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迪
在斯密看来，个体在经济生活过程中追求个人利益，与在道德层面关心、同情他人并不矛盾。不论是利己主义，还是同情心，都无法全面地描述个体行为的动机，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是西方知识与社会的重要现象，与同时代的法国启蒙运动相平行。
在法国，启蒙主义者视自己为既有现状的反对者，他们大多数是独立的文人墨客，却也不乏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声势煊赫的角色。
与之相较，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者则以体制内大学教授中的改革力量为主体，斯密、弗格森、米勒、里德、罗伯逊等均在此列。他们大多对于理性在启动社会变革方面的效能持一种更加审慎的看法。
亚当·斯密无疑是其中一面光辉的旗帜。
即便今天常常被后人忆为“第一位经院式的经济学家”，生前斯密却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位道德哲学家。
175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执教期间，斯密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该书首版后，作者终其一生不断地进行修订，前后进行了6次精心修改。第六版则于1789年底修订完毕，并在1790年斯密去世前几个月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
然而，后来真正助斯密名扬四海的，却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影响深远，单就学科建设而言，确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
大师已走远，他的著述却是不朽的经典。
大师不曾走远，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从不倦怠，只为寻得他当年思考、求索的痕迹。
是什么成就了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又成就了怎样的学术光辉？
为了得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原汁原味”的答案，记者采访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斯密学者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博士。
格拉斯哥教书的那段日子是斯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文汇报：1750年前后，苏格兰经历了一个文化鼎盛、人才辈出的年代，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格拉斯哥大学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是亚当·斯密曾经求学、执教的地方。当时的学术氛围及那里的学人，对于斯密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克雷格·史密斯：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格拉斯哥大学与爱丁堡大学一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象牙塔绝非孤立的存在，象牙塔里的学人每天沐浴着属于这座城市的阳光。如果说爱丁堡坐拥旧首府的优势，那么格拉斯哥的优势则在于经济、商业的发展，它超越了布里斯托尔成为与美洲殖民地进行烟草贸易的主要港口。
格拉斯哥大学围绕自然科学及其教学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重组大学课程，并将科学研究延伸到了课堂之外。威廉·库伦(William Cullen)教授的亚麻漂白实验，使得麻纺织业成为了在苏格兰仅次于农业的重要行业。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则以数学仪器制造者的身份受雇于格拉斯哥大学，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 教授的潜热理论帮助瓦特计算冷却用水的体积；库伦则为他提供了“蒸汽机”必需的冷凝装置。
人文科学方面，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以英文而非拉丁文授课，开风气之先。1750年起，亚当·斯密执教格拉斯哥大学，直到1764年离开。其间《道德情操论》出版，并获得了学术界的极高评价。
其时，两个关键人物影响着亚当·斯密的哲学思想。一位是斯密的导师——哈奇森教授。哈奇森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建立了一套融合新兴自然神学、自然法学，以及独创性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理论体系。他主张，眼、耳、鼻、喉、触觉等外在感官的知觉能力，引导着个体包括道德情操在内的内在感觉的产生。正是哈奇森，为斯密推开了道德哲学的那扇窗；另一位重要人物则是斯密密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休谟的道德哲学同样是基于人的情感，他把经验观察作为认知与研究道德情操的基础——因为了解人类对于道德情操的认知，远比争论特定的道德信条来得重要。
文汇报：作为教授，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留下了怎样的身影？
克雷格·史密斯：斯密曾是一位非常受学生欢迎、受同事敬仰的教授。除了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他还曾担当了学校很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包括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和学校的财务工作。
斯密庞大的“粉丝团”主要由苏格兰本地学生组成，但绝不局限于此。很多学生都是慕名而来，其中不乏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学生。
斯密的演讲生动有趣，善于列举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去阐释他的观点。我们找到了从前的学生所做的类似教师测评的报告，他们对于斯密的教学工作总是大加赞赏。斯密的人气非常之高，以至于晚年他曾被学生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
斯密曾表示，在格拉斯哥教书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文汇报：亚当·斯密在临终前焚毁了所有未出版的手稿，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近年来，在有关斯密的研究过程中有没有其他史料的发现？
克雷格·史密斯：对于写作而言，斯密是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他不能够容忍未竟的手稿流传于世，更不要说出版。
我们从他生前的信件判断，在生命最后那段时光里，斯密至少同时进行着两部著作的写作工作，一部是有关艺术的，另一部有关政治。很多人认为，这两本书的文稿正是他所焚烧的那些手稿。
