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绍培
“文革”时“评法批儒”，批评之间，可见褒贬。法家是先秦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中的一家。汉代学者刘歆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说：“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西周时期的社会规范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礼”，一类是“刑”。“礼”主要适用上流社会，“刑”则适用老百姓。儒家喜欢说“礼”，法家热衷谈“刑”。在孔子的时代，社会阶层界限混乱，诸侯的争夺日趋激烈，擅长统治术和争霸谋略，注重实际政治操作的法家，格外被当时的诸侯器重，其中一些人官至首相。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末年的思想家韩非。韩非是韩国（今河南省西部）韩王的公子，是荀子的学生，是李斯的同学，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在韩非之前，法家有三派，一派是重“势”的慎到，一派是重“术”的申不害，还有一派是重“法”的商鞅。势是权力，术是手腕，法是法制。韩非是集大成者。《史记》说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与李斯后来都在秦国做官，韩非被嫉妒他的才华的李斯陷害，死在彻底实行韩非学说的秦国的监狱中。
先秦诸家都有理想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一个黄金时代，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办法就是复古——如何回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法家是例外，法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主张根据现实的变化找出不同以往的解决方案。比如韩非并不认为古代就道德淳朴高尚，实在是因为“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对重新塑造高尚道德淳朴人格不抱指望，因为情况不一样了。
韩非对人不抱幻想。他跟老师荀子一样的是性恶论者，跟荀子不一样的是他不打算改善人性，他要利用人性之恶来治国。他显然嫌把人变为正人君子路途迂阔过程缓慢，不如着眼于人的消极面，这个跟西方倡导法治的那些思想家倒是有一致的地方。他说：“夫圣人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因此，韩非是主张法制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君主不可能亲自来实施司法程序，他只需要让懂法的人来操持就可以了。君主要做的是“赏罚分明”，赏罚是君主的“二柄”，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因此，韩非对君主也有一定的要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有这样的明君，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了。
为了实施法制的主张，法家是主张愚民政策的。为了愚民政策，韩非认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韩非对民智极为轻视：“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从这里不难看出，“焚书坑儒”的主张已经呼之欲出了。事实上，秦国的李斯上书秦始皇，要求焚书，跟韩非的思想一脉相承：“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于非法教之制，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看完这些议论，中国专制的源头其实是在法家这里。
历史学家中有句话：“历代都行秦制度”。今天亦有少数学者说，传统文化经过百多年来的冲击批判，几乎都不复存在了，只有秦制被承袭下来——此说或者可以商榷。历史上，首先继承秦朝制度的是汉朝。汉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在政治统治术方面乏善可陈，因此就向法家借鉴，此之谓“儒学的法家化”。汉朝第一个将儒学法家化的是汉高祖时代的叔孙通，叔孙通为汉廷定制“朝仪”，就是将“尊君卑臣”的意识仪式化、礼节化，施行之后让刘邦大呼“吾今乃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还首创了“人主无过举”（皇帝无过失）的观念。
汉武帝时的公孙弘则进一步将“尊君卑臣”的原则推广到生活方式中，他不肯“面折庭争”，“不庭辩之”，“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公孙弘实在是乖巧的臣子之翘楚。正是在公孙弘的示范之下，大批的法家改头换面成为儒生。
至于董仲舒更是集“儒学法家化”之大成。董仲舒的《春秋断狱》把《春秋》一书变成法典，将儒学彻底法家化。董仲舒的“春秋断狱”开创了“以理杀人”之先河，是后来“诛心”、“腹诽”罪的初级版本。如果说，法家是硬的一手，儒学则是软的一手，真是两手都很硬。
经过“儒学的法家化”，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品种：法儒，外儒内法，貌似儒家，实在法家。凡是所说，都像儒家，而行动起来，则是法家。以儒学为其厚，以法家为其黑，儒学是表面文章，法家则是潜规则。厚黑学之所以风靡一时，跟“法儒”大行其道的历史事实有很大的关系。
《朱子语类》有段话：“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君尊臣卑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所以，朱熹感叹道：“千五百年间，正坐为此，所以之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今天不时还有人批判儒家，说儒学是中国君主专制传统的帮凶，殊不知真正的帮凶是法家，或者说是“儒学法家化”的那套理论亦即“法儒”，跟真正的、纯粹的儒家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论及意识形态跟秦制的关系，则秦制是体，“法儒”是用。秦制总是要用到法家，但是也需要用儒学以为“缘饰”，显得不那么狰狞。注重文化作用的人士常常以为只要否定了“法儒”这种传统思想，秦制就会动摇，这实在是搞错了皮毛关系。事实上，并非批判了“法儒”秦制就会消亡，情况或者正相反，只要秦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或者出现，“法儒”就会被创造发明出来，因为“儒法”对于秦制的运行确实是适销对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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