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已走，茶未凉
善本藏家之外的清代书籍和思想世界
文 | 赵刚
（《读书》2017年2期新刊）
近年来，书籍史、阅读史逐步成为历史研究为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不过，通观现有的研究，要想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是一件难事。例如，如果有人问，清代的书店，通常都出售什么书籍，它们出售的书籍中，有没有今天所谓的畅销书？当然，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宽泛。让我们缩小范围，清代江南是当时中国出版业的龙头，其所留下的各类刊本、抄本、精校本、影宋抄本，都展示了那个时代出版收藏的繁荣。不过，如果想缀辑国内现存的史料，讨论当时江南书店，特别是针对普通读者的售书状况，仍然会有“更隔蓬山一万重”的无从入手的无奈感，更不用说从此窥探当时思想学术变动的走势。
这种无奈感来自现存材料的特质。清代书籍出版文化的材料虽然众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现存各类清代遗留的刻本、抄本。另一类是清代文人学者和收藏家编写的各类书目。这两类材料，若从史料价值看，都是为人筛选反复的二道材料，不足以反映当时的书店图书行销流通的一般状况。首先，不能不指出的是，藏书家保存下来的更多是他们心目中的佳作珍品，而不是当时流通书籍的全部。实际上，在不少藏书家心目中，所谓坊刻本，也就是当时书店的长销书，是上不了收藏的台面的。清代藏书家吴骞在他的《吴兔床日记》中，虽有进出书肆的记录，但他关注的都是古籍善本，而不是书店出版的一般书籍。因此，他们的藏品或只可能展示清代出版业在某些领域所达到的极致，不能说明当时出版的一般状态。
孙殿起《贩书偶记》
至于清代留下来的众多书目，更是体现了作者们的偏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末孙殿起著名的《贩书偶记》和续集。现代人为孙写的各类小传或介绍，都冠之以目录学家的荣誉。他的这本书目应该反映晚清民国的图书出版业。这么说似乎正确又非正确。如为该书作序的民国学者伦哲如所言，著者一生勤勉，其书目的范围和种类极广，当然是研究清代特别是晚清出版书籍史绕不过去的典籍。但是，作为贩书者，作者对顾客和衣食父母是有选择的，具体说，就是清末民初涉猎汉宋的文史学者。因此，这部目录更多地体现了他们的爱好。清代汉学家们的考证辑佚音韵训诂之学，这部书可算是近乎网罗无遗的程度。不过，你要从这部书中，看看汉宋学术以外的天地，比如清代普通官宦常备常查的有关官场的《爵秩全览》，或者普通市民使用的《万宝全书》，或者晚清西学著作的出版流通状况，就会失望而归，因为这些都是孙殿起不甚留意的地方。
精英藏书家的眼光和清代书籍市场实况之间的差距，在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的遭际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该书为清代乃至近代音韵考据的发展提供了成熟典范，这是熟悉清学史的人无不知道的事实。而且，作者生前就以非凡的学术建树名满天下，甚至引起清廷注意，想要延请他修纂明史。学术史著作多以此书说明当时学风如何从理学向朴学的转变。按理说，这样的大牌学者所著的学术经典，虽不是当时书店的畅销书，至少也是长销书吧。学术家留下的各类书目，确实会给人如此印象。因为无论是清朝官方编的《四库总目提要》，还是上面提到的孙殿起的《贩书偶记》，都对此书有详细著录。但是，康熙年间理学名臣李光地年谱中的保留材料却透露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状况。李光地本人对顾炎武的学术推崇备至，很留意他的著述。据他的年谱记载，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有人告诉李光地在扬州一处书铺，看到为人废弃的顾炎武《音学五书》书版，店主正准备“削其版以镌它文”。李光地闻讯后，出钱将书版赎回。木刻书版是传统出版的基础，没有书版，也就无法刻书出版。不过，一部书如果不得销路，书商们会铲除上面的文字，另刻上有销路的书籍。
顾炎武《音学五书》的书版，在其去世仅仅二十五年之后，在当时学术文化的中心城市扬州，就惨遭削版遗弃的命运。这说明顾的学术影响其实并不如传统著述强调的那么巨大，同时也透露了清代学术发展和转型远比传统学术讨论想象的复杂，当时考据学的崛起远不如人们料想的顺畅和迅捷。
