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乡愁
郑嘉励
1，
我家老屋，是晚清建筑，三开间，两层楼，坐落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外塘乡胡新村朝东屋自然村的乡下海边。
硬山式的屋顶，灰瓦两面一铺。台风天，屋顶瓦片乱飞、丁丁当当，听着让人恐惧。所以，老外的屋顶，每隔一段距离，就用几块石头，压着下面的瓦片。
屋脊的两端，高高翘起，像一朵卷云。屋脊正中的“火焰宝珠”，镶嵌着几颗绿色的碎玻璃，两侧另有些石灰塑成的杂宝花卉。这是老屋外观，仅有的装饰。
用来装饰的石灰，其实是蛎灰。海边不缺贝壳，有许多蛎灰窑，烧窑的时候，浓烟蔽日，很呛人。
台州椒江的海边，南宋时，有片牡蛎滩，宋高宗为逃避金人追击，避难于此，因此闻名。如今的牡蛎滩，全无贝壳的身影。老人说，因为长年烧窑，日子久了，搬空了无数年代堆积起来的牡蛎滩。
老屋的墙壁，以块石垒砌。石缝间，黄泥是唯一的黏合剂。块石和石板，是这地方最常见的建筑材料。
毫无疑问，我的家乡有很多采石场。温岭“长屿洞天”，如今是著名的景观，其实是个石板矿，只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采石留下的洞窟，格外壮观。
我从小崇拜石匠，他们的双手，将岩石切割成整齐的薄片，也能将不规则的块石垒砌成壁立的墙头。有一次，镇上的某个采石场，坍塌了，死人了，他们是每个家庭最壮的劳力，呼天抢地的哭喊，我至今未忘。
我上学后，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才知道有个叫鲁迅的人，有可能比吾乡的石匠更加伟大。
老屋内的泥土地面，不曾经过夯打，坑坑洼洼，每逢雨季，湿滑得像个溜冰场。
楼上的柱梁、楼板，有火烧的痕迹，是我爷爷儿时玩火所致。在楼上最隐蔽的角落，存放着两口棺材，我不敢靠近。大人说，这是我奶奶出嫁时最重的嫁妆，“有官有财”，寓意吉祥。
1979年，奶奶去世后，楼上只剩下一口棺材。
老屋当心间的门板，最是妙用，可以卸下来，当午休的床板，也可以当乒乓球台。乒乓球，几分钱一个，破了，贴块胶布，还能继续用。乒乓球在台子上，不合逻辑的弹跳，最锻炼孩子的反应能力，也最能给孩子带来欢乐。
门外本有一圈高高的围墙，可惜只剩下正前方的一堵矮墙。顺着墙脚走几步，在靠近村口的位置，有座碉楼，我们称为“炮台”。从楼下经过，可以清楚看到墙上的几个枪眼。
晚清民国的时候，海上有土匪，常有打劫、绑架的事情发生。这么说来，围墙和炮台是必要的。当然，除了实用，任何高大的围墙和炮台，都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表明房子主人的富有和体面。这不奇怪，任何像样一点的民居，实用之外，都有炫富的功能。
从我记事起，炮台就不曾发过一枪一炮。但在我爷爷的话语中，这座废弃已久的炮台，关乎家族的荣光和羞辱。
围墙的前方，是条小河。清晨，河边传来家庭主妇洗衣棒槌的声音，铿锵有力、节奏明快。我每天在这样的声音中醒来。
夏日的夜晚，河边坐满了乘凉的乡亲。在河边，我听过这世界上最活泼的故事，比方说，有个“长脚老五”，双腿高得不得了，淌过东海，腿上沾满了虾米，回家洗脚，虾米可以倒满一稻桶；在河边，我听过这世界上最糟糕的故事，比方说，有个不正经的女人，偷人，第二天出门，被雷劈死了。
2，
2014年五月的一天，因为楚门镇城市化浪潮的推进，老家的房子，在我们的注目下，被一点点地拆除。不用半天时间，房子已夷为平地，满目狼藉中，曾经熟悉的一切只堪在梦中追寻了。
那是一幢小洋楼，始建于公元1982年。而此前的老屋，就是前文所述的晚清建筑。很多人说，中国古代传统民居最大的好处，就是讲究风水、冬暖夏凉。我不知道，说这番话的人有没有到东南沿海的乡下调查过，就我的经验所及，并非如此，夏日的闷热，冬日为北风所破，自不必提，每逢台风天，屋漏有如大筛子，住在屋内的人，无不胆战心惊的。
当1982年老屋拆除，建起新居，你完全可以想象当年我的欢欣鼓舞的样子。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时光，我家曾是村庄中最气派的洋房，三间两层，宽敞明亮。夏天，邻居都喜欢到我家乘凉。路人见了，交口称赞，这真是一户体面的人家——如果当时我已逾婚龄，上门的媒婆将会踏破我家门槛，可惜我还小。
其实，我家从来不算有钱，父母省吃俭用，能力犹有不逮，建造新房，所费不赀，向小舅舅借了几千元钱。这笔巨债，六年后始全数还清。只不过人们习惯以貎取人，以为住洋房的就是体面人家。
无论如何，举债建房，满足了少年的虚荣心。如果说我这辈子有过当有钱人的体验，大概只有那几年。然而，虚荣心终归是虚幻的。不久，邻居们纷起效仿，拆掉老屋，盖起新房。依照乡下的惯例，无论有钱没钱，后起的房子必定比隔壁人家的高出一头，如此这般，在攀比的舞台上，方才不落下风。不出十年，吾家锋芒全失，泯然众人矣。又十年，家兄与我都在外地工作、求学，老家只留父母居住，反正孩子不常在家，于是一切因陋就简、得过且过，吾家已然沦落为村庄中最为寒伧的房子之一。曾经的新居，如今倒是名副其实的老屋。
按照1982年的规划，三间朝南的老屋，东边间是给我哥哥的，西边间则是我的房产，以备我们将来娶妻生子之用。这是吾乡的规矩，祖传的家产，自东而西，付与大房、二房，直至于老么房。
由于经费不足，我的房产部分，也就是老屋的西边间，长期未曾粉刷，仅以红砖墙的面目示人。外头看着光鲜耀眼，里头却是破破烂烂，连一块楼板也无。这再一次说明，以貌取人是相当肤浅而危险的事。
好在我爷爷并不嫌弃，他大概不曾想过这辈子居然还有缘住进洋房。1996年，爷爷在这间屋里逝世，享年93岁，此前的十几年，他一直住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房子里。
