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章太炎

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康（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黄侃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

「疯子」章太炎

章太炎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不仅国学深厚，脾气也异常古怪，与其得意弟子黄侃同气相投，在圈内留下许多谈资。论学问名气，章太炎当年与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难分轩轾。事实上当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征求胡适意见时，胡适最初推荐的三个导师人选，便是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可谓比肩而立，难分伯仲。本来章太炎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可最终章太炎以他与梁启超个性不合为由，谢绝了。章太炎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在这件事上再次暴露无遗。这样，清华的大门对章太炎便从此关上了，清华也因此少了一位国学大师。从严格意义上说，章太炎并没有正式担任过大学的教授，但他一直做着大学教授都难以胜任的教学工作，他的一生远比一般书斋里的教授更为精彩。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一八六九年出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又因私淑顾炎武，以炎武名绛，而易名绛，字太炎。曾祖为余杭巨富，祖父是乡村医生。父亲曾官至河南按察使，后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章太炎幼承家学，从外祖父、父兄治经书和文字音韵之学。从诂经精舍肄业后，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业精进。章太炎虽埋首书经，饱读诗书，却并不是个书呆子，很早就显露出极高的治学天赋。章的得意高足黄侃曾著文说：“先生生而徇敏，幼读《东华录》，愤异族之君中国，即立志不仕进。年十七八，从德清俞君受经学，又尝从仁和谭仲修游，文采斐然，有所述作。治《左传》，为《春秋左传读》数十万言，始显名于世。”（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

一***五年，章太炎加入康有为所办的上海强学会。一***六年年底，应梁启超之邀，任时务报撰述，与谭嗣同等人相识，受梁、谭等人影响，思想渐趋革命。一***七年六月，章太炎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一***八年十二月，因支持维新变法，遭到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次年转赴日本，八月回国。

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友情便始于这一时期。当时“任公方主办《清议报》于横滨，与孙总理过从颇密，渐醉心民族真理，得太炎书，乃函约赴日，谓将介见孙某同计议国是。太炎闻之甚喜，因有扶桑之行。太炎与孙总理订交即在此时”。（冯自由《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这里可以看出，章太炎赴日本并结识孙中山，都是梁启超从中安排的。

一九○○年，《訄书》出版。章氏在书中提倡复兴诸子之学以济儒家，反满，反列强，首倡光复之说，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深远。不久章氏又发表《正仇满论》，第一次对清廷及保皇主义进行公开批判。一九○二年，章因遭到苏抚恩铭通缉，再次东渡，思想更趋激进。“是年三月，于明崇祯帝主殉国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孙总理、梁任公均署名为赞成人。是为吾国留学界组织爱国团体之滥觞。”（冯自由《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因清室干预，孙中山及留学生数百人未能与会，后来在横滨补办仪式，席间，孙中山提议与会者各敬章太炎一杯酒，总七十余杯。于此可见孙中山和广大爱国志士对章的敬重及章当时的影响。

一九○二年五月，章太炎回国。一九○三年五月，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六月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文中有“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之语，引起清廷震怒，二事并发，与邹容一同被捕。章氏这两篇文章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人评价道：“尤以太炎《与康有为书》中‘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两语为奇警，论者谓不啻向五千年帝王历史中，猛投以爆弹也。”（景梅九《悲忆太炎师》）

事发后，清政府到爱国学社抓人，问谁是章炳麟，章太炎挺身而出说：“我是章炳麟，你们抓我好了。”章遂被捕。章在狱中做裁缝度日，但革命意志不减。当时邹容尚在逃，章在致邹容的信中大义凛然道：“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劝邹容不要逃。不久，邹容真的主动投案。结果，章太炎被判三年，邹容判了二年。邹遇害后，章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了一张几状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一九○六年阴历六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出狱赴日，在欢迎会上，章慷慨陈词，表达自己志向：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并表示要成革命大业，必须有精神病人的执着和勇气，“……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氏一生行事古怪，常被人视为“疯子”，与他这种想法不无关系。

不久，章太炎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民报社长，继续鼓吹革命。章氏革命热情很高，但生活上极困顿。章流亡日本时，生活拮据，常食盐笃饭。盐笃饭，乃浙江方言，即桌上放一小盆盐，用筷子蘸着下饭。最困难时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生活之艰苦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多，许多人慕章氏大名，希望追随他学习国学，应广大留学生的要求，章氏决定创办国学讲习所，免费向留学生讲授国学。学员中以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沈尹默等人最为著名。对章氏创办国学讲习所的原因，其亲炙弟子黄侃这样解释：先生“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康（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数百人。”（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

章氏讲学目的，不仅为弘扬国学，更是为了民族复兴。对此许寿裳也有同感：“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有一天，在东京讲学时，章曾问余云岫：“新药中有入口即绝，略无宛转者乎？”（余云岫《余杭章师逝世三周年追忆》）表示了为革命必死的决心。

随着时间推移，章太炎在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于右任发表文章，称：“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辛亥革命胜利后，时任总理的孙中山特地遣使迎章太炎至南京总统府议事。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鉴于章在国内的影响，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同年任命章为东三省筹边使，试图笼络章太炎为其所用。宋教仁一案后，对袁世凯的幻想逐渐破灭，章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起而反袁。“民国成立，袁氏初以东三省筹边使饵先生，既而罢职返燕都，隐窥袁氏抱帝制野心。一日，予谒先生于客寓，先生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章疯子’之名，遂由此播露。”（景梅九《悲忆太炎师》）鲁迅曾高度评价章太炎的革命功绩：“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氏反袁，自然为袁世凯所不容。一九一三年八月起，章事实上已经遭到袁世凯的软禁，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九一四年二月，太炎乃往总统府向袁辞行，袁不见。则以袱被宿其门下。袁遂命戒严司令陆建章将太炎拘禁于一军事废校。……续移龙泉寺。”（（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被袁世凯囚禁后，章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致夫人信中感慨道：“我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并在室内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表达他的愤懑之情。

