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北京）·我读故我在
眉睫属于研究型的编辑。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但组织五十卷《丰子恺全集》的日常编辑工作，同时还不断推出一百多本丰子恺的各类著作，使海豚出版社几乎成为近年来丰子恺著作的出版基地和中心。当然眉睫也不是单纯追求数量，而是按照一些原则操作：一是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出版相关著作，比如他首先推出《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七卷本，目前已经重印多次，成为畅销书；类似的还有《缘缘堂随笔》，被许多地方列入“读书计划”，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近一万册的发货量。二是根据编辑《丰子恺全集》时的研究成果，及时出版新书，为读者服务，比如《子恺书话》《子恺日记》《子恺书信》《缘缘堂集外佚文》（上、下）、《艺术教育（未刊稿）》《丰子恺品佛》等。三是拾遗补缺，填补空白，纠正谬误，比如影印出版三十二卷丰子恺漫画集，有规模，有价值，有市场。
在此项工作中，有丰一吟、陈子善、陈星、陈建军、叶瑜荪、刘晨、吴浩然、杨子耘、李忠孝、郑在勇、吴光前等前辈和专家的引导与支持，眉睫本人的努力与水平也是明显的，他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水准、工作热情和学术主见，将一些被人认为老旧的、过时的东西，重新整理出来，补充不足，重塑市场，尤其是他对于编辑工作的把握，既没有越俎代庖，也没有人云亦云，整个操作过程稳稳当当，这也是我希望他能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写一些东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看到眉睫，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告诉我做事要“狡兔三窟”，不能单打一，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说到眉睫的知识结构，也够得上是三栖式的人物，学问、文章和出版，都有成就。但出版毕竟是一个“为人作嫁”的行业，我在其中浸润三十多年，每每见到有才华的人物，心底总会涌出一些惋惜的情绪，像胡适自己不肯做出版，像钱锺书为陆灏做出版而惋惜等故事，我的想法与他们相似。虽然我知道出版也会产生张元济、王云五、陈原、沈昌文、钟叔河那样的大人物，但是每当我像催命一样，督促眉睫他们快发稿、多发稿、创效益时，事后都会产生一些不安的感觉，总觉得他们的才华还应该有更大的发挥，因此也愈发希望能让他们的才智与出版工作结合起来，以此来平复我作为商人一面的歉疚。长期以来，社会上经常有人评价我不是一个好商人，究其根源，可能就在于此吧。
眉睫是“八〇”后，我几次在人前人后赞扬他是一个好青年，天资好，基础好，气质好，如果走正路，未来会有大成就。但是何谓正路呢？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一语道得清楚。我想到三个关键词，一是传承，不要凭空设想；二是选择，不要什么都想做；三是平和，不要树敌太多。人生无常，道路的长短都是变化的。相对而言，走上正途不易，走上歧途却很容易。说到解决方案，我觉得参考前辈的经验，融会贯通，是唯一聪明的做法。
我追随前辈，经常提到张元济、胡适、王云五、陈原、范用、沈昌文、钟叔河……其实芸芸前辈，彰明昭著，究其生活智慧，各有不同。他们的人生经验，有些可以学，有些不可学，有些一定要学，有些学不了。对我们而言，自然要结合自己的天资，结合自己的性情，结合自己的人生态度，结合自己的志趣，有所取舍，有所将就。我前些年说过，要学张元济做人，学王云五做书，学沈昌文做事，延伸下去，还要学胡适做学问，学陈原做文章，学范用做书人，学钟叔河做杂家。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们能够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从中获取一二心得，都是一生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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