那时候，爷爷身体挺硬朗，能读点三国水浒。我有事无事，躺在爷爷的藤椅上读书，无非也只是这些书，大不了加一本《封神榜》，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只管读下去就是了。
我记性不错，读过一点《水浒传》，就能把梁山好汉的故事，添油加醋地说给别人听。乡亲们都夸这孩子聪明，日后是个读书种子。为了这点虚荣，后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坚信自己能考上大学。我最怕跟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在外头读几年书，最后，灰溜溜的，回家种地。
现在想来，过去的生活真奇怪，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也许，这只是“虚荣”的婉转表达。
3，
1991年，我考上大学，离开老家，成了“吃粮票”的城里人。1992年，我还没有尝够翻身做“人上人”的滋味，粮票制度废除了，从此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说是乡下人，乡下没田地，说是城里人，城里没房子。
谢天谢地，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在杭州分得一间陋室。斯是陋室，如“鸟笼”格局，摆下床椅书架，隔去厨房浴室，空间所剩无多，生活因此显得格外拥挤而充实。城里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不像老家的老屋，三间两层的洋房，里头空空荡荡，一对老头老太，终日大眼瞪小眼。
更妙的是，这里的居民，大家同住一幢楼好几年，彼此不通音讯，严格奉行老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格言。据说，过上这种生活的人，就是城里人。
我偶尔想，做这样的城里人，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回老家，住老屋的大房子，和邻居串串门。这么说话，好像显得我特别没出息，那么，我不妨引述陶公的名句，田园将芜胡不归。这不，我的趣味马上又显出很有格调的样子。
归去来兮，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参加工作后，我年年回家，一年不止两三次，住在老屋的日子不多不少，我与旧日的乡亲、昔日的玩伴，又有什么可聊的呢？
没结婚的时候，他们关心我的婚姻，说过去你读中学的时候，经常会有女同学上门来玩，过去这么有本事，如今却依然打光棍；结婚后，他们关心我何时生小孩，有点幽默感的人，甚至暗示这种事情他倒是乐意帮忙的；有了孩子后，他们又开始关心我的收入，得知我的工资水平，跟在皮鞋作坊、水泵阀门家具厂里打工的收入不相上下，他们的表情显得暧昧，不知道是为我高兴还是替我悲伤。
在城里，我感慨人情浇漓；在乡下，人情又浓到化不开，以至于全无“隐私”的概念。在城里，我在阳台上换衣服也没人管，在乡下，我穿着运动短裤跑步，也会招致闲言碎语。
隐私观念的缺乏，直接导致乡村的粗俗化。我们应该无话不谈，对吧？说不出口的话，等于见不得人的事。在乡下，什么样的话题都可搬上桌面，丝毫不会顾忌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的伤害，人们习惯高声说话，仿佛嗓门越大，方才显得行为的光明磊落。
我曾经对农村的生活厌恶之极，到了城市后，不如意事十之七八，才又重生了关于家乡的“田园牧歌”的幻想。
1982年，我家造新居，也就是这里所谓的老屋。乡下造房子，很少有与邻居不闹矛盾的。说是邻居，其实都是家父的血亲。因为宅基地的纠纷，我们与大伯家发生多年的冲突。曾经亲如一家，转眼风云变幻，无论怎样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任凭什么烂芝麻陈谷子的往事，都被翻出来成为攻击别人的利器。
吵架越来越凶，彼此揭发的隐私，越来越肆无忌惮，仿佛人人都是男盗女娼，丝毫不在意这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的伤害。家父读过几年书，一边是妻子，一边是兄长，怎么说话都不对，只好躲在角落，唉声叹气；家兄与我，年纪尚小，插不进嘴、出不上力，像个窝囊废；战斗前线，只留下家母与敌人对峙，敌人以怎样恶毒的话骂过来，她就以同等恶毒的话骂回去。
如此的争吵，延续近十年，一有风吹草动，就彼此开骂。家母势单力薄，不能当舌战群儒的诸葛亮，跑回屋内，哭一场。然后，狠狠拧一下我的臂膀，要我好好念书，好歹上个学校，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老屋，给我带来过短暂的喜悦，后来则是我长久的梦魇。我在镇里的中学住校，休息日回家，终日闭门不岀，曾经天真活泼的儿童，如今是青涩忧郁的少年。我所有的梦想，就是逃离这地方。
很多年以后，我终于领悟了人性中的些许奥秘，关于往事，我尽量釆取体谅与和解的态度。叔本华说，人是刺猬，离得太远则太冷，抱团取暖则彼此扎人，唯有不远不近，方才相安无事。
现在的都市，人与人之间距离太远；传统的乡村，人与人之间，距离则太近。
老实说，老屋被拆除，我并不感到十分悲伤。我幻想，以后重新矗立的新居小城镇，将会建立起全新的人际关系，我们这些小刺猬能彼此保持尽可能适度的距离。
因为我逃离的家乡，终将是我归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