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成蚂蚱涝成蛙，此话不假，凡是旱年，蚂蚱特别多，小时常听爷爷讲，民国32年（1943年）是个大旱之年，地里的玉米刚挂红樱，那蚂蚱黑压压的一群接一群，不知从何而来，铺天盖地，把太阳都遮住了。蚂蚱过的这一群红头的全是红头的，这一群黑头的全是黑头……据说还有蚂蚱王带着，都朝一个方向飞，所过之处，秋庄稼被扫荡一空，吃得只剩光杆，连树上的树叶都被啃得光秃秃的。民以食为天，庄稼人靠种地养活全家老小，地里的庄稼让蝗虫吃光了，一家人去喝西北风？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好多庄户人举家坐在地头，哭天扯地……
爷爷对我讲：听说是武陟县得罪了老天爷（玉皇大帝），啥原因已记不清，祸事是他们县惹的，老天爷本来派天神去吃武陟县的，可天神听错了，听成了吃“五十县”。尽管这是迷信说法，危言耸听。但史料记载，那年河南的大部分地区确实遭受了蝗虫袭击，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倒是事实。
我老家郭村属黄泛区，那大片的盐碱沙滩地长满野苇，是蝗虫繁殖的栖息地。蚂蚱泛滥会毁坏庄稼，给农民带来饥馑和灾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四三年的蝗灾，虽过去多年，老年人仍心有余悸，谈“蝗”色变。记得解放初，许是五三年或五四年吧，蝗虫又沉渣泛起，大量衍生，人在路上走，蚂蚱都碰头碰脸。地上黑压压一片，再不采取行动，历史的悲剧将会重演。那时农村的耕作方式还是传统的一家一户。
政府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打一场灭蝗的人民战争！”当时国家正在修复多年战乱留下的创伤，还没摆脱贫穷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差。灭蝗全靠人工扑打。农民曾深受其害，灭蝗的积极性很是高涨。都吃过蝗虫的亏，大道理就不用多讲了。
那年我六岁，还没上学。爸爸妈妈在焦作，我和爷爷奶奶在老家。郭村在周围算个大村，400多户人。村长拿着个洋铁桶站到房顶上一哟喝，东头打麦场上马上聚集了很多人，黑压压站一大片。村长按住的区域分成六片，每片都指定负责人，大家都叫他片长，规定各家各户除留一人看门做饭外，其余一律参加灭蝗。不管大人小孩，只要能上阵的都得出动。村长给各片长作了安排，负责各家各户叫人，灭蝗的工具很简单，白鞋底上钻个洞绑根棍，就成了旧鞋家家户户都有，爷爷也给我绑个小鞋板，用我穿破的鞋，底部现成的窟窿，用棍一串用麻绳一绑就成了。
第二天我睡得正香，洋铁筒喇叭就吆喊开了，爷爷赶忙催我快起，奶奶早已做好了饭，灰灰明大家就到打麦场上集中，那个片长还点了各家各户的名……刚出村，人就一字形排开，投入“战斗”。那时采取的是人海战术，象拉网一样逐步向前推进。在那个年代，实在没啥好办法……
“劈劈啪啪！”打蚂蚱声有些沉闷，随着响声，一只只蚂蚱葬身拍下，大人们轻易不聚在一起，边打边有说不完的话，地里一片嘈杂。长长的队形慢慢往前移动……最活跃的当数我们这些孩子们，打着打着就跑出队列，拿着拍子到处乱追乱撵。我们属于编外人，不是正规军，片长对我们不多管。一会我和瞎四、改生、牛犊参加到大部队，一会又跑出了人群。我们主动承担的任务是追杀那些大兵压境狼狈逃窜的蚂蚱，那些家伙一个个如惊弓之鸟，特别是雄性蚂蚱身小翅膀长，又机灵又狡猾，一有风吹草动，它会展翅高飞，而且飞得又高又远，它们就成了孩子们的追逐歼击的目标，我们一面追还一面喊：“打日本的小飞机啦！”“捉老蒋啦！可别让他跑啦！”“跑到台湾也要把它撵上消灭掉！”有时几个孩子追出大半里，当你气喘吁吁来到它跟前，正欲下拍，它又展翅仓惶逃走，我们继续穷追不舍……为打死一只雄性蚂蚱，几个人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我们乐此不疲……
