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今日刊出《展现平凡百姓生活史，描绘国家发展壮阔画卷》《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两篇文章，整版点赞央一热播大剧《人世间》。
以下为这两篇文章的节选。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一个讲述成功的中国故事。
电视剧《人世间》成为虎年开年的收视焦点，因为它以满满的中国式人情世故，触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灵。
其实，它描写的不只是从前的中国，是从前延续至今的中国。
《人世间》叙说的是双重生活：一是中国的社会生活。
《人世间》的故事从1969年展开，许多青年人的命运悄然扭转。接着，它依次表现了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国企改革、经商热潮、棚区改建等重要社会事件。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走过的路标，构成当代社会史，也构成中国百姓命运史。
二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背景是辽阔的，但编导紧紧聚焦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没有戏剧化的强情节推动，更多是生活琐细的细节。
社会生活是风，个人生活是草。风吹草动，即通过细致描写个人命运的“草动”，来折射时代生活的“风吹”，这是编导对中国百姓生活的理解，也是整部《人世间》的艺术逻辑。
电视剧《人世间》采用家庭叙事结构。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微型标本，蕴藏着中国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你写好一家人，打动的是千家万户。
周家的故事是全剧的叙说轴心，创作者放弃家庭人设的奇思异想，而是忠实于普通家庭的基本人设。
《人世间》把这种家庭人际冲突表现得真实而温暖，其价值核心就是中国家庭的人伦理想。
经典艺术形象是衡量一个时代艺术成就的鲜明标志。同理，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是有无成功的艺术形象。
《人世间》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父亲与母亲塑造得平常，就像每个观众的“俺爹俺娘”，平常的背后是功力。
《人世间》中的女性群像各有其貌。善良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品质，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他人为自己牺牲。这种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你可以不完全赞美，但你不能不感动。
相比之下，周蓉有些别样。她有诗意冲动，也有生活主见。
《人世间》这些人物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都矗立在那里，以艺术应有的姿态。
电视剧《人世间》的创作者是尊重生活的。他们不被奇思异想所驱动，而是虔诚地面对生活的原貌，真诚地塑造人物形象。
他们相信艺术不一定高于生活，因为中国社会与个人生活蕴含着远比创作者更高更多的人生精彩。
《人世间》剧本筹备历时三年之久，拍摄耗时六个多月，场景设计与道具选择几近苛求，以期还原东北的历史场景与生活面貌。尊重生活不是自然主义记录生活，它需要创作者的洞察力。
《人世间》创作者是成功的。他们愿意搜寻日常生活中的内在本质，愿意移情到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即使最隐秘的动机也不例外，然后以人物本来的逻辑，生动地描述生活与捕捉人性的声音，传递出对真善美礼拜的潜在价值观。
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这是生活的胜利——你尊重生活，生活就给你无穷魅力；它也是艺术创造的胜利——你用心创作，观众就用心倾听。
（作者：任仲伦）
展现平凡百姓生活史
描绘国家发展壮阔画卷
（以下是《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自述。）
开播前，导演请我看过初剪片68集，我和导演也是朋友，他想听听我的意见“开剪”，主要是台词方面的意见。
我也像审片员，每次记下来想法，向他汇报。由68集到58集，某些情节重新编辑了，所以现在我每晚也看，否则没有发言权。
我曾明确表态绝不干涉改编，故我没有看过一行剧本。
须知，对于改编，我认为原著内容只不过是一堆建材而已，砖瓦石沙、水泥木料。
导演是总建筑设计师，编剧是绘图师，演员及全剧组是体现团队。
原著是拼图结构，电视剧则要有主线，故改编难度甚大。
小说创作的初心源于我个人的情感。
我父亲曾是大三线的工人，我小弟曾是酱油厂工人，我和我大弟下乡时，我们的哥哥患了精神病，这使我小弟的留城岁月比秉昆还难，他和他工友们的友谊正如“六小君子”。
而我母亲当年将不少留城小青年认做了干儿子、干女儿，他们如今仍叫我二哥。
父母、小弟都已去世，为这种民间至可宝贵的情愫留下文字记录，也是我创作的动力之一。
我家的关系不像原著中呈现的那么复杂，但某一时期比周家的生活还艰难，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对夫妻中有五个下岗，没收入了，家中还有一个常年患精神病的哥哥，住房还都成问题，简直不敢回忆。
幸而那时我还有些稿费，那是我靠一支笔扶贫的十年，个中辛酸唯有自知。
所以我写下岗工人生活，无需了解情况。
秉昆身上有我是知青时的影子，便是义气。周蓉身上有我成为作家后的影子，便是清高。秉义身上有我写《人世间》时的影子，便是宠辱不惊，几无棱角了，只想与人生和平共处。
蔡晓光是我更喜欢的人物，所以我让他成为后来的周蓉之护花使者。
许多人认为现实主义便是反映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这固然不错，却不全面。
另一点是我后来悟到的，现实主义也必然要反映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可以怎样，仅反映是怎样的，那是镜子的功能，而且因人而异，也许是凹凸镜。
应该怎样，可以怎样，才使文学更成为文学。
悟到此点，再重温名著，发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哈代、狄更斯们的作品都有那一主基调，《简爱》《红字》也有，而且不是人性之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睽注”之眼的全面性。
悟到此点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启发；要是不兼顾此点，现实主义会是片面的主义。这些体会我在《人世间》的写作中有融汇。
李路导演是有民间情怀的，民间是我和他、海玲同志相互交流时的一种说法，泛指最普通的大众。
我们认为，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中所产生的儿女一向能与国家共克时艰，若将年代前移至抗日时期，“光字片”中的大多数儿女，军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会是中国抗日的坚强后盾。
周家儿女和他们的发小肯定会秉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同仇敌忾。若以后国家又有什么坎，他们仍会坚韧地与国家共同克服。
进言之，大多数英烈并非希腊神话中那些神的子孙，而是民间的一些好儿女，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冬梅父母，马守常夫妇便产生于民间，秉义也是。
和平时期，民间儿女很平凡，战争年代，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成为保家卫国的英勇战士。
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间的认识，导演将向民间之坚韧精神致敬作为全剧的思想主旨，这一点在演员们身上都有体现，坚韧被他们诠释得很充分。
我作为观众认为春燕夫妻、国庆和赶超夫妻，还有郑母，光明虽非主角，也都表演得极出色，我给他们打满分。
他们各自虽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点，但仅凭那种顽强旺盛的，并且尽量做好人的生存意志，也够得上了不起三个字了。
他们都活出了几分绝不被困难所压倒的劲头，而这真是中国人宝贵的总体性格。
全剧组将为普通的并不完美的他们立传视为己任。
“文化天下”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这当然会使文化的责任甚大。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戏剧、小说也会肩起“化人”的义务，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但“化人”之一派，从未缺席。
我只要求自己尽量从作家的视角，做好一名时代的书记员罢了。
我通过文学反复所传达的，无非这样一种叩问：在心性方面，人应该是怎样的，又可以是怎样的？
尤其是生而普遍、命定平凡的人，其人生如何与“可敬”两字结伴而行。
“史”指年代感，“诗”指人之心性质地，两者结合，确乎是导演及其创作团队所追求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只不过是原著，电视剧《人世间》是央视、腾讯影业和新丽影业公司等倾情打造的项目，是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努力完成的作品，我只不过是他们的付出的受益者，是他们的成功的欣赏者，分享者，如许多观众一样。
（记者：王雪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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