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涵（书评人）
编者按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最近在北京、上海持续引发关注。这部尘封六十年的珍贵的课堂笔记，最早是通过《深圳商报》2014年的报道和连载，才被出版界发掘出来，最终得以结集出版。在钱穆版《中国文学史》引发学界热议的当下，如何看待这部书稿的价值？本报《读书周刊》特地约请专业书评人撰文，以飨读者。
“愉快的中国风景”
一部尘封60年的《中国文学史》讲稿终于在21世纪出版，这本文学史寄寓着一个老人对中国之本源的苦心与忧思，怀抱的希望与信仰。当然，更多的是对文学之美的发微与洞见。
这部《中国文学史》是钱穆在新亚书院的讲稿。新亚书院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及一群来自中国内陆的学者于1949年创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其目的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及沟通东西文化为教育宗旨”。它由一群赫赫有名的老教授组成：书法家曾克端、历史学家左舜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先后在新亚书院任教或讲学。
这是一场幻梦般的实验，历经战争浩劫，一群大儒选择在香港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里没有“主义”、没有“派系”、没有“路线”，有的只是对中国文化的坚守。依托着最艰苦的条件，一群老教授用一堂堂课重新捡拾、拼凑、重振中国文化的脊髓，力求贯通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根脉。钱穆，就是其中最亮眼的那一位。罗志田说“钱穆总是能看到比较愉快的东西”，顾文豪说他“孜孜以求在荒败乱离的世景中发见一些愉快的中国风景”。这些“愉快的中国风景”就体现在这部讲稿中。
钱穆的著述等身，但不少讲稿没有系统整理成专著。幸好，他有一位弟子叶龙，默默记录，并整理汇编成几本书：《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讲学札记》，以及这本《中国文学史》。这是钱穆的私家授课讲稿，讲的是文学史，背后是一代大儒对时代忧思的眼眸。
是的，这本文学史要放在1955年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分明。巧合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陆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史”编纂。根据方铭教授在《〈中国文学史〉：回到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中的研究，1954年至1955年，为了普及西洋文学观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由苏联文学理论家毕达科夫主持的“文艺学引论”课程培训，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大纲的编纂方向，大陆的中国文学史开始延续苏联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小说、诗歌、戏剧作为基本文学形态，强调阶级性、典型化。
身在南方一隅的钱穆，则默默地讲出了这一部完全不同的私家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题目很大，容量却只有20万字。所谓“文学”之“史”，意义在“文学”之“流”，也即通过讲述每个朝代的文学特点，看出文学之间流变与接续的过程。这是钱穆《中国文学史》的核心思想。在这一基础上，钱穆考订源流，将中国文学史整个展开，从唐尧虞舜的《击壤歌》《卿云歌》一直讲到明清小说。并在其中为文学史画出两条清晰的线：韵文和散文的发展、合流与高峰。
一股清流和儒家的骨气
打开这本书，可以看到它是“任性”的，没有像传统文学史一般，在各个方面都兼顾平衡，而是有些章节十分简略，有些章节又十分详细。
这样做，真是“大胆”啊！可这种“大胆”，却比统观统管的文学史更能显示出文学的底色。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文学即人学”，提倡人性在文学中的价值。这就是文学的旨归。是的，钱穆版《中国文学史》所要关注的，就是“文学”本身在中国历史上呈现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钱穆版文学史，就可以理解钱穆的详略选择了。在彼时大陆的文学史被“阶级”“典型”蒙蔽了文学本身的“人”之味道时，钱穆的默默坚守，是一股清流，和儒家的骨气。
建安文学是钱穆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此刻，“文学”真正出现，“人”的独特开始形成。钱穆说“建安时代的文学为中国的新文学”“建安时代是文学觉醒之时代”。文学真正开始关注“人”的所思所想，曹氏父子的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贵族气质的最好总结。