斯密过世后，我们搜集了很多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演讲时学生所做的笔记，从中我们可以大致捕捉到一些他对于艺术和政治的想法，但遗憾的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还原手稿中对于这些内容的阐释。
近年来，斯密研究者开始关注他的个人藏书，试图破解他在书中所做的批注，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这位大师的精神世界。
文汇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论证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他是通过何种方法研究中国的呢？
克雷格·史密斯：在著作中，斯密多次提及中国。18世纪，中国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加富有，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然而，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向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似乎戛然而止。与此同时，在英国，尤其是在苏格兰，经济增长正在加速进行。斯密不解，为什么历史同期，中、英两国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
斯密研读西方旅行者停留中国所做的游记，试图破解其中的奥秘。波瓦伏尔（Pierre Poivre）的《哲学家游记》、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志》应该都在斯密当年阅读的数目之中。
斯密学者并不认同“斯密悖论”的存在
文汇报：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过：《国富论》和蒸汽机毁灭了旧世
界建立了新世界。您认为，亚当·斯密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是什么？
克雷格·史密斯：虽然斯密的《国富论》并非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经济学论著，但他确实是第一个系统地阐释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经济学家。
很多人认为，斯密毕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完善甚至改变世人对于国家财富的理解。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国家财富概念的理解模糊不清，往往片面地将其与国家贮备的金币数量划上等号。斯密驳斥了这些理论，主张国家财富的衡量应与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挂钩。斯密的这一思想，至今深刻影响着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
文汇报：亚当·斯密最有名的论点之一是“看不见的手”。这种说法在经济学界传承两百多年，也成为不同学派攻击古典自由经济学派的箭靶。在斯密的原著中，“看不见的手”是怎样表述的呢？
克雷格·史密斯：斯密笔下那只“看不见的手”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可能是其论著中最著名的一个词汇。然而事实上，“看不见的手”在斯密论著中仅仅出现过三次：一次是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他幽默地写到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还有一次出现在《国富论》中。后面两次出现的“看不见的手”都是作为一种隐喻，用以阐释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如何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政策，让个体的利己行为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例如，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及，社会成员的利己主义会促使他们以最有效、最安全的方式，将自己的积蓄进行投资。社会成员以增加个人财富为目的的行为，非主观却客观地实现了国家财富的积累——这一“非故意的结果”，最终成就国家经济的发展。
斯密着迷于“非故意的结果”的分析，并意识到个人行为所产生的“非故意的结果”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却是消极的。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主张通过妥当的制度建设，实现对于利己主义的管控，促使其产生服务公众的积极效果。
有些时候，市场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市场并非可以一直发挥这样的管控作用。
文汇报：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斯密本人为自己拟定的墓志铭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斯密的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之间具有何种内在的联系？
克雷格·史密斯：世人膜拜斯密，或许大多是由于《国富论》。然而，斯密本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首先是位道德哲学家，而且始终是位道德哲学家。他为自己的《道德情操论》引以为豪。该书首版后，斯密终其一生不断地进行修订，前后进行了6次精心修改。第六版则于1789年底修订完毕，并在1790年作者去世前几个月得以出版。
《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道德情操论》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如何去生活，而是学会如何做出决策从而确保实现正确的生活方式。
文汇报：至少在表面上，《国富论》中利己的“经济人”与《道德情操论》中利他的“道德人”形成巨大的反差，仿佛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斯密悖论”。您怎么看？
克雷格·史密斯：在亚当·斯密学术理论研究过程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19世纪，一位德国读者指责斯密自相矛盾——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观和以同情心为核心的伦理观相悖。从此，开始了人们对于“斯密悖论”的争论。
大多数现代斯密学者并不认同“斯密悖论”的存在——斯密只是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不同方面。“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是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他的原始情感一样，绝不只是品格高尚的人才具备”——《道德情操论》以此开篇。