关于章太炎在北京被拘禁的情况，其弟子马叙伦的记叙最为可信：“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马叙伦《章太炎》）

章的被捕直接导致了其大女儿的自杀。“……其时去京省视老父，乃其洞烛袁世凯之阴谋，始知去京省父，已无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将致老父于死地，即自省亦陷入绝境。遂于八月间，自缢而死。”（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软化章的态度。被囚禁北京时，章太炎对扮成服务人员的袁的特务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到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曰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自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

一向严谨的章太炎甚至还借吃元宵表达对袁世凯的切齿之恨，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邹立人《我的外公章太炎二三事》）

刚被囚禁时，章太炎非常担心为袁世凯所害。据其弟子马叙伦称，在北京钱粮胡同时，“……太炎惧为所毒，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匙。”据说银可验毒。而且屋内也不生火，怕袁世凯用煤气毒死他，身上穿了几层厚厚的衣服。后来见袁世凯没有放他走的意思，章干脆绝食，一连三日拒不进食。任谁劝也不听，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却苦无良策。大家觉得马叙伦与他能谈得来，便让马去做章的工作，章也因为马叙伦不谈政治，才让他进屋。马开始劝他进食，章死活不进，还引《吕览》中的养生之言说，“迫生不若死”，马见直接劝说无效，便与他谈起理学来，结果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的情绪也渐渐好转，见天色已晚，马乘机说：“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太炎始诺。”（马叙伦《章太炎》）马当即让厨师煮两碗鸡蛋来，先送一碗给章，自己却不动筷子，等章吃完，忙把自己的那碗又端了过去，章也没有拒绝。章太炎的绝食就这样被马叙伦巧妙地劝解了。当马离开时，厨师都肃立在一旁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关于章氏的“章疯子”绰号的来历有多个版本，景梅九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章太炎仿方孝孺执丧杖，穿麻衣，反对袁世凯称帝，笑共和将亡，被时人称为“疯子”。曹聚仁对此也有类似的解释：“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曹聚仁《章太炎先生》）

章氏一生，得夫人汤国梨帮助甚多。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太炎已经四十余岁。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证婚人是蔡元培。有趣的是，二人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经人介绍的。据汤国梨回忆：“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汤国梨是有名的才女。“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章行严《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

章太炎虽然学问大，名气大，但作为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与章氏有过过从的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写道：“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章炳麟氏》）

汤国梨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可是，为了革命，在满清皇朝统治时，即剪辫子，以示决绝。其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却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决非和有些欺世盗名、祸国殃民者可比拟。并想，在结婚之后，对文学方面，向他有所讨教。”（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章太炎结婚时条件相当艰苦，“他与先母成亲时，宾客满堂，由蔡元培证婚，中山先生等都来祝贺。但家中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具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婚后仅一个多月，先父只身北上被囚。袁世凯死后获释归家，未住满一月，又去西南和南洋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南洋归来，适我诞生尚未满三个月，他又离家参加护法战争，随中山先生去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年零三个月后才回家。先母每忆及此，总不胜感叹，说先父心里只有国，没有家。”（章导《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

章太炎除了做学问，从事革命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能力，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马叙伦这样描写道：“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出门即不能自归。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惟在目前一二器而已。……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裙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马叙伦《章太炎》）

“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余游日本，即往访之。……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马叙伦《章太炎》）“先生生平不讲究饮食，且又近视。每食仅就案前近身菜肴下箸，家人以是每将先生好者置其前。时有不当意者，则尽白饭数碗，不语而去。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因患鼻疾，以口呼吸，饭时亦然。故饭屑最易误入气管。往往对案就嚏，饭花四溅。而先生容色自若，视如无事。”（朱镜宙《章太炎先生轶事》）

章氏出了门常常找不到家，闹出不少笑话，汤国梨对此常常哭笑不得。“中山先生派人陪送太炎回家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太炎即坐到车上，挥手令拉车工人快跑。拉车工人问往哪里？太炎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太炎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而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章氏虽脾气有些怪，有时却极有人情味。他与刘师培的恩怨是非即是一例。

刘文典原是刘师培弟子，对章的学问也十分佩服，后来刘、章二人交恶，在刘文典看来，其责任主要在刘师培。刘氏夫妇因为与章不睦，公开发表章的丑史，对章进行丑化。古人谓君子交恶，不出恶语，刘与章交恶后对章进行人身攻击，显然错在刘氏。所以刘文典在东京见到章时很是尴尬，不想章太炎听说他是刘的弟子，不仅没有不悦反而十分高兴，拉着他谈了几个小时，并对刘师培的学问推崇备至，从此，刘也成了章的弟子。章回国后，住哈同花园。刘师培当时在端方幕府任事，端方被杀后一度下落不明，不少朋友都替他担心。章也十分关心刘的命运，亲自给四川都督尹昌衡写信打听刘的下落；同时与蔡元培联名在上海登广告，劝刘师培到上海。并对刘文典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后听说谢无量把刘接到成都，在存古学堂教书，才放下心来。仅此一事，亦可见章氏的宽宏大度。

综观其一生，章氏主要还是一个学问家。弟子许寿裳称：“章太炎先生是革命者，同时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术之大，可谓前无古人。”他在国学弘扬传播方面的工作影响至大，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流亡日本时期最得意的有八大弟子，也有称十大弟子。“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逖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许寿裳《从章先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