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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南海子公园和当年的南苑对比图 |
西红门大红门
原是南苑城墙大门
明朝在南海子围墙上辟出北红门、西红门、南红门、东红门四座大门。清朝康熙年间，在明朝四门的基础上，添设五门，形成了九门之制。九座大门配置情形为：北、东、西各两门，南面为三个门。《日下旧闻考》载：南苑缭垣为门凡九，正南曰南红门，东南曰回城门，西南曰黄村门，正北曰大红门，稍东曰小红门，正东曰东红门，东北曰双桥门，正西曰西红门，西北曰镇国寺门。
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苑全图》可知，每个门的规置也不尽相同：大红门、南红门、镇国寺门、双桥门为三个门洞，中间大两边小；西红门、黄村门、回城门为两个门洞，一大一小；东红门、小红门为一个门洞。北京城是坐北朝南，正阳门（俗称前门）是北京的正门，而南苑为皇家苑囿，面对北京城，坐南朝北，北红门（即大红门）为南苑的正门。
大红门在明清时期是南苑的重要城门，它是帝王赴南苑必经和歇憩之地。清初六大画家之一王翚所绘的《康熙南巡图》第一卷中，描绘的就是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康熙从北京外城的永定门到京郊南苑的情景，画面开始即为永定门，送行的文武官员，站在护城河岸边。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大路上行进，康熙坐在一匹白马上，由武装侍卫前呼后拥。前哨越过一座石桥后，抵近南苑行宫的大门——大红门。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在大红门内修建更衣殿，更衣殿是帝王进入南苑后更换衣服的地方。帝王身穿朝服，乘辇坐轿，出紫禁城来到南苑，进入大红门后，需要在更衣殿换上运动装即骑射服。后来乾隆皇帝又在南苑增辟马家堡、潘家庙、高米店等十三座角门，以便出入，但其尺度与九门都有差异。
因为南苑以及大红门位置的重要性，大红门是接见大臣、展示君威的绝佳选择。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闰五月在大红门举行隆重的郊劳礼，迎接平叛凯旋的将军。是年三月，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尼尔乘北京清军赴前线围剿三藩之机，发动叛乱，起兵反清，康熙帝派大将军鄂札、副将军图海率数万人出兵追剿。出师两个月的大军迅速平定叛乱，解除清朝在三藩之乱时的后顾之忧。清军凯旋北京，康熙甚为高兴，亲率诸王贝勒大臣于南苑大红门行隆重的郊劳礼。
1922年，冯玉祥将军在南苑驻军时为了表达抗日的心情，在大红门的门洞上题了三条大字标语，在东小门洞上题写“努力奋斗”，在西小门洞上题写“救我国家”，在中间门洞上题写的是“亡国奴，不如丧家犬”。1937年“七七事变”时大红门是二十九军与日军激战最烈的地方，抗日英雄赵登禹、佟麟阁将军壮烈牺牲在大红门。
南苑四行宫
曾是皇帝休息的场所
帝王在南苑中进行的更多活动是行围游猎、阅武军训等，都是骑马，因此，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布置一个用来休息的建筑场所，这就是行宫。南苑内除团河行宫外，旧衙门行宫、新衙门行宫以及南红门行宫相互距离都在10公里以内。
旧衙门行宫是南苑内的第一座行宫，早年为明代旧衙门提督署，当时是上林苑内监提督办公之处。清顺治十五年（1676年），改为旧衙门行宫，简称旧宫。以满足处理政务、居住和读书的需求，此后一直沿用此名。乾隆曾有诗曰：“清时作行宫，明季乃衙门，不必其名易，于中鉴斯存。”旧宫古木参天，芳草如茵。
在旧衙门行宫后殿，有一处著名的书房，名为荫榆书屋，乾隆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在荫榆书屋读书。这里苍松翠柏，古榆参天，翠竹千竿，玉兰怒放，是乾隆在南海子行宫内最喜欢的书房。乾隆九年（1744年），他在《荫榆书屋》诗序中曾写道：“荫榆书屋，在南苑旧行宫内曩时读书舍也，佳荫满庭，绿窗半榻，邈然有怀，率尔成章。我昔读书时，对榆写襟怀。我来读书舍，榆树依然佳。”荫榆书屋的额匾、楹联均为乾隆御笔，一联曰：“烟霞并入新诗卷；云树长开旧画图”。又联曰：“雨是春郊，亭皋开丽瞩；风清书幌，花竹有真香”。
新衙门行宫和旧衙门行宫一样，也是由明代提督署改建而成，简称新宫，行宫内建筑并不太多，但“几清无俗氛，树古过乔枝”，清朝皇帝欣赏这里的雅致氛围，常在此赏花、读书。乾隆时，新宫在东西两侧新添了一下建筑，比以前宏伟了许多。
南红门行宫是位于南红门内的一处行宫，行宫前后均有河水相绕，风光旖旎。在它附近有晾鹰台，因为皇帝常在晾鹰台行围大阅，大阅后常驻跸南红门附近，康熙到南红门行宫的次数非常多。
团河行宫有着特殊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满足帝王的游幸娱乐。它是为了疏浚团河水系而建，“行宫旧三处，此处实新增，为引团河顺，遂因别馆兴。”团河行宫就是用疏浚凤河、团河的土，因地制宜而建造的行馆。但团河行宫却是四座行宫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且为了起到生态涵养的作用，行宫内花草繁盛，建筑典雅，尽显江南的精致妩媚，与宫外北方平原湿地风貌形成对比。
团河行宫在抗日战争中被战火摧毁，1982年，在团河行宫遗址上建了团河公园，并将残存的建筑修葺一新。
南苑机场
清末曾在南苑建简易跑道
