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考古工作者2020年7月17日正式对外宣布，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约470公里处（后杭爱省额勒济特县）发现了匈奴政治中心—龙城遗址。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茏”通“龙”，意为水草丰美之地。龙城对于匈奴族群来说，是祭祀祖先的圣地。
但是，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均没有龙城方位的确切记载，加上匈奴逐水草迁徙，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没有人知道所谓的“龙城”究竟在哪里。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兵袭上谷，卫青统军1万由上谷反击，长驱直入，意外攻入匈奴圣地龙城，斩首700。
与此后汉军动辄斩获数万相比，龙城之战的战绩显然不在前列，但其历史地位却十分特殊。主要在于，龙城之战是汉武帝决意反击匈奴后的首次告捷之战，不仅捣毁了匈奴族群心中的神圣处所，而且极大振奋了大汉王朝的军心民心。
自此，西汉放弃了自开国以来对匈奴的一味妥协、忍让政策，开始了战略反攻。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即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句来赞叹卫青奇袭龙城的壮举（也有说法是指李广）。
自东汉以后，龙城的大体地理位置均被指向燕然山（蒙古国中部杭爱山脉）一带，而此次龙城的考古发现，也坐实了这一点。
但由此带来一个矛盾：匈奴龙城已确定是在漠北（蒙古国中部），难道卫青在公元前129年已经攻到了漠北吗？
这显然不可能。在秦朝灭亡以后，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原内乱，“尽取蒙恬所夺匈奴地，而王庭列置于幕南”，在河南地尚未收复之前，匈奴主力均在代郡、雁门、河套一线。
卫青没有理由穿过匈奴的统治中心，而去攻击一个远在漠北的军事目标，这也不符合汉武帝“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设在边境上的互市市场）”的战术指令。
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并非燕然山的龙城，换言之，匈奴龙城曾多次迁移。
首先，公元前129年时，匈奴单于王庭在漠南，辽东的乌桓也曾“发匈奴单于家墓，以报冒顿之怨”，既然匈奴王庭和单于墓都在漠南，每年五月大会诸部的龙城在漠南也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匈奴逐水草而居，并无固定城郭，因而秦始皇北击匈奴却不能尽灭之，只好命蒙恬筑长城以防御，这也从侧面表明，匈奴的龙城不可能固定在某一处。
第三，龙城考古出土了直接证据—用汉字刻写的“单于天降”和“天子单于與天毋極千万岁”瓦当。
瓦当，是房檐最前端的一片瓦，瓦当上刻写的字叫记事吉语。如果单纯从字面理解，似乎是没有文字的匈奴借用汉字来歌颂自己的族群领袖单于从天而降。
但实际上，“单于天降（读音：xiang）”的真正意思是单于受天意而降汉。
“单于天降”四字瓦当并非首次发现，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内蒙古包头一带的召湾汉墓群就多次出土了“单于天降”瓦当，与蒙古国发现的龙城瓦当制式一致，均为挑笔中保持圆笔，一同出土的还有“单于和亲”“四夷尽服”瓦当。
而根据随葬品断代，“单于天降”瓦当属宣帝元帝时期，这一时期刚好发生了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向宣帝请求“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今包头市达茂旗汉外长城）”，此后又向宣帝求娶汉家女子（昭君出塞）。
包头出土的“单于天降”、“单于和亲”瓦当正是对当时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甘露三年，汉王朝攻灭了北匈奴郅支单于，替呼韩邪完成了匈奴的统一。于是，呼韩邪请求北返单于庭（漠北）。
蒙古国在龙城遗址发现的“单于天降”瓦当，恰恰证实了该处遗址是漠北之战结束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产物，距卫青奇袭龙城已经过去了10年以上，这也彻底推翻了卫青攻击的龙城与东汉窦宪攻击的龙城为一处的误解。
值得一提的是，“单于天降”瓦当在国内之所以仅在包头一带发现，是因为呼韩邪内附和昭君出塞都走的是五原直道。
五原，在秦朝称九原。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出塞共有三条路线：一是出雁门关；二是出代郡；三则是出五原，走秦直道。
而汉王朝两次安排呼韩邪走秦直道，既有安全、便捷的考虑，同时也在冥冥中藏着某种深意。在蒙恬夺取河南地后，为帝国长远计，秦始皇下令修筑了从关中到九原的高速公路—直道，以彻底解决“亡秦者胡”的隐忧。
但没想到的是，直道尚未发挥它应有的军事作用秦始皇就溘然长逝，3年后秦朝灭亡。直到近百年以后，汉王朝终于收服了匈奴，完成了秦始皇未尽之事宜。当匈奴单于呼韩邪沿着秦直道赶往长安朝拜皇帝的那一刻，秦始皇泉下有知，也可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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