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86年青铜大面具出土场景 |
|
青铜纵目面具 |
|
▲大立人出土场景 |
|
▲青铜立人像 |
本报记者 米艾尼
（上接第13版）
敖天照如今还收藏着不少村民“献宝”的照片。所幸，早年散落民间的许多三星堆遗址文物，后来大部分被追了回来，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
1980年春天，砖厂取土导致三星堆严重破坏，三个堆子仅剩了半个。四川省文管会终于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真正的“抢救性”发掘开始了。
“四川省考古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就是从工人的钢钎下‘抢’文物。”敖天照说。
“村民们还是很淳朴的，很配合。”敖天照回忆，但是当地要发展经济，砖厂不愿向考古队妥协。敖天照和四川省考古队队员陈显丹一度追着砖厂厂长跑，厂长最后说：“这里也不能挖，那里也不能挖，你们倒是给我圈出个可以挖的地方来！”
四川省考古队划了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面积，但考古队都已进场，砖厂却照样取土烧砖，时不时地跟他们抢地盘。几处后来被确定为城墙的遗址，也被砖厂取土，挖了不少。
考古队在三星堆争分夺秒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龙山时代和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
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经过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队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十二平方公里以上，应当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三星堆的发掘工作，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星堆的砖厂，并没有因为国家文物局的考古项目而迁址，甚至都没有停止从三星堆取土。不过，砖厂对考古队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开始配合考古队工作，取土时挖出的文物或者线索，都会马上上报给考古队。
三星堆遗址考古最重大的突破，被砖厂工人两锄头挖了出来。
鱼凫王金杖
1986年春天，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上百人。
这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三星堆最重要的“宝藏”还在和考古队“捉迷藏”。这次发掘，5米见方的探坑挖了多达53个，却还是与“宝藏”擦肩而过。事后发现，最近的一个探坑距离“宝藏”还不到20米。
打开三星堆大门的，还是砖厂工人手里的锄头。
此时，砖厂仍在三星堆取土，年深日久，那三个大土堆，两个已经被砖厂取土夷为平地，只剩下一段孤零零在那里，三星堆变成了“一星堆”。正是在这里，开启了三星堆考古的盛宴。
1986年7月18日，砖厂民工杨运洪、刘光才在三星堆土埂的南面取土，结果一次性挖出了十多件玉器。
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闻讯随即赶赴现场。据陈显丹回忆，因为这个文物出土地点不同于考古队平时挖掘的探坑，当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
四川省考古队立刻对此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完文化层后，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土坑及坑道显露出来，被砖厂挖掉的是土坑的一角。
陈显丹回忆，当时他们判断是挖到了一个大墓，像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按照以往的经验，这里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文化遗存。
7月25日下午开始，坑内的器物陆续开始面世，动物骨渣、陶器铜戈、玉石残块……文物的密集程度让考古队员们异常兴奋。
29日，已是深夜，陈显丹和几个助手仍在挑灯夜战。连续出土的文物让他们停不下手来，毫无睡意。
陈显丹的手忽然碰到了土层中的一个硬物，他马上警觉起来。
当时的考古日志记载，30日凌晨2时30分，“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
陈显丹用竹签继续往下挑，越挑越长，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陈显丹猜测。挑出大约1米长了，“金腰带”还没有完全分离出土，陈显丹不敢动了。他跑到不远处的考古队驻地，叫醒了领队陈德安：“重大发现！”
后半夜的三星堆考古现场非常安静，经常好奇围观的当地农民和砖厂工人早已散去。但是为了确保安全，陈德安和陈显丹还是决定暂停挖掘，先做好安保措施。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四川省考古所汇报。
敖天照当时也在现场，“我当时也惊呆了，我们要求县委派出了一个排的武警战士，连夜赶到三星堆，守护现场。”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系学生张文彦被派去通知广汉政府部门。当夜正下着雨，张文彦骑着自行车飞驰，结果途中摔了一跤，摔掉两颗门牙。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名武警战士赶到，现场警戒护卫。
挖掘工作继续，1米多长的“金腰带”完全出土。这时，陈显丹才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一个黄金杖。
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清晰。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
“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陈显丹说，“刻在金杖上的头像和鱼、鸟图案，非常像是‘象形文字’，从左至右连起来，不就是‘鱼凫王’吗？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砖厂民工在三星堆土埂旁的偶然发现，将埋藏三千年的地下宝库突然打开，犹如神话“阿里巴巴宝藏”的再现。
这批出土文物有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等青铜器178件，以及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摆放在一起，蔚为壮观。
除了出土文物之多，还有一点让考古队颇感意外。他们起初推测这个坑是座大墓，但在坑中并没有发现完整的人骨。坑中清理出的众多器物，多有人为损毁的痕迹，或者被火烧过。坑中还发现了许多蚌壳以及人骨渣、牛羊骨碎片。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很显然，这个坑并不是一座墓葬，而是一个进行宗教祭祀仪式的场所。
这个考古坑被定性为祭祀坑。很快，这个祭祀坑的名称前面又被加上了“一号”二字——又一个祭祀坑被发现了。
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就像是挖到了一个巨大的彩蛋。每次考古队员们都以为找到了最大的收获，却发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二号祭祀坑
8月14日，一号祭祀坑的回填刚刚完毕，辛苦了近一个月的考古队正准备收拾行装返回驻地，工地上又传出了惊人的消息：在祭祀坑东南二十多米处，砖厂工人取土时又挖出了铜头像。
这次的锄头在砖厂民工杨永成、温立元手中。他们在距地表1.4米深的泥土中，一锄就挖到青铜人面像的额部，“砰”的一声，刨开一看，满布铜锈的人面像的眼睛、鼻孔出现了，青铜罍(lei读“雷”音)的口沿也露了出来。
由于砖厂民工在一号祭祀坑见过这类器物，因此意识到又是一坑“宝物”即将出土，便立即报告考古队。经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的器物比一号祭祀坑还要多。
在这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中，铺满了六十多根象牙，象牙下层是满满一坑青铜器，还有玉石器等。二号祭祀坑总共出土金、铜、玉、石、骨器一千四百余件，海贝约四千六百枚，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二号祭祀坑中出土器物那些神秘怪诞的造型。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纵目面具。