灭蝗大军围歼过后，地上的死蚂蚱黑瞎瞎一片，也有身负重伤垂死挣扎的，漏网之鱼也没有的，但毕竟是少数，还有受伤后重又活过来的。勉强支撑着身子，缓缓蠕动……开始二天还有人带个小布袋，拾些死蚂蚱回去喂鸡，片长发现后，在会上明令禁止，说心不能有二用……灭蝗进行了半个多月，往远处去中午还要带干粮，我几乎天天不拉，跟着爷爷坚持到最后。和那么多小伙伴在一起，在漫天旷野象小驴驹撒欢一样奔跑着，打闹着，我感觉有趣极了……
有天深夜，我正在睡觉，本家的四叔匆匆敲门，把我也惊醒了。他着急地喊：“大爷、大爷，快起来！”爷爷披衣开门，问有啥事，四叔快要哭了：“大爷，你快去地里看看，我家的豆秧快让蚂蚱吃光了！”长辈人把蚂蚱看作是洪水猛兽，过去的阴影还没完全散去，少收一季庄稼就是半年粮啊！爷爷忙吩咐，“快去多叫几个人，先把本家的男男女女都叫起来，我在地等！”四叔急忙走了。爷爷穿好衣服去拿蚂蚱拍，想了想又放下了，他拿起箩面的箩和一条装粮食的布袋，我很奇怪，地里的蚂蚱拿这些东西干啥？我也要求去，爷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灭蝗的会战中，爷爷看到小孩也能派上大用场。爷爷拿着家具，我提着带纸罩的小油灯跟在后面……
我老家差不多都是盐碱地，大部分种的是高梁和黑豆（也有黄豆），当我和爷爷来到豆地，四婶正在地头哭着，一付天塌地陷的样子。爷爷劝了她几句，不一会，本家的二大爷，三大娘，哥哥姐姐来了一、二十个人，一群人望着爷爷，好象他是大家的主心骨。“你看咋办呀！”四叔焦急地问。常规的灭蝗办法明显不行，那数不清的蚂蚱在豆荚棵上爬着怎么打呀！爷爷经多识广：“快回去拿箩拿布袋，没箩拿草筛！”二个婶婶一个大娘赶忙回去了。四叔的豆地有三亩多，看着好大一片，只听地里传出“沙沙”的响声，象是蚕吃桑叶。围歼这么多天，打死那么多蚂蚱，现在咋又突然冒出这么多，看来灭蝗工作还没有干净、彻底……怪不得爷爷说，蝗虫都有组织，蚂蚱王说往哪，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就把庄稼吃个净打光，让你防不胜防。这蚂蚱还挺狡猾，趁你夜里睡觉，搞突然袭击，听说村里已有几户吃这个亏了。这天夜里，四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对豆地总放心不下，半夜起来他到地一看，吓一大跳，……
在昏暗的灯光下，豆荚棵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蚱，这些蚂蚱对人的到来，不屑一顾，仍附在豆叶上一动不动地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有些豆棵叶已经吃光，蚂蚱正转移地方，小蝥贼爱在夜里偷鸡摸狗，小蚂蚱深夜也会鸡鸣狗盗，人和昆虫习性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婶婶、大娘很快把需要的东西拿来了。爷爷指挥着，二人一班，顺着豆垅把豆秧上的蚂蚱抖到箩里或筛子里，然后往布袋里装，夜里蚂蚱很老实，许是翅膀沾有露水，并不乱飞乱跑，抖到箩里的蚂蚱在箩里还贪婪地啃着豆叶，丝毫没察觉到它们的厄运……
我果真有了用场，打着灯笼在前面照着，还不断去张布袋口……
天快亮，豆地里的蚂蚱挨着垅逮过一遍，漏筛的蚂蚱也象清醒过来，蹦哒着四处逃命。夜里战果不凡，连蚂蚱带豆叶，装了两大布袋，四叔和二大爷背着，象是很沉很沉，回到家，爷爷让四叔架起一堆麦秸火，布袋口一打开，连豆叶带蚂蚱倒进火堆，随着“劈劈啪啪”的响声，数万只蚂蚱葬身火海，也有几只侥幸逃生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害虫也是如此。
……
