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米艾尼
（上接第17版）
但在俄国人付出了“高额的报酬”和锃亮的左轮手枪作为礼物之后，蒙古王爷派人把科兹洛夫一行送到了“阿拉善衙门”，那是掌握着黑水城所在地大权的土尔扈特贝勒驻地。
在阿拉善衙门，科兹洛夫用同样的手段获得了土尔扈特贝勒的信任。
“在蒙古王爷和土尔扈特贝勒的营地，他们毫不掩饰对左轮手枪和步枪的强烈兴趣，同时经常在留声机旁久久驻足。”
在那个年代，当地人对这些近代工业产品的向往，远远高过了他们对身边的古城遗址的兴趣。
起初态度冷漠的土尔扈特贝勒很快热情起来。“他让自己的警卫向导把考察队带到了营地附近，并答应全力以赴协助我们通过阿拉善沙漠到达哈喇浩特废墟。”
曾经进入过“被诅咒之地”的巴达，并没有应验所谓的“诅咒”，成了科兹洛夫的向导。
厄运降临到了“被诅咒之地”。
探险家强盗
1908 年3月19日，科兹洛夫率考察探险队在巴达的带领下，顺利地到达了黑水城遗址。
他所见到的，是超过他之前所有想像的伟大废墟。一个探险家，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强盗。
科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挖呀、刨呀、打碎呀，都干了。”
那一次，他们掘获了很多文献和文物，其中包括很多佛教文物，如佛像画、塑像、书籍和硬币等等。这些东西装满了10大箱，每箱10公斤。
由于食物和饮水有限，科兹洛夫一行只挖掘几天就返回了营地。
科兹洛夫并没有马上明确这些文物的价值，只是将其全部打包寄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蒙古沙漠深处的古城废墟”的目标看上去已经完成了，科兹洛夫一行打点行装，转向四川。
一年以后，在1909年5月，科兹洛夫接到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通知，他在古城废墟的发现远远超过预期，那是中国古代西夏王朝的遗迹。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马上放弃四川的考察，返回黑水城，进行更大规模的“科学考察”。
科兹洛夫自然不会怠慢，他再次返回到黑水城。这时候，科兹洛夫已经将黑水城视为“我们自己的哈喇浩特”。
城内的情景让一直对遗址魂萦梦牵的科兹洛夫感到十分欣慰。在他们离开的一年多中，“谁也没有来访问我们这座亲爱的古城，各处遗址仍然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就连我们从废墟和垃圾中发掘出并留下来的那些多余器物，也无人触动。”
科兹洛夫的第一次发掘，主要集中于黑水城中部，这次则将精力放在了古城的西部。如果说第一次掘出的各类精美文物已令俄国人深感幸运，这一次的发现则使科兹洛夫更加欣喜若狂。
1909年6月12日，位于西城墙不远处的一座佛塔被科兹洛夫掘开。这座塔后来被他称为“辉煌舍利塔”，那的确是一座“辉煌”的宝藏。
根据科兹洛夫回忆，塔内底层约有13平方米，是个储藏室，它的四周有泥木佛像。佛像面前摆着书籍，塔内垫高的地板上，在平台面的四周，平台中央有一根立柱。而塔底的墙上都挂着神像，塑像的尺码与真人一样，这些塑像在出土之时都有色彩。塔内中央地台上还叠放着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绸布封套的书籍、簿册和经卷、佛画。
直到6月20日，科兹洛夫等人用了9天时间，才把这座“辉煌舍利塔”里的文物搬空。
所有的书籍用大帆布包运到营地，按开本的大小、外形或某种标志分类，甚至有些书籍只有半册，情形十分混乱，也没有任何发掘记录，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很长时间都无法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进行整理。
根据科兹洛夫的档案记载，从这座塔中发掘的文书数量，大约有2.4万卷。
他用40头骆驼才把这些文献从沙漠深处运出。
由于随行的驼队不可能把所发掘出的文献、文物全部都运走，科兹洛夫决定，把一部分物品，包括一尊大佛塑像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掩埋起来。他打算以后再次来考察时将它们挖出运走。
1926年，科兹洛夫第三次到黑水城考察时，已经是苏维埃时期，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次率队进行蒙古和西藏考察活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专家们对黑水城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
像前两次考察一样，他们又发现了一些书籍和写稿的残片、各式各样的装饰品、陶器、硬币。在对其中的一个寺院进行考察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壁画，在北城墙的壁龛中他们还发现了一整套黏土做成的佛头雕像。
这次，考察队绘制了详细的黑水城平面图和一些个别建筑物的平面图。但令科兹洛夫无比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他第二次考察时所埋藏下来的大佛塑像和其它物品，因为沙尘暴和流沙破坏了当时留下的一切标记。
它们也许至今仍然埋藏在那里，被厚厚的沙层所覆盖，等着后人去发现和研究。
这批带着掠夺性质的文物到达了圣彼得堡后，几乎令整个世界都为之沸腾了。
继科兹洛夫之后，其他国家的考察队也纷纷来到黑水城。1914年，探险家斯坦因率英国考察探险队在额济纳绿洲进行考察，进入了黑水城。1923年，美国考察探险队在黑水城进行考察。1927～1928年，贝格曼率瑞典考察探险队也对黑水城进行了考察。这些考察探险队继续着由科兹洛夫开始的工作，他们在额济纳三角洲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绘制黑水城的平面图，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科兹洛夫那样丰厚的成果，因为这个俄国探险家通过3次的盗掘，已经把黑水城几乎掏空了。
在那些珍贵的书卷和文物中，一种已经在人类历史中消失了的神秘文字——西夏文得以复活。
西夏文字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作为辉煌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西夏王朝也曾经拥有自己的文字。然而，这种古老的独创文字，伴随着党项人的兴衰荣辱而变迁起落，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西夏成了一个记载在中国史籍中的古老王朝，遥远而神秘。
