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使得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控自己行为(例如调整汇率)。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指通过资产价格变化
影响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
使得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同
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都属于货币政策的分类，都属于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我国正处于汇率改革的关键时期，利率的走势应该服务于汇率改革，为汇改创造一个平稳的、收益率略低的利率环境，既然利率型工具有如此大的振动幅度和如此长的作用周期，那么对于利率工具的选择就需要慎重，防止利率因为大幅度波动而削弱政府部门制定的利率政策的效果。[1]
类别 | 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
调控工具 | 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再贷款和再贴现等 | 价格变量(利率、汇率等) |
调控目标 | 货币数量(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等等) | 资产价格变化，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调控方式央行主导、居民被动居民和央行互动 |
调整方式 | 直接调整GDP、CPI、FAI等宏观经济变量，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观测 | 间接调整宏观经济变量，注重影响微观主体预期来调整经济行为 |
观测重点 | 观测GDP、CPI、FAI等宏观经济变量 | 观测微观主体预期及其经济行为调整 |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总的来说，数量型工具主要是工具总量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对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主要经济变量；价格工具主要是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是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整自己行为。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工具，货币当局则根据他们的反应对未来行为再进行调整。
数量型工具目标(如货币供应量)和价格型工具目标(如利率)是互相不容纳的：货币当局能够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是不能同时到达两个目标。所以任何一家货币当局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优先选择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还是相机在二者中进行转化?
关于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选择问题，牵扯到的不仅仅是二者的特点之争，而且涉及到的是不同的制度安排。首先，数量型工具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等具有可操作性，但是难以做到“收放自如”，容易造成“急刹车”等消极影响；而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则具有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宣示效果和可观测性，直接作用微观主体，便于微观调节，但是需要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主体，以观测其博弈行为。其次，二者的区别还在于是否关注居民预期和微观主体行为，以及人民福利；是否考虑长期的货币政策制度安排，还是短期的局部利益以及当经济过热时充当“救火队”的角色，是否考虑未来调控方式的选择。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趋势性
我国经济增长企稳回升、流动性供求关系保持总体平衡，未来为了配合经济继续稳步增长，社会融资规模还需进一步适度扩大。但为了避免发生市场上流动性过剩、通胀高企的情况，货币政策调控就需要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作出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安排。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来看，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调控手段具有“大水漫灌”特征，对于多样化融资渠道的调控精准程度略显不足，而利率等价格手段可以直接作用到任何一种融资工具上，因此价格调控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从西方的货币政策演变过程来看，随着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数量型工具越来越不足以胜任它的管理能力，金融宏观调控需要更多地转到价格调控方式上来。[2]
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日前撰文表示，我国的货币数量控制手段，也必将不得不让位于价格手段。贷款限额、窗口指导、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数量型工具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工具。这些工具控制的都是“信贷”数量，而非“货币”数量。“信贷”数量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正日益弱化。
我国已经形成了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并存的利率体系，同时初步实现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对于票据贴现、债券、股票融资等按市场化方式定价的融资，主要使用利率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对于贷款等市场化定价程度相对较低的融资，则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和利率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有益探索和创新，它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而转向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以及正逆回购等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或将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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