顾炎武《音学五书》
显而易见，要回答清代书店卖什么书的问题，传统藏书家及其著述目录似乎无济于事，需要另辟蹊径。日本学者大庭修所研究的唐船持渡书目提供了新的线索。所谓唐船持渡书目就是明清之际以来中国输往日本图书的目录。明清时代，日本朝野对于来自中国大陆及朝鲜的各类出版物怀有巨大的热情和兴趣。在德川幕府初期，幕府创建者家康常以中国或朝鲜出版的汉籍赏赐下属，这足见汉籍在当时日人心目中之地位。到十八世纪，日本朝野甚至通过中国海商，订购某些中国书籍，如雍正朝刊行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类方志。明清商人迎合日本市场的要求，把国内书籍运往日本长崎销售。这些书籍到达长崎后，当地官员根据海商提供的材料，编辑书目，详细列举书名作者，出版地点和时间，留存备案。这些书目部分已经失散，还有部分保存至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知名学者大庭修广搜博访，对于这些书目及清代中国东渡日本的文献典籍做了深入研究，完成多部著作。不过，大庭修著作更关注的是当时日本朝野对中国书籍的反应，至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清代思想书籍历史的研究，则是他没有在意的题目。
1996年，周一良教授（左）将《 唐代密宗 》赠给日本学者大庭修（右）
应该说，东渡日本的清代文献及其目录向我们展示了传统藏书家之外的中国，至少是江南地区的书籍世界。当时运书到长崎的都是一般商人。关于这些商人的文化水准，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朱舜水的观点值得重视。朱在顺治和康熙前期，多次往返日本、江南、和东南亚，常搭乘民间商人的船舶，对他们比较熟悉。在他看来，当时到长崎贩书的中国商人，大多只是听闻中国书籍在那里不无销路，谋取商业利益而已，他们自身并无鉴定取舍的能力。按照大庭修的研究，有些商人，就是在出海时，将书店的现存书籍，整体搬往日本。至于这些书籍是否迎合日方兴趣，有无触犯日方忌讳，则是他们很少也没有能力考虑的。他们中有些人，因而付出惨重代价。（例如，江户时代日本严禁天主教，有关只字片语都不许入境。中国商人入境时，都是作书保证没有违禁之物。但是，长崎官员有时在进口汉籍中却发现有关天主教的内容，并上报幕府。而幕府一旦得报，就会下令烧毁有关文籍，载来这些违禁书籍者连人带船及其所有货物，立刻禁止交易，驱逐出长崎。实际上，载书而来的商人主要经营的不是书籍，而是其他商品。因此，他们一旦因书遭禁驱逐，就等于是整趟生意的终结，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当时因书而遭遇这种灭顶之灾的不止一人。关于其中的细节，大庭修在他的书中有细致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这些商人携带书籍入境，但不知道其中有无违禁内容，这足以说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无力甄别其内容，只能随意从国内书店选些书籍运往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商人及其销往日本的书籍，和中国本土藏书家的眼光和兴趣，自然是相当不同的。还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前期，也就是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日方严禁日人外航，对华商只开放长崎口岸。而清朝在一六八四年取消海禁，准许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当时对日贸易的港口主要有上海、浙江的乍浦。因此，清代输往日本的书籍，大多恐怕来自江南地区的书店。贩书者的有关记录，更多的再现了清代江南地区书店经营中，为传统藏家不屑或不在意的侧面。
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有关清代输往日本的典籍，除一小部分外，大多已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消失，留存的更多是日本现存的各类目录。这些目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船为单位，记录每艘船所载的全部书籍的目录，这类目录，更能反映出国内书店所售书籍的情况。还有一种是长崎学者或官员编制的目录。他们以前者为基础，删除重复，按照四部分类法编制目录。这种目录更多反映某一时段进入长崎的中国文献状况，但对了解当时中国图书市场也不无帮助。这里，笔者就通过分析康熙五十年进入长崎的一艘中国船所带的书籍目录，来探讨一下传统善本藏家之外的清代江南的书籍和思想世界。