实际上，作为皇家狩猎苑囿的南苑，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练兵和阅兵。顺治皇帝于1656年为南苑的阅武活动定制曰：“定三岁一举，著为令”。南大红门的晾鹰台是南苑阅武的主要场地，故此当地百姓俗称其为“点将台”。康熙曾12次在南苑举行阅武活动。乾隆皇帝大阅之前还有殪虎之典，即把虎由笼中放出，虎枪兵奋勇向前，与虎拼死相搏，直到把虎杀死。乾隆皇帝之后，因为南苑不再有大规模的工程，此时南苑就发挥着演武场的作用。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在南苑旧衙门行宫北面建神机营，共驻扎官兵一万四千余人。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节节溃败，后来南苑一度被荒废。但南苑的重要位置一直没有被忽略。民国初年，军队占据了南苑，将其辟为兵营。1916年10月10日，为纪念中华民国建立五周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特意在南苑营盘举行大阅兵。还特意修了一条永定门至南苑的小火车线路，专门接送应邀参加阅兵的嘉宾，这些嘉宾除政府要员外，还有各国公使。受阅部队由步兵、骑兵、炮兵等方队组成，还有数架飞机参加了阅兵。
在此之前，清朝末年，南苑还和航空事业有关联。1904年，来自法国的两架小型飞机在此进行了飞行表演；1910年8月清政府筹办航空事业，在南苑校阅场修建了供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民国初，留法归来的秦国镛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建议购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作为建立空军的基础；1913年9月，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建南苑航空学校，秦国镛任航空学校校长，学校招收陆军师范学堂毕业生40余人为学员，练习飞行。
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秦国镛致电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表示愿“率飞行员与讨逆军取一致行动”。秦国镛驾驶飞机，投下3枚小炸弹，令溥仪和议政大臣们惊慌失措。1925年，航空学校停办，它前后四期共培养了100多名飞行员，在中国航空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这里演变出南苑机场，在我国航空史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南海子麋鹿苑
流落欧洲的南苑麋鹿
如今，在南苑机场东南边、南五环和南六环之间，有一座南海子公园，公园里有个麋鹿苑，是我国较早成立的以散养方式为主的麋鹿自然保护区。传奇的是，这里的麋鹿正是当年皇家园囿里麋鹿的后代。这也是如今的南海子公园与当年皇家园囿为数不多的关联之一。这段经历背后有一段非常传奇的故事。
麋鹿原是中国特有的世界珍稀物种，由于“角似鹿，面似马，蹄似牛，尾似驴”而被俗称为“四不像”。汉朝以后，中国野生麋鹿大大减少，元朝以后人工驯养种群大于野生种群，明末清初，野生种群绝迹，最后只剩下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人工驯养的不足300头种群。
1865年秋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考察，经过南苑时，他发现了一群陌生的鹿。次年初，大卫用20两纹银买通了守苑的军士，换来一对麋鹿的骨头和皮毛。大卫于1866年4月将麋鹿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发现这是鹿科动物中的一个独立的属。大卫首次把麋鹿从科学角度公布于众，便轰动了西方各国。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这种鹿，从此麋鹿这种在我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有了新的英文名字：大卫鹿（Pere David's Deer）。
大卫对麋鹿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从1866年到1876年的十年间，英、法、德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各种手段，共从北京南苑弄走几十头麇鹿，饲养在动物园里。19世纪末，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围墙，方圆210平方公里的南苑沦为一片泽国，许多麋鹿逃散出去并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而那些流落于异国他乡的麋鹿，由于环境的不适应，种群规模逐渐缩小而纷纷死去。就在这时，人们发现，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乌邦寺庄园内，有一群麋鹿。这是1898年，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林、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共计18头麋鹿，悉数买下后饲养于此。1914年，这里的麋鹿已达88头，二战时达到255头。1983年底，全世界的麋鹿已达1320头，均为当初18头麋鹿的后代。
从1979年开始，我国动物学家呼吁，把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为麋鹿重建家园。他的倡议得到乌邦寺庄园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的热烈响应。1984年11月，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将22头麋鹿无偿赠给中国。经论证后认为，明清皇家苑囿南海子旧址是麋鹿生活的理想地点。1985年5月，南海子麋鹿园开始兴建。如今南海子麋鹿苑内已经繁衍至800余头，种群数量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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