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倒彩”

　　　柴俊为

　　“叫好”、“喝彩”乃观剧旧俗。演得好给“叫好”，演砸了喊“倒好”，大概能算是一种原生态的“现场文艺批评”吧！

　　这种习俗主要流行在起源于草根的乱弹戏，氍毹上的昆曲一般是不兴当场喝彩的。究竟写的，看的，大家都是“文明人”。不过，文明人中也难免有偏激的。早期昆剧颇有些水词。据记载，有位县令听《浣纱记》中有“摆开摆开摆摆开”这样的俗词，怒不可遏，竟兜头浇了作者一桶污水。这可比喊“倒好”粗鲁多了！

　　我这个年纪看戏，原先不懂“喝倒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伶人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政府提倡尊重演员，反对“喊倒好”。听那时的剧场实况录音，精彩处只听见整齐热烈的掌声，连怪声叫好的都不多，遑论喊倒好！像喊“嗵！”“好喔——”这种喝倒彩的“科学”知识，我还是在侯宝林的相声中学来的。这几十年，传统戏演出逐渐开放，喝倒彩的风气也慢慢回潮了，尤其是现在不少年轻戏迷很怀旧，不爱看那些“与时俱进”的新编戏，反倾心传统老戏，也喜欢模仿观剧旧俗，不仅当场给演员的失误喝“倒彩”，回来还在网上吐槽，算是把草根艺评发扬光大了。

　　各地人情风俗不同，喝倒彩的风气也不同。在我常进剧场的年代，上海戏迷还是相对宽容的，尽管历史上两任伶界“大王”谭鑫培、梅兰芳都在上海吃过倒彩。上海的“倒好”一般就事论事，有了错，喊完就完，大多不会不依不饶。名老生孙岳在上海挨过一次“倒好”算是我见过比较厉害的。我曾经是孙迷，孙岳老师来沪演出我场场必到。可惜，那时他嗓子已经不太给力，阴晴不定。有一天，《碰碑》与《大登殿》双出，《碰碑》不带“托兆”，直接从“反二黄”起，唱到“三眼”嗓子就“转轴”了，越唱越哑。二楼有些性急的就乱叫“下去！”“退票！”场面很难堪。在我看来真大可不必。大轴《大登殿》，孙老师缓过来了，唱得平妥无疵，有几个地方观众还报以掌声。谢幕时，孙老师连连向观众拱手：“我对不住大家！”加唱了一段《碰碑》的“托兆”，观众尽释前嫌，鼓掌叫好。应该说是比较良性的互动。

　　不过，有些码头的戏迷没那么理性。有些演员犯了错，惹恼了观众，喝倒彩会三不罢四不休，成为起哄。我亲眼见过很有名的演员被整场喝倒彩。犯了一次错以后，一出戏只要轮到他出场，不管他有没有错，一开口底下就报以倒好。有的演员受过类似刺激后，就终身不去这个码头了。余叔岩在天津唱《击鼓骂曹》，不知为何挨了个敞笑，从此就不再去演出，尽管他童伶时是在天津红起来的。

　　天津的观众有些比较“轴”，上海话叫“鲠”。有个演员唱《四郎探母》的杨六郎，照例要戴“三肩”（有的写作“三尖”，我不知道确切写法），是表示武将身份的一块护领。因为自己的脖子比较短，演员有意藏拙不戴。“见弟”一场下来后，一个戏迷跑到后台就在他身后叫道：“三肩啊，三肩！”演员不理他就要上场。那人便提高嗓门继续喊：“三肩嘿，三肩！”演员无奈，只能重新戴上出去。

　　碰上一些脾气暴躁的演员，尤其是武行，往往会被“倒好”激怒而引发冲突。历史上最激烈的伶客冲突，可能要算1915年北京广德楼的一场义务戏。原订戏码是俞振庭的《长坂坡》，金玉兰反串《探阴山》。金当天忽然有事进城，临时悬牌取消。这在当时戏园本是寻常事。不知为何，那日观客大哗。顾主只得声明退票款，并承诺追缴金玉兰的酬金并罚款百元。混乱之际，金玉兰忽又赶到，登台演唱。可有些看客仍不罢休，乱嚷要兑现罚款。俞的父亲俞菊笙外号“俞毛包”，俞振庭外号“小毛包”，父子俩的脾气可见一斑。当时已经扮上赵子龙的俞振庭，怒火中烧，竟提枪率领众武行冲下台去，逢人便刺，以致“伤二命”。据说，后来花了大把金钱善后，俞仅判了4年徒刑。

　　说实在的，看客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倒彩”喝得让人口服心服，因为被喝“倒彩”，演员下来虚心求教，大获收益的例子不少；而一知半解，不懂装懂，起哄捣乱的“倒彩”也很普遍。对付不合理的“倒彩”也有水平高低，有的演员脾气急躁，当场打骂观众，惹下事端；也有的演员涵养功夫了得，在自己的演出里不露声色，巧妙还击，令人佩服，甚至传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