首先为便于讨论，我先把原书目中的书名部分按原样抄录如下，至于卷数和册数，因篇幅有限，做了删节：
《易经讲意去疑》《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先圣大训》《唐诗正》《集古印谱》《谭友夏合集》《江南通志》《诗观初集》《易学义林》 《韩文起》 《李杜诗通》《三苏文范》《唐宋八大家文抄选》《星学正传》《历代赋楷》《周忠毅公奏议》《韵府群玉》《篇海类编》 《战国策》《伊川击壤集》《临川王介甫先生集》《河洛理数》 《皇明奏疏》 《寸碧堂诗集》《钝翁类稿》《汪泊子善庵遗稿》《增定历朝古文必读》《黄叶村庄诗集》《初谭集》《苏子美全集》《词学全书》《诗皈》《遵生八笺》《易解》《诗经疑问》（八卷六册）、《鳞指》（四卷四册）、《李氏藏书》《续藏书》《震川先生文集》 《广治平略》《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文选六臣注》《古今牍大全》《治平略增定全书》《四六全书》《帝乡戚氏家传四书大成心印》《历代史纂左编》《史记》《历代纲鉴全史》《古文汇抄》《纲鉴会纂》（欠本—原文注）、《四书大全》《喻林》《本草纲目》《四书备考》《万首唐人绝句》《袁了凡先生重订凤洲先生纲鉴世史类编》《纲鉴白眉》《皇明通纪》《诗经说约》（廿八卷十六册）《性理大全》《删补颐生微论》《五经旁训》《新刊纂图牛经马经类方大全》《西湖游览志》《王文公文抄》《五子近思录》《寓林集》《兼济堂文集》《今体台阁集》《幼科全集》《性理会通》《左传文定》《纲鉴会纂》《三国志》《合刻管子韩非子》《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内经素问》《本草经疏》《医宗必读》《圆（当为图——引者注）注难经脉诀》《医方考》《医方集解》。
按照明清时代流行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四部分类法，刻印作为一门雕虫小技，有关书籍在四部分类中是放到属于子部非常靠后的某个地方，黄历、相命书和兽医书籍是不入藏家法眼的，除极个别外，在正统藏书家的书目中，没有这几类书的地位。但是，在这个目录中，《易经》之后，紧接着是一本黄历、一部印谱和一部星象书；排在兽医指南《新刊纂图牛经马经类方大全》之后的，竟然是王阳明文集《王文公文抄》和朱子编的《五子近思录》。整个书目的排列杂乱无章，或而是史部书籍，或而是子部书籍，或而是集部书籍，中间夹杂着诗文方志之类。看来，帮助日方官员抄录这个书目的确属不懂，也不在乎士大夫价值观念的商贩。如果他们熟悉或在意儒家士大夫们的图书分类并告知长崎官员，书单也许不会如此杂乱。
也许因为这些贩书者不大懂读书人的典籍和癖好，他们运往日本的就是当时随手可及的常用书。经部主要是“四书五经”，史部不过《史记》《三国志》以及晚明以来出烂了的各类朱子通鉴纲目的改编本，子部主要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作，外加《管子》和《韩非子》，集部主要是唐宋八大家和晚明文人的集子。看来，这些书籍来自一家为普通文人学士服务的书铺。当时的文人，如果要科举上进，就要精通经史子集，诗文歌赋，钻研的自然是上面那些四部中的大路书；如果久考不中，或收入不丰，就得靠算卦、从医、入幕、书法等，补贴家用，甚至赖以谋生。这时就不可不读相术医书。书店为满足这两类需要，两方面的书都得置办。不过，算命行医，终究是明清士大夫心目中的冷门外道，多数文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宁可终身应试，也很少改行。因此，相命医术之书，读者恐远不及前者的众多，故书店销售的种类，自然不及前者。具体到这个书单，只有区区十二三种，仅是前者的五分之一。这些书籍，追究其出版年份，很少早于万历时期，当然也不会晚于康熙五十年，按照现代的据说是乾隆年前的刻本都算善本的标准看，自然都是善本无疑。不过，在唯宋元刻本为崇的清朝前期，自然是藏家们不屑一顾的俗物。
