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记忆 | 作者：原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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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平凡的世界》，又和路遥结缘，也和孙少平结缘。孙少平贫苦却不甘平凡的性格，倔强不妥协的精神感染着我，特别是他面对贫穷和苦难表现出的坚毅和果敢激励着我，仿佛孙少平的人生经历就是我的人生过往。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页一页读者，陪着孙少平哭着笑着。我想起童年和少年的往事，一幕幕呈现在脑海，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童年和故乡是两个联系最密切的词，故乡是童年时特别想走出去而长大后又特别愿意回去的地方，不管她多么遥远，多么贫瘠，都想用心去拥抱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在王屋山里一个叫地仙岭的小山村度过的，那里藏着我许多童年的梦想和快乐，也有无奈的忧伤和烦恼，但那个时候的忧伤不是难过，可能是想达到一个小小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苏联、美国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中央提出了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特别是中国农村，经过一九五八年全民动员大办钢铁和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生活异常贫困。

那时我家里没有分家，父亲和小叔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奶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吃过很多苦。妈妈嫁过来时，陪嫁只有一口箱子，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姐姐一九六三年出生，正赶上自然灾害，家里吃饭都是问题。第二年二姐又出生，接连生两个女儿，在那个年代没生个男孩，奶奶非常不高兴，急切希望生个男孩，于是就把二姐取名叫“改”。也许是上天不想让一辈子受太多苦的奶奶心酸，后来妈妈就生下了我。我的出生让全家人高兴坏了，然而就在这时妈妈肚子上生了一个大疮，化脓严重。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母亲的病算是大病，村里的老中医根本不能医治，眼看着母亲病入膏肓。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好碰上县里医疗队下乡，父亲当时在乡炸药厂上班，得知情况后，立即将母亲送往大峪乡卫生院，在医疗队专家的手里母亲捡回一条命，也捡回来了全家人未来的希望。

母亲命保住了，但奶水却没了，当时我还在满月内，那个时候山区农村根本没有奶粉，婴儿吃奶全靠母亲乳汁。于是奶奶只好抱着视作宝贝的我，四处为我找奶吃。好在当时方圆二三里内还有比我大几个月出生的孩子，离我村三里地的刘长江的母亲和杨双的母亲成了我的奶娘，以至于长大后我对两位奶娘一直都有割舍不断的情感。那时间每天奶奶和父亲抱着我往返多趟去奶娘家为我找奶，有时候去早了，人家孩子刚吃过，我嗷嗷直哭，只好任由我哭，等着奶娘哪怕有一点奶，就立刻让我充饥。

有时候一个奶妈的奶不够吃，还得去找下一个奶妈喂我。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营养不良，何况他们还要养自己的孩子，奶水自然不多。那一个时期可把父亲和奶奶累坏了，但是她们其乐无穷。

和小叔分家后，两个妹妹又相继出生，我们家里成了当时我所在的农村人口比较多的家庭，并且劳力又是最少的。当时父亲本来有一次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的机会，但是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加上奶奶不想让儿子离开自己，极力阻挠，父亲也就放弃了平生唯一一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再后来父亲眼看母亲一个人在家拉扯四五个孩子，他便从乡炸药厂回来，先在生产队当会计。七十年代初，下放办学，各村可以办初中高中，生产队可以办小学。我所在的生产队和临近的段背生产队办了一所小学，父亲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上过完小的学生，自然父亲就成了螃蟹蛟小学第一任老师，我们姊妹五个上小学期间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父亲教的。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教学认真，待人和蔼，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从不打骂学生，口碑特别好。

那个时期，父亲在学校教书，家里的一切负担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肩上。我们姊妹多，且相隔年龄不大，既不能帮妈妈干家里的活，更不用说农活，那时妈妈往往是下地干完活，放下农具就赶紧回家，做饭、喂孩子吃饭，几个孩子都吃完了，才挨着母亲吃。一天下来，就没有坐下休息的时间。有时候甚至是顾不上吃饭就到了上工的时间，为了怕生产队扣工分，拿起农具，口袋里装个玉米窝头就又去地里干活了。现在想想，小时候自己真是浑蛋，那时间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挣工分少，年年是缺粮户，一年的口粮根本不够吃。我是家里的独生儿子，母亲经常会单独给我做捞面条。要知道我吃一碗捞面条，家里多少人就要喝只剩几根面条的稀汤，有时候妈妈先把面条下锅，跟我盛一碗捞面后，再往锅里打点玉米面水，做成面糊，让全家人吃，而我竟一点没有理亏，仍然独自享受这美食，两个妹妹比我小也没享受这待遇。最过分的是，一次我想吃油馍，奶奶还用勺子里放点油，拍个小小面饼，放在勺子里跟我煮油馍，要知道当时家里人一年都难得吃一次油馍，我一顿吃下的是全家一个月的用油量。现在我常常自责，当时竟然没有理解母亲的苦衷。