六一年我上小学六年级，趁放暑假，我又回到老家。奶奶去世后，剩下爷爷挺孤单的，一有机会，我总要陪爷爷住些日子。爷爷在队里分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又增加我这一张嘴，那就更不够了。我带回的流动粮票，爷爷总不舍得用，我催他到公社粮店买些面，他说这粮票农村缺，舍不得，万一有人出门用得着……那时出外吃饭是要粮票的。每次做好饭，爷爷总是尽我吃，可我看爷爷这么大年纪也实在咽不下，糠菜树叶成了我爷俩天天的主食。爷爷面黄肌瘦，胸部的肋骨一根一根凸出大高，象城市人洗衣用的搓板……
我对童年伙伴很有吸引力，他们只要听说我回家，改生、瞎四、狗掉、平安会马上而至，拉着我的手又蹦又跳，亲热得不得了。并且围着我问这问那，城市的学校好不好，老师罚站不罚站，市里的公共汽车多长时间跑一趟……我每说一件事，他们都觉挺稀罕的，也难怪，这些小伙伴没有坐过汽车，没有见过火车，把我看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一天晚上瞎四提出邀请，让我跟他一块去逮蚂蚱。我问逮那玩意干啥，他说：吃呀。我说那能吃吗？他说村里吃的人可多了。在家没事，去就去。我问带啥家伙，他说用布缝个小兜就行了，最后他说句玩笑话：“可别把手忘到家！”
村东滩是夏湿地，那里长有半人深的野苇，离村三里多，天没亮，瞎四就来叫我，同来的还有改生。瞎四告诉我，逮蚂蚱必须早点去，趁太阳没出来，蚂蚱身上有露水，不会飞，好逮，若去晚了，蚂蚱身上潮气一下，就难逮了。
一望无际的野苇，郁郁葱葱，野苇中藏着无数只大小不等的蚂蚱。果然象他们所说，露水打湿了蚂蚱的翅膀，蚂蚱爬行迟缓，如负重难履。逮蚂蚱只要雌的，不要雄的，公母我早能识别，母的又肥又大，公的又瘦又小，很好区分的。蚂蚱在地上一动不动，捉时象在地上拾石子。每捉一只，还要把它的翅膀掐掉，免得它伺机逃跑。
太阳快出来时，我已逮了一小兜，身上的衣服全被露水打湿了。
回到家，按瞎四传授的操作方法，先将蚂蚱头一个个拔掉，头下部带出一段绿色东西，这就是蚂蚱的整个内脏，那样干看着挺残忍，活生生的蚂蚱瞬间身首两断，别看蚂蚱头掉了，神经还没完全死，放在锅里仍在蹦哒着，随着锅底变热，蚂蚱浑身颤抖着，……快熟时，在蚂蚱身上洒上一些盐水。
第一次吃蚂蚱，可享口福了，蚂蚱肚里黄黄的籽，吃着好香好香……
很久以后，我又吃过几次蚂蚱，那是在“野味饭店”，这害虫竟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二十多元一盘，虽经过厨师的精心制作，但已吃不出几十年前的那种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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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 完 · 待 · 续 ·
刘月凯，河南省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林业局退休干部。生于1947年9月，原籍河南省浚县白寺乡西郭村，后随父母迁往焦作市，1963年12月7日“上山下乡”来到河南省济源县大沟河林场。1980年12月调济源县（市）林业公安派出所，曾担任所长、科长等职，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89年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一年。
2002年退休后开始写作，已出版文集《绿色记忆》上、中、下三部，100余万字。参与电影《爱在绿洲》（曾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创作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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