不过，正是这些商贩没有为藏书家们的视野所影响，他们销售的书籍和留下的目录，倒保留了一些盛清文化世界已经消失的侧面，这个侧面是传统善本目录和思想史叙述中看不到的，我个人称为“盛清的晚明”。众所周知，明清思想史的主流论者一般认为晚明时代虽然有李卓吾等为代表的异端思潮，但是，这个思潮随着李卓吾在狱中惨烈的自刎而消退，又由于明朝灭亡和经世思潮的崛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到了康熙中后期，随着考据的兴起，这股思潮更是明日黄花，销声匿迹。因此，谈晚明思潮，大多按照年代，画地为牢，就晚明而谈晚明。而讨论明清经世，也是在明清之际范围打转。
不过，思想世界的变化也是人一走茶（思想和影响）就凉吗？笔者对此一直是有所保留的，顾炎武在三十卷本《日知录》中对李卓吾、王阳明和晚明性灵派的谭友夏等人的严厉谴责就让我心生疑窦。为何要强调三十卷本，因为顾的这本名著有两个本子，一个是他在康熙初年刚到北方不久刻刊的八卷本，另一个是死后由弟子潘耒刻刊的三十卷本。可见顾对王的批评都是晚年定论。可是，李卓吾死于万历末期，其书生前就遭到明朝政府的严禁，距离顾的八卷本《日知录》也有半个世纪，中间又有明清易代的大变化，经历了明末和清初的大动荡和大劫难，李卓吾和其他左派王学的大将，还会有什么影响力让顾炎武怒火难消？这个问题存在心头，但就是找不到答案。现存的不少目录固然收录李卓吾的著作，但著录刊刻日期都是晚明，多数是李生前或死后不久刊行的。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其思想学说在他在世前后的巨大冲击，但无法说明他的学说在此后漫长时段中的命运。
顾炎武《日知录》
直到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无意中读到大庭修的这部著作和其中这个书单。当其中李卓吾《李氏藏书》《续藏书》，以及挂在他名下的《初谭集》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大吃一惊。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李卓吾死后一个世纪之后，他的著作居然在江南书铺中还有销售，而且是大部头书，按照原书目记录，《初谭集》三十卷四册、《李氏藏书》六十八卷十八册、《续藏书》二十七卷八册。这种多卷多册本出版成本是相当贵的，价格当然也不会便宜，但是，它在一个销售点就有三种之多，这些书的出版者和销售者，显然认为这些书是有吸引力、有读者、有销路，才会付梓刊行的。如果李在康熙五十年前后仍然有影响，那么，在三十年之前，顾撰写《日知录》三十卷本时，影响也不会更差。换言之，顾炎武面对的李卓吾绝对不是一个已经躺在书本中冷冰冰的名字和观念，而是一个活泼泼的有影响力的对手。这难怪他对李卓吾不依不饶，抨击无情。
有读者也许认为笔者所用的是一个孤证。不过，笔者在清代禁书目录中发现，直到乾隆中期全国性禁书时，李卓吾的书仍然是查禁重点。据有关禁书目录，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浙江巡抚三宝抄获李氏《焚书》竟达四十九套，《续焚书》五套，另名的李氏诗文集五套。乾隆四十四年三宝又奏报，抄获李氏《藏书》六部、《续藏书》五套、《焚书》三套。乾隆四十三年，江苏巡抚杨魁一次就抄获李的文集《焚书》十八部，次年，他又在江苏抄到该书二十四部（详参雷梦水：《清代各省禁书汇考》）这些资料虽没有说明该书的来源，但我怀疑可能是来自书店供出售之用。否则，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副本。书店进这么多李卓吾著作的副本，肯定是基于其销路，背后则是他在乾隆朝的影响力。可惜这种影响力至今尚未为学界所重视。
当然，这份书单让我震惊的不只是李卓吾，还有晚明其他学者的影响力。从书单列出的书名看，有四十七种来自晚明，十三种成书于宋元或以前，确实为清朝成书出版的只有六种。在晚明出版的书籍中，有十种是对朱子《通鉴纲目》的注解和阐发，体现了朱子纲鉴对当时学界的影响。不过，朱子的通鉴纲目内容之一，是辨别华夷之别，强调灭金复仇，收复失地。这种思想在晚明为学界弘扬光大，其影响至于康熙时代。据李光地在其《榕村续语录》中透露，康熙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这类著作是要煽动反叛。康熙年的这份书单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这个传统，在明亡七十年后，仍然声势不减。康熙当然深感不安。到乾隆朝禁毁图书时，他干脆把明代有关纲鉴的各类著作一律列为禁书，还重注纲鉴，颁发天下，以取而代之。被焚毁的有关书籍，数量巨大，具体细节，在前引雷著中记载颇多，这里不一一摘引。
在一点一滴地考证这个书单所列上述诸书成书出版年代时，笔者突然意识到，传统