据记载，西夏文是西夏景宗李元昊命大臣耶律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仍有些许流传。这种近千年之前产生的文字，在明朝之后黯然灭绝。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挖掘出的真正宝藏，是数以万计的西夏文献。那是一整座完好的西夏文图书馆。西夏文明在这些独特的文字符号中得以面世。黑水城西夏文书，也因此成为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
杨建新介绍，在科兹洛夫之前，人们了解西夏文明主要是清朝人从各种古籍中搜寻出来的。清代时，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一段“西夏热”，有关的著作也有七八本，比如《西夏纪事本末》、《西夏姓氏考》、《西夏祭祀》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来自西夏之外的“旁证”，真正要了解西夏文明，必须破解西夏文这把钥匙。
黑水城埋藏的大量文献出土之前，留存于世的西夏文如同天书，而且是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的天书。在甘肃等地出土的西夏钱币，上面刻有零星的西夏文字，但没有人能够辨认，就将其统称为“梵字钱”。
第一个辨识出西夏文字的人名叫张澍，是出生于甘肃的清代学者。他发现西夏文比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还要早一百多年。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张澍的出路是“学而优则仕”。他19岁中举，24岁中进士，26岁即出任贵州省玉屏县知县。但由于他性格刚直，在官场上处处受人排挤，正如其好友所评论，“以子之精心果力，著书当可传；以子之直气严情，筮仕实不合。”于是，张澍将主要精力投注到研究学问上。
1804年，张澍回到了家乡甘肃武威养病。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发现一个四面被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个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
张澍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
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
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他发现，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再往下看，一行小字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
亏得发现这块石碑的是学识广博的张澍，他当即意识到，“天佑民安”乃是西夏年号。石碑碑刻用西夏年号，另一面的奇怪文字，会不会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已“死亡”了几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
张澍是自西夏文消亡后第一个识别出它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1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
这块“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又被称为“西夏碑”，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数最多的西夏碑刻，现存于甘肃武威西夏博物馆。它的发现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另一个相对完整的西夏文“天书”片段，发现地却在西夏文明的千里之外——北京居庸关。
居庸关过街塔券洞内的佛教石刻，刻有汉、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6种文字。居庸关过街塔建于元代，到了清朝时，已经没有人能够通读这6种文字。特别是西夏文，不但没人认得，甚至很长时间都被看做古代女真文字。
居庸关是从北方进出北京的通道，西方的许多传教士和使节都曾经从居庸关的过街塔下走过，但是他们在回忆录中往往仅记述了券洞内精美的浮雕神像，却忽视了占据券洞内大面积的铭文。
直到1860年，英国来华传教士伟烈才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首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券洞内的石刻，并指出上面的铭文已著录于清人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那种被认为是女真文字的刻字，实际为西夏文。
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和居庸关过街塔券洞内的佛教石刻，让西夏文有了苏醒的迹象。这些西夏文石刻有汉语和其他语言对应，也就是自动生成了翻译版本，使得这些西夏文字不但能够认其形，还能明其意。
然而，仅凭这两块石刻，距离破译西夏文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碑上的西夏文石刻总字数不到两千，剔除重复字后还只剩不到一千。
破解西夏文明的钥匙，本身依然如密码般难以解读。
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的意义在这时候更加凸显。他找到的文献包含了所有的西夏文字。在他的所获中，居然还有一本西夏、汉“双语词典”。
西夏文献“归国路”
