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万维
不久前的短文写道，不可过度美化先秦，中国历史有多坏先秦就有多坏；在模糊的“先秦”中，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对思想史的贡献是完全不同的。有人说，能顺着朝代一层层捋下来就好了。这是个大问题，当然也可以轻巧地讲，有多大的篇幅就解决多大的问题。
古代思想史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思”出来的。这个法则几乎适用于整个先秦思想发生史，这一点在拙著《先秦儒法关系研究》中有很多具体个案的分析，尤其是对儒法两家的起源与社会史具体联系做过一番考究。商代的思想史是怎么“做”出来的？
商王朝在成汤之前，在甲骨文中出现过的祖先，还经历了从契开始的13世先祖。契是否真的是契他娘吞食玄鸟蛋而生的不得而知，但一般认为这是母系时代的尾声，契之后的诸商先祖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了，也就是说商文明是伴随着父系开启而开始的。换个角度看也可见母系时期母权的微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和蔼可亲的，并未给历史造就一个强悍的女王形象，这与女性的柔和天性或有必然关系。从这一点来讲，母系时代的权力形态是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精神的。
商人“做”出来的思想史，这几个是不能不提的：文字、占卜、贵族精神、酷刑政治。作为鸟的子孙，商人的想象力像鸟儿一样翱翔，每个甲文字看起来就像鸟儿的各种形态。虽然在甲骨文之前出现了很多象形的符号，但所有这些符号都是零散的不能互释的，也就未能形成一定的话语体系。也许把文字刻进甲骨中实在太费事，因此甲骨文简洁得像备忘摘要。这个特点确定了汉语表达的基本调子，甚至左右了汉语演化史。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发现，上古汉语中有很多屈折语的痕迹，因此他提出上古汉语很是屈折语。若此说成立，那么文字对语言的影响之大，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目前的认识。也就是说，方块字把屈折语的古汉语逐步约塑成孤立语。从可知的表层面形态看，甲文影响了金文进而影响了古文；文言的表达特点对思维方式、逻辑形式有决定性影响。再者，以象形文字形态确立的一些关键概念也都直接影响到思想史的特点。
占卜。周作人等现代学者将当世的迷信文化来源归因于北方蛮族的萨满习俗的影响，不论先贤们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都不能否定中原文化自身就有神秘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直接来自殷商，还有更远的渊源，悠久得很。商人的占卜术演化到易，衍生易传，基本定调了半形而上半自然论的思维方式。占卜术以一甲子为一轮回，自然界虽然没有什么是以60年为周期的，但是天干地支改变了国人对时间的认识，地球每60年打个嗝，太阳每60年朝着大公鸡笑笑。
贵族精神。我们在先秦著作中不难发现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形象：宋人，最典型的如宋襄公。周灭商社，周公把殷商贵族安置到宋，因此一般认为从宋人气象中或可看到殷商遗风。历经西周四百年，宋人依旧保持着旧日风貌：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杀二毛等等，这些古代贵族战争的游戏规则在战国往往成为被嘲笑的材料，但视法则高于利益无疑是一种更高尚的人格。周礼因商礼损益而起，其中包含人格复杂化过程。后世人杰甘为大道抛首，不一定直接来源于殷商，但肯定一脉相承。
酷刑。我曾做过一番梳理，发现后世的酷刑大都能在殷商找到源头。商代的酷刑虽然主要针对战俘，但却形成了一种政治事实：从这个角度看，虐杀战俘宛如虐杀自我；用酷刑虐杀战俘作为牺牲之事几乎每个文化都存在过，但是商代的酷刑政治因种种原因被继承和延续很长时间，这却是不多见的。历代的酷刑无疑是践踏人格的恶劣行径，酷刑政治所造成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动摇了思想史善的土壤。
高贵的战争法则和邪恶的酷刑政治同时存在于商文明中，形成的落差之巨大难于设想，两种背道而驰的精神因素在一种文明中共存，蒙昧与鄙野或多或少掩盖了人格的撕裂。殷商没有自觉思想家，甚至西周都没有。殷商文明的思想四要素，开始呈现古代思想的二极分化。极善与极恶的二元对立，从商代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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