小时候，同一生产队的孩子们，放学回来或者收麦食放麦假以及秋天的秋假，都要到地里头帮家人干活挣点工分。父母再累，宁愿让姐姐妹妹去地里干活，也不舍得让我去。我们姊妹几个年龄上下不几岁，妈妈养活我们真是受累，既得操心孩子冷暖，又操心孩子安全。妈妈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劳动，而一帮孩子还没有睡醒，妈妈就把我们反锁在家里，主要是怕我们醒来出去玩不安全，想想妈妈当时真是用心良苦。假期时间，我经常在外婆家度过，和几个表兄弟疯玩，乐不思蜀。正因此，生产队里大爷大奶们都叫我“驻队干部”。

那时，村里开批判会就是忆苦思甜，劳累一天了，晚上饭来不及吃完，就被召集在生产队队部里，煤油灯下，忆苦思甜会就开始了。忆苦思甜被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忆苦思甜会” 常开，“忆苦思甜展览” 常办。在忆苦会上，忆苦者诉说自家苦难史时，一脸痛苦，声泪俱下。在我们螃蟹蛟生产队诉苦最多的是杨乾升，他小时候家里穷，山里狼多，他差点被狼吃掉，每次讲到这里他止不住放声大哭，听的人也泪如雨下。

爷爷在我父亲八岁时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个人把我父亲和小叔拉扯大的。爷爷去世后，奶奶裹着脚，重体力活就落到父亲身上。到十岁时，父亲就和成年人一样犁地种地。十来岁的孩子背着比自己身体还重的犁耙，一个人把牛套上，一上午就要犁半亩地，有时候耕犁被牛拉倒，父亲会被拖好远。一个小孩子又扶不起耕犁，父亲一个人在地头嚎啕大哭，距离父亲耕地地块较近的大人们听见哭声往往过来帮忙。每当父亲讲到这里时，奶奶在忆苦思甜会上哽咽，我们更是泪流满面。父亲小时候受苦，而母亲也是死里逃生的人呀，母亲三岁因没有吃的，饿死在荒野，后被人捡回，得以重生。想想那个年代奶奶和父亲、母亲受的苦难，现在想起还眼含泪水。

六十年代后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民劳动要评“大寨工分”，第一条是政治挂帅，看思想表现。那时农民的口粮标准是按生产队为单位制定标准，各个生产队的土地质量不一样，土地肥沃的打粮食就多，土地贫瘠的打粮食就少，我所在的螃蟹蛟生产队沙土地多，山区种地是靠天收，沙土地旱，自然收成就差。农民分粮食靠的是工分，我家姊妹多，劳力少，自然分粮食就少。全队每天每人的粮食定量约六七两，我家不到四两，又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副食，所以挨饿是常态。人们大多都是面黄肌瘦，生产队里根本就没有肥胖的人。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山区农村是主战场，以村为单位，有的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改造大寨田工程。我们生产队的战场设在大谷堆山下后岭地，主要任务是将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后岭地属于坡地，需要起高垫低。那个时候，往往是挑灯夜战，谁家干的活多，挣得工分就多。母亲白天一个人干活，到晚上父亲也加入或推车或担土，一般是一个人挖土，一个人推土，一个晚上两个人可以挣十几分。别小看那十几分，秋季可换来十多斤粮食。再一个任务就是深翻土地，过去用耕牛犁地，只能犁五寸左右深，于是，生产队借着农业学大寨的东风，利用秋收之后，冬种之前，全民动员深翻土地。那个时候，队长一声令下，生产队男女老少全体出动，队长把一块地化成一分地一小块，根据难易程度，确定工分值，一分地八至十分不等，一般靠抓阄形式确定你翻哪个地块。母亲白天深翻一天，一般一晌要翻一分地。

