑白相间的银环蛇，父亲便谨慎地靠近消灭，父亲对我们说：这是银环蛇，又叫六步倒，被它咬了，走六步就会死掉。我们兄弟俩有些惶恐，不过终于也没有银环蛇咬到过我们，因为有父亲在，他虽然严厉，但却是我们兄妹的保护神。
有时候有大青蛙在稻垛下避暑。青蛙用万合话唤叫“老狗”，小的自然懒得吭声，若遇到大老狗，便要惊呼“老狗”，这时不必担心父亲的牛眼睛，哥哥听了跳下桶，和我一起加入到围捕大老狗的战斗中，父亲听之任之，并不责怪我们放下农活抓老狗。园里的丝瓜倒是多，但没有荤入。丝瓜炒青蛙是父亲的拿手菜，味极鲜美，便是汤汁也能让我们多盛一碗饭。
父亲虽然不苟言笑，但从不吝啬在吃上面。良种场有近二十户承包人家，我家的伙食可以说是最好的。稻子还没有收上来，家无余钱，但父亲会去赊账，每隔几天就会上街买鱼买肉给我们加餐，等到双抢结束卖了稻子便去结账。每次加餐父亲也不独自享受他的万合冬酒，也会给我们买汽水或者香槟。我们吃了鱼肉喝了香槟，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活呢？不像隔壁胡家餐餐就是茄子豆角苦瓜等等蔬菜，嘴里淡出鸟来，他家踩打谷机的声音都是“嗯嗯嗯”像在呜咽，像一个有气无力的病人在呻吟。母亲并不阻止父亲赊账，她常常对我们兄弟俩说：“崽呀崽，你们要能扛轿，也要能坐轿。要吃，但不能好吃懒做。”父母亲带着我们双抢，也给我们待遇，使我们兄弟俩早早就明白了人要吃得了苦也要享得了福的道理。
打谷的时候有时候禾桶的齿轮会滑丝罢工。父亲取出扳手、老虎钳、黄油和备用螺丝等修理禾桶。这是我们兄弟俩开心的时候，终于可以没有负罪心理心安理得地休息下，虽然只是在烈日下拿草帽扇扇风，或是去水沟里掬把水洗洗脸，但总好过踩打谷机踩得一身大汗淋漓。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人吃不了的苦，只是没有到那一步而已，经历过双抢的人并不会害怕生活之苦。我想这是双抢经历给我留下的财富，我不会自虐到自找苦吃，但也不会惧怕任何该来之苦。
虽然还没有发育，但扛一包五六十斤的湿谷的力气还是有的，也必须有。良种场种田的十年间，十七亩水田的稻子几乎都是我们兄弟俩扛上岸。彼时还没有在发育期尽量避免负重的说法，以免长不高。这个说法确实科学，因为现在的初中生一米七一米八的比比皆是，我们兄弟俩确实也是被这几十万斤谷子压矮了，七零后的农村娃都被生活阻滞了身高的发展。我的哥哥身高定格在一米六六，我的身高定格在一米六七。
最后我想，就是这一米六几的身高，也照样扛起了一个家。路边的电线杆子倒是很高，但未必就有太高的价值。
敬请期待下篇——《我和父母的双抢（拔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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