文学家在千余年间的文字熔炼中，开始总结文学之“气”：何以有些文章读来能让读者觉之气冲云顶，陶醉翩然？就在于那神秘的“气”使然。在此时，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次意识到它天生的“贵族气质”。这“贵族”不在于文学由哪个阶层创作，而在于对文章作法的讲究，讲究声律、对仗、用词、典故等文学理论开始成熟，出现诸如《文心雕龙》《诗品》《文赋》等完备的文论，目的是用这种理论更自然地抒发自我的“情”与“志”。正如钱穆总结的“所谓文学，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据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钱穆评论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说它“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
这种贵族气质，让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形成截然分野：中国文学讲求个体之“理、性、情”的抒发，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自我内心的表达，因此抒情诗和散文蔚为大宗；西方文学更面向广场，面向大众，面向庶民，传播更远，讲求如何最通俗地表达每个个体的生活，因此“故事”为核心的小说戏剧史诗成为主流。
钱穆是多么任性
唐诗是理所应当重点讲述的对象，无论在哪一本文学史中都是最重要的内容，钱穆采用时间分段的方式，以初唐、中唐、晚唐为界，分别介绍了几位代表作家。可是他多么任性！选择了李白杜甫，漏掉了高适岑参，选择了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漏掉了李贺，杜牧只一句话带过。相反，对于韩愈和柳宗元，尤其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钱穆专辟“唐代古文”两章，重点讲述他复兴古文的功绩。因为韩愈的古文运动实在是中国古典文学在韵文和散文化的又一座高峰！唐诗是韵文的高峰，韩愈真正让散文成为独立的文体，书写文章不必再依赖骈四俪六的韵文，而是平实质朴的散文，并且他还扩展了散文的表达界限：可以抒怀、可以送别、可以寓言、可以吊唁、可以游戏、可以碑铭，种种功能，都可以用散文得心应手地体现。柳宗元师法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的又一位代表，相对而言更擅长山水游记，没有韩愈那样全面。
正是由于韩柳提倡古文复兴运动，才开启了唐以后的散文盛世。在之后的宋朝，欧阳修、苏轼、曾巩等文学家，继续拓展散文的书写领域，他们的书写，不再是宫廷政治的需要，而完全成为抒发自我的选择。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他们师法唐宋古文，成为薪火相传的延续。
在不同地方，钱穆都表现了对《红楼梦》的看法。比如认为《红楼梦》描写的只是女性，最终是大团圆结局，胡适研究红学不够全面等。这恐怕会惹得红迷不爽，但钱穆的宗旨是明确的，他坚守的是中国文学的贵族底色，是独抒情志、兼济苍生的责任感。
钱穆在最后一课呼吁学生们要重视文学史的整理，在这方面，外国人做得比中国人好太多。根据李明滨的考证，“日本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出版于1897年，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出版于1898年，英人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901年出版于伦敦，德人顾路柏同名作1902年出版于莱比锡，均早于国人所编”。
钱穆呼吁学生们要重视宏观，不可“看到手纹忽略整只手”，胡适之研究《红楼梦》，“其占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极小”。
钱穆的文学史就停留在此，虽然叫“中国文学史”，但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近现代，尤其是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得待后人续写。
一部私家文学阅读史
这本文学史是如此个性化，让人印象深刻，它的“不全面”，恰恰反映出钱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信仰和坚持。
这本书总会让我想到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一部私家的文学阅读史，因为在讲述过程中，他们都会偶尔跑题，生发出一己之感慨。记录它们的，将它们保留至今公诸于世的陈丹青和叶龙，同样是木心与钱穆的忠实弟子。他们在听课时就听到了老师内心的声音，明白了老师透过文学所要讲述的东西。钱穆三言两语的比喻，偶尔钻出书页，竟让人掩卷不忘。和木心五彩斑斓的光华用语不同，钱穆的比喻是平实的，像调味的盐，少量，然而重要，他说“孔子像一间百货商店”“《孟子》文章，近似陶渊明，阮籍的诗，近似《庄子》”，一饮一啄，勾起的是中国文学点滴的珍味。
钱穆怀抱着保存国体的信念，要在一门门课中捡起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里，这个精神就是对“人”的尊重，就是曾经的先辈面对同样的动荡之世，依然保持心怀天下的忧思与关怀，他们的精神气质，就贯通在今天的钱穆身上。
当钱穆说出“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时，他是焦灼的，也是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的尝试能够接续中国文学的根脉，能够让中国古典文学的贵族精神在新亚书院的学生身上继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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