然而另外一个侧面，人类在经济交换过程中，对于个人利益的渴望与追求却也是永远无法回避的。
如果以上两个命题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在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下，同时“调和”地接受它们。在斯密看来，个体在经济生活过程中追求个人利益，与在道德层面关心、同情他人并不矛盾。不论是利己主义，还是同情心，都无法全面地描述个体行为的动机，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例如，我们认同并同情那些为了养家糊口而努力工作的人。虽然事实上他的动机是利己主义的，但是因为大家对于“养家糊口”这件事情的判断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同样的情境下，我们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会产生认同、甚至同情的情感。
数学模型无法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文汇报：从历史角度看，斯密的经济学说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进入了相对被忽视的冷遇期。但是到了1976年，经济自由主义者抓住了《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契机，掀起了回归斯密的新热潮，借以“复兴”古典经济学。上世纪80年代后期，第二轮斯密研究热潮掀起。这对当前经济学研究有何启示？
克雷格·史密斯：19世纪，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渐渐淡出了哲学家的视线，近年来却又强势回归。这一次，不只是在哲学界，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都对斯密所言的“同情”与“道德”非常感兴趣，并试图通过实验来验证斯密理论中个体对他人在情感和道德层面如何做出反应所做的论述。
今天的世界经济与亚当·斯密时代的世界经济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前的经济学更多地演变为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学科，更多地依赖数学模型。
斯密善于在历史证据中破解经济发展的秘密，而非通过抽象的数学模型寻找答案。这一点非常值得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者借鉴——建模无法解释、解决所有问题，而这时不妨让历史经验发挥作用。
斯密学术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关注制度的重要性。19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正是脱胎于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关注经济活动发生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对于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依然至关重要。
文汇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废除伦理道德约束机制，将经济关系数学化、技术化，凸显工具理性而漠视价值理性，鼓吹以私有化、市场化为政策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并将亚当·斯密送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神坛。对此，您有何评论？
克雷格·史密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
对于斯密而言，经济学研究中的描述性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经济运作的真实情况。这也正是斯密喜欢在书中、在课堂上，列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和历史数据的原因所在。而这背后却是斯密的道德哲学。他探索国家财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实现“普遍富裕”的那把钥匙。
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以生产一件羊毛外套所需要的协作为例，阐释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牧羊人、羊毛整理工、羊毛梳理工、羊毛染色工、粗梳工、毛纺工、织工、缩绒工、裁缝、商人、搬运工、运输工……一连串的岗位名称，只为说明正是贸易合作及劳动分工成就了商业社会的形成，让物质世界丰富起来。不只是对于富人而言，穷困的劳苦大众同样可以享受商业社会物质生产带来的福利。
即便是今天，真正领悟斯密所言的“财富如何而来”同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文汇报：中国正在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您认为，亚当·斯密的思想在此有何现实价值？
克雷格·史密斯：个人认为，斯密思想中有两个观点值得所有人学习、借鉴。其一，贸易和市场无疑是个好东西，但是只有置于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下，才能够发挥好的效用。
在斯密看来，人们出于利己之心而进行的各种努力，对于整个社会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真正能够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则是在一套法律规章的制约下，人们放弃或者中止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如他所述：我们为赛场上第一个跑过终点的人欢呼，只因为他或她比其他人跑得更快，而绝不会把掌声送给那些靠绊倒竞争对手而跑在前面的人。
斯密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主张高效运作的市场离不开完备的司法体系的支持。
其二，斯密的道德哲学提醒我们，经济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之中无法进行。人类的行为始终受道德的制约，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无疑是通过创造财富，满足彼此更多的诉求。斯密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业社会能够有效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然后个体才有时间和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去照顾家人、关照朋友，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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