青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高65厘米，宽138厘米。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双眼竟成圆柱体形状，凸出于眼眶以外16厘米，双耳斜上直立于脑际。现在人们常根据这件面具的造型，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而古蜀人制造这个奇怪形状的面具是何用意？不得而知。
“纵目”倒是见于古蜀国的零星史籍记载。《华阳国志·蜀志》里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纵目，可能是指眼睛凸出眼眶。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面具都是这个造型，可能反映了古蜀人特殊的审美观。但是像青铜纵目面具两只眼睛呈圆柱体凸出眼眶，甚至超过了鼻子，这样的造型太过离奇，难道古蜀人的青铜艺术已经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
通观整个面具，眉尖上挑，眼睑斜长，嘴角深长上扬，流露着似有似无的微笑，愈加让人感觉神秘莫测。
三星堆共出土了20多个青铜面具，即便是相对合乎比例的面具，造型也非常夸张。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根本不像中国人，甚至可以说不符合地球人的形象。倒是现代科幻作品中大眼睛外星人的造型，与这些面具有几分“神似”。有外国媒体乃至科学家猜测，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也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第一个金面罩出土于一号祭祀坑，是一片褶皱的金皮。此前在中国的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黄金器物，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将其挖出来时，一时不明所以。待到二号祭祀坑发掘，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这才明白第一个金面罩究竟是何物。
费解之处随之而来。金面罩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古埃及的墓葬中常见。可是古埃及的金面罩是给死去的法老用的，古蜀人给青铜人像戴上金面罩，又是什么目的？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现的青铜树，则让人由衷赞叹古蜀人的青铜工艺。
二号祭祀坑总共发现了六棵青铜树。数千年掩埋地下，这些枝叶纤细、精致无比的青铜树多已损伤。一号大铜树还可以比较完好地修复。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即便放诸今日，制造如此复杂的金属艺术品也非易事。而数千年的青铜器物，多是比较规整的几何形状，这样才便于铸造。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算得上同时期最先进的青铜工艺。青铜树则是其巅峰之作。
这一大批器物，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神秘怪诞，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把巴蜀文化上限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段渝认为，从文化内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人们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1986年发现两个祭祀坑后，用大量实物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也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辉煌的古蜀文明正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但是，就像二号祭祀坑挖掘出大量文物，也带来大量难解之谜一样，人们对三星堆文化了解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更多不了解的地方。
未解之谜
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近2000件文物后，三星堆遗址区内的砖厂终于被彻底迁出。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前，数十年间时断时续的三星堆考古，在1986年之后再没有间断。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邱登成告诉记者，近年最重要的成果是2013年青关山台址的挖掘，它是三星堆考古发现中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30周年，为此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齐聚了中外一百多位三星堆研究专家，众多三星堆未解之谜再一次被提起、被争论，也再一次没有一致的答案。
归纳三星堆未解之谜，究竟有多少谜团？可能也是个未解之谜。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出土的文物、器物风格独树一帜，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
有专家考证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与三星堆的关联。也有人根据青铜器造型特点、审美倾向等，在中国之外联系上了玛雅文明、古埃及，更有人干脆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之外。
段渝认为，三星堆文化来自外星人的可能性不大。“三星堆可能确实是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杂交文明’，但是它和玛雅与埃及的关系、和中国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周围其他国家的关系，至今都不是十分明朗。”
古蜀国何以突然消亡？
考古工作者通过碳14测年等现代科技手段,测算出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800年至2600年,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之久，但仍不能确定它突然消失的原因。水灾、战争、迁徙等种种推测都有可能，却都没有足够历史凭证，始终停留在推测上。
在古蜀国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缺憾是，这么灿烂的一段文明，居然没有文字。
其实，关于古蜀国是否有文字的争论，在为数不多的史籍记载中就有矛盾。《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而另一本《华阳国志》中，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考古学家在祭祀坑中发现的那支金杖，上面刻着鱼、鸟、人的图画，连起来刚好能对应“鱼凫王”，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象形文字。有的学者把这些图案和同时发现的青铜戈上的图案、印章等统称为 “巴蜀图语”。但整个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人工刻画符号只有寥寥几个，离文字的概念太遥远了。
“因为数量稀少，又缺少字典，这些符号就像天书一样。”段渝说。
三星堆遗址的12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如同一部“天书”，带来了无穷的惊喜，也带来了更多的谜团和猜想。正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言，考古如同泥地拔萝卜，萝卜拔出来后才发现，所带的泥巴比萝卜还多。
数千年跨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辉煌的古蜀国，留下无数精美又神秘的文物遗存。徜徉在三星堆博物馆瑰丽奇幻的文物珍宝之中，古蜀国文明的绚烂和神秘扑面而来，让人赞叹神往，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古文明之谜，吸引着人们去进一步追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