下午下工后再抓几个阄，争取再翻三分多。晚上家里要全员上岗，用一盏马灯挂在地头，隐隐约约能看见地和界石就行。父亲和母亲一人一块，我们姊妹几个或用钢钎或用撅头。翻好的地需要验收，生产队组织一班人组成验收组，用一根木棍，刻上尺寸，测量翻地深度确定工分。

由于那些年常年口粮是吃不到季头，典型的青黄不接，很多人家分的粮食过完年后就吃光了，整个春天只能靠挖野菜度日。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到地里挖红薯，上山摘榆叶、榆钱、黑槐叶、刺叶菜等。地里的“灰灰菜”“毛妞菜”“白蒿苗”也是人们常吃的。做玉米粥时，常常加点萝卜丝酸菜叶。我们家的粮食几乎年年不够吃，有时候，一个春天家里玉米和红薯都吃完，还要靠亲戚的接济，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奶奶的娘家，每年青黄不接时，老妗都要让表叔张运城从十四五里的小栗元村往我家挑八九十斤的玉米，让我们好度过漫长的春季。那个时候，放寒假后我也和成群结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在已经翻过几遍的红薯地里刨红薯。有时候运气好时，一上午也能刨上半篮子红薯。调皮的孩子也会在人家没有刨过地里刨上一番，往往会有大的收获。有时候还会招来土地主人的一顿臭骂，但收获是自己的，高兴的屁颠屁颠往家赶，希望得到父母亲的一顿夸奖。

那年月，吃饭、穿衣、点灯都凭证供应，农村吃粮食靠自己辛苦劳动生产，城里人吃粮全靠粮票。城市农村穿衣都靠布票。山区农村每人每年能分到七到九尺布票，布的价格在一尺三四角钱左右。人们穿的衣服大多都是打补丁的，过年能做件衣服就不错了。衣服的颜色是灰的蓝的居多，样式基本都是对襟或扣子在腋下的衣服。那时没有什么内衣，能有件衬衣的人不多。家里人冬天都是穿单件的棉衣，干活时汗水渗透，又凉又硬，难受得很。我们家破床上往往凉席上铺一条粗布单子，姐姐和妹妹们盖一条被。那时候，每年种棉花，冬季农闲时节，妈妈总是三更半夜纺线，我们姊妹几个争抢着跟妈妈搓棉花卷，有时候妈妈为了赶活，甚至纺线到天明。那时候农村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煤油也是紧缺品靠供应，一般家庭一到天黑就睡觉，怕把每月有限的一点油熬完，其他时间就得“打瞎驴”。因此非得熬夜时只得把灯头弄得足够小，火焰只有黄豆粒大小，正常呼口气就能把它吹灭。妈妈的眼迎风流泪，就是那个时候在灰暗的油灯下熬夜熬的。

线纺好后，要经过拐线、经线、引布、上织布机织布等环节才能织成布，这其中每一道工序都是技术活，每年织布的各环节妈妈都要请亲戚邻居帮忙，特别是引布时，我们小孩子也能帮上忙，跑前跑后引线，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为让姐姐和妹妹学手艺，妈妈手把手教她们织布，学不会，姐姐和妹妹们没少挨妈妈的打。就是在妈妈严格的教育下，两个姐姐也是生产队里的织布好手。冬天的时候，家里人冬天都没有棉鞋，也没有袜子，日子好点时候，妈妈会给姊妹几个做一双粗布袜子，她和父亲有时候还舍不得做一双粗布袜子。

那些年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山里下雪的比较多，天气实在是冷，最招冷的是手和脚。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冬天我们姊妹几个最先冻伤的手和脚，姐姐和二姐平时在外帮妈妈干活多，手脚冻的最厉害。手冻得像一个刚出锅的馒头，红肿红肿。脚最不受冻，姊妹几个人每年脚都会冻得溃烂。最怕的是晚上一睡下，一遇暖，溃烂的脚钻心的痒和疼，挠不敢挠，那疼的滋味就想到死。老人们说脚不敢冻伤，要不会年年冻烂。现在日子好了，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再也不怕受冻了，但还是会想起以前冬天的日子。记得小时候，冬季非常想和邻居放羊的法山去喂羊，因为羊圈里的温度，想想比现在的暖气房子还舒服。