当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搬出的西夏文献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时，各国汉学家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被它们所吸引了。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尹凤阁在黑水城的文物中发现了夏汉合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后，兴奋地说：“这本字典能帮助我们看懂700册书。”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的一部西夏文、汉文词语对照集，刊于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是一部通俗的识字书，每一词语以西夏、汉两种文字分列四项，音义互注，检索十分方便，懂汉语文不懂西夏语文的人、懂西夏语文不懂汉语文的人，都可通过此书学习对方语文。
这本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认识西夏社会的重要文献，也是初学西夏语文最便利的入门工具书，是一把能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
获得这件宝贝后，尹凤阁据此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西夏语研究》。而这本珍贵字典的原件，一直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几乎无人能见到。
1912年，中国的西夏学研究者罗振玉曾在日本会见当时的彼得堡大学教授尹凤阁，见到了一本只有十页的《掌中珠》。罗振玉深知这本书的重大学术价值，第二年他就向尹凤阁索借，却只借得九页，影印后在中国学术界流传。
1922年，尹凤阁到天津，罗振玉又借到了一套十页版《掌中珠》的照片。他让儿子罗福成校理抄写，1924年作为《绝域方言集》刊发，这便是后来流通较广的“罗抄本”，其内容还不足《掌中珠》全书的四分之一。
保存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全本《掌中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经由美国整理出版。至此，湮没了八百多年的《掌中珠》原件终于重见天日。而这仅仅是科兹洛夫带回俄罗斯的几百麻袋书籍中的一本。
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之后的很多年里，那些重要的文献典籍，就此被封存，再也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看到。
1927年以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为首，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次考察中，中方团员黄文弼教授曾单独赴黑水城考察，在黑水城采集到文书残页数百件，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他是第一个走进黑水城遗迹的中国学者。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在民国年间，我们国家的学者也有一些人对西夏学进行了研究，比如王国维、罗振玉等。“但是当时学科分类没有那么细，所以他们大多是佛学、金石学的研究专家，并不是专门研究西夏学。国内对西夏学的研究，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
从黑水城文献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开始，大量重要西夏文献流失到海外，保存于俄、英、法等国的研究所或者图书馆中。中国的西夏文研究者们需要远涉重洋，到西方和俄国的图书馆中去查找、抄录西夏文献，其次就是依赖这些国家学者的研究，凭借二手资料开展自己的研究。这种状况曾长期制约了这个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西夏文献在海外、中国学人反倒要受制的情况发生了显著转变。
1993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协议，合作编辑、出版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献。
科兹洛夫从黑水城盗掘的文献有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文献数量之多，为世界所罕见。仅仅是为这些文物整理一个大概的粗略目录，俄国学者花费了半个世纪也没完成。至苏联时期，俄藏黑水城文献又被束之高阁。
这些出自中国、见证中国历史的珍贵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原件难以直接追索回国。但中俄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形式，却让这些文献的内容和它们记载的历史信息得以“回国”。
目前，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经出版到第15卷，仍有浩繁的内容在整理编辑之中。同时，《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已经先后出版。
因为长期的资料缺失，我国对于西夏文的研究，很长时间里落后于西方，但是黑水城的遗址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也是我国学者研究西夏学的优势。
“黑水城、西夏碑、居庸关都在我们国内，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西夏学研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西夏文化和历史写在汉文文献里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杜建录说。
西夏文献学、西夏语言学、西夏考古学和西夏历史学构成了完整的西夏学体系，杜建录认为，把现有的西夏文文献进行影印出版，是近20年来西夏学研究最主要的成果。
“下一步研究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对文献的正确解读，和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杜建录说。
如今，黑水城的废墟仍然苍凉地伫立在沙漠中。曾经在这里埋藏几百年的西夏文，正在一丝丝地褪去神秘，成为解读西夏王朝乃至一段中国历史的钥匙。
▲黑水城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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