幼时的过年是最具仪式感的，过去农村，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子都眼巴巴的等着过年，因为只有在那一天能吃上菜里带点肉的饺子，可以穿上一件新衣服，可以放几个小鞭炮，那时候盼过年不亚于现在的孩子想要一个几千块的苹果手机。

小时候农村过小年也是比较隆重，大年二十三要祭灶王爷，送灶王爷回娘家，妈妈一大早就会烙十几个祭灶饼，说是给老灶爷回娘家带干粮，晚上烧上三柱香，家人挨个磕完头敬过灶王爷后，我们姊妹几个才能吃上，当时真可称得上美食的祭灶饼。大年二十四后，便要选个日子对家里所有房屋进行大清扫，期望以新的面貌来迎接新的一年。先把房里的盆盆罐罐都搬出来，搬不动的用苇席盖好，然后用毛巾捂了口鼻，戴上草帽，穿上旧衣服，登上梯子，认真的用扫帚把墙壁和楼顶清扫一遍，把一年积下的灰尘都打扫掉。清扫完黑灰，重新摆好物件，再把父亲从学校带回来的报纸，以及从其他人家借来的旧挂历一一贴在墙壁上，整个房屋就清扫一新。磨豆腐、割肉、蒸馒头、炉馍一样都不能少。

八零年以前那个时候光景不好，每年一家七口人只割上三四斤肉，既要吃饺子又要招待亲戚。到了大年三十下午，便有了陆陆续续的事情需要去做了。父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把院子内外打扫干净，再把门神、土地、山神，代表石磨的白虎和代表石碾的青龙，以及其他农家所需的诸天神灵的神位以及列祖列宗的神位用黄纸写了，贴到各自的位置。春联用的是红纸，门方用绿纸，那时，除了有钱人家，极少有买春联的，都是手写的。写神位和春联的事情由毛笔字最好的人代劳，我们家都是父亲一个人写的。春联和神位贴好之后便需要去弄一根棍子放在大门槛之内，农村叫“把门棍”，寓意是让新的一年大鬼小鬼都进不来大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就要在每个神位之前燃一枝香，然后放个炮，名曰安神位。神位安好之后，需要去包一点饺子。印象中肉饺子很少，主要是素的，红白萝卜丝焯水，用笼屉布裹好拧干水成团剁碎，在锅里炒一下放上花椒粉，味道极好，如果能炒上一两个鸡蛋搅进去那就更好的了。奢侈的肉饺子主要是用肥肉炼油剩下的油渣子剁入萝卜馅内制成。饺子的主要用途是用来敬神的。当这些工作完成以后天也黑了，那时没有电。这时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去挑水了。冬日里天旱，山区井水少，再加上有别的生产队也在我们队的井里挑水吃，水就略显紧张。加上明天是大年初一，大家都要休息一天，如果初一去挑水劳作，没人说你勤快，只能说你没出息。当挑水集中倒一块的时候水就更显得紧张了。但为了不让人笑话我们也必须在大年初一之前把水缸挑满。平时的日子挑水的工作大部分是父亲干的，只要他有点空，他总是舍不得让我们干活。我们居住的小居民点吃水井在沟底，离村子大约有五百来米的距离，直线很短，但上坡路往往是曲折的，距离也就显得很长。那时的井不深但水更浅，需要用小桶刮水然后倒在大桶里边，等水够一小桶的时候才能去刮，这样半个小时才能够弄一担水。天气干旱的日子，是邻居们抢水的时间。每天找水是一家的大事，如果早上起床迟了，那就意味着你一天就得在水井边等着担水。天旱水井一两个小时也难出一桶水，为了不耽误农活，等水往往是小孩子们的工作，等刮上一担水，父亲会在中午吃饭间隙把它担回。遇到下大雪深夜担第一担水，需要自己趟开一条雪路，如果去迟到了就得就要借着雪地的反光，蹬着乡亲们踩出的雪窝子，从沟底小心地爬上来，如此反复几次才能把水缸挑满。印象中常常是这样的画面：深夜里，白雪覆地，或细雨蒙蒙，或寒风冷厉，从沟底到村子的小径上，坚实有力的脚步声和偶尔低沉的咳嗽声，便是父亲留给我的永久的记忆。

小时候一家人吃的饺子大部分都是妈妈一个人包的。为了让孩子们一起床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饺子，妈妈半夜就起床就这煤油灯和面、擀面皮，包馅。两位姐姐十来岁时，就会替妈妈包饺子，有时候，我会以她们包的饺子不好看，拒绝吃她们包的饺子。大年初一拜年是农村非常讲究的礼俗，自己同姓的长辈是非拜不可，邻居家长辈也必须去拜。紧接着初二以后，就开始瞧亲，舅家、姨家，家里所有的亲戚都要走一遍，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天把所有亲戚家走完，而是一天只去一家，吃上两顿饭，有时候天黑才到家，那样走亲戚，一是显得亲近，更重要的是能吃上两顿好饭。有时候走亲戚一直走到正月十五。那个年代春节期间大路小路总能看见大批小批的走亲戚队伍，大人们互相问候，小孩子互相追逐嬉闹，好一派欢乐祥和的局面。

童年的回忆往往是片段的，破碎的，山里的冬天是漫长的，冬季也是山里的农闲时节，父亲平时在学校教书，星期天回家加班干农活，一年到头，从没有有个休闲的时节。早年分家时，一家七口人分了三间土房。随着姐姐妹妹都长大了，一家人挤在三间房里也不是个事，于是父亲就张罗着盖房的事。农村盖房可是一个大工程，垒根基、打土墙、买椽、买梁、买瓦等工序多，既得准备钱又得找人干活， 当时家境窘迫，全家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盖房对于我们家来说太不容易。就不说钱，单说劳力就可想而知了。垒房根基的石头都是父亲利用星期天或中午和下午的时间放学间隙，父亲和母亲一边用锤和扦一锤一扦刨出来的，然后再用箩筐担回去，一担百十斤，远的来回五公里。有时候父亲怕耽误给学生上课，经常是跑步去学校。只有到放寒假才能整天干活。放寒假后，我们姊妹几个齐上阵，能担的担，能搬得搬，能替父亲分点忧，也是高兴的事。我的东屋三间房的地基，是父亲和母亲用肩挑手搬花了一年时间才准备好三间房的石头。垒房根基是利用过后的十来天时间，利用春节吃剩下的馒头和准备略宽余的猪肉，找上几个亲戚帮忙，算是把根基垒好。打墙要用好土夯实，老院子周边全是红页岩，根本不能做夯土用。刚开始父亲和母亲用箩筐一担一担在村子的东地往家担，再后来借个架子车，父亲驾驭，姊妹几个在后边推着，父亲拉得满头大汗，我们几个却高兴的在后边且退且跑，不亦乐乎。断断续续又是一车一车把一幢房所用的土全部拉回来，往往是一边拉土一边用借来的墙夹板，找亲戚邻居帮忙把墙沏起来。盖房所用的木材有一部分是父亲从离家 30 多里的林山村一根一根背回来的。几十里的山路，一百多斤的木头，一走就是十几个小时才能来回，父亲是用汗水和泪水把那座房托起来的。后来家境好了，又陆续盖了临街房，又盖了门楼。我家盖房的前前后后时间里，我三舅王战、姨父张土、周备业、成守定和李怀英、成海征、成改性都出了大力，我打心里感激他们，是他们在我家危难时帮助了我们。

童年是懵懂的，记忆是模糊的，但唯有不忘的是亲情。一个人一生能去的地方很多，但能回的地方不多，恐怕只有故乡了吧。一个人真正慢慢长大，是从走出故乡开始的。我总感觉走着走着自己越来越渺小了，但感觉自己越来越坚强了，因为想起故乡时，有巨大大的归属感，是故乡和家给了我越来越坚实的力量。

如今自己也有儿子、孙子孙女，才真正体会到为父为母的不易和苦心。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母亲也走了四年，现在时常还梦见他们，音容笑貌宛在，还是那样慈祥，每一次睡梦醒来都会泪流满面。童年时的记忆时常也会在梦中呈现，童年的玩伴、经常嬉戏的场所有时候那样真切，仿佛历历在目。是的，那些年我们从苦难中走过，有些经历是一辈子抹不去的，我们从那个年代收获了太多的快乐和永久的记忆，我会好好把它珍藏，闲暇时和家人一块分享，分享属于我和我的父母以及姊妹的一段美好时光。

作者简介：原维法，文学爱好者，济源玉川经开区干部，曾在《焦作日报》和《济源日报》发表数篇新闻和通讯稿件，也有文字在《大河文学》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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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芳 远岫 若谷 |  编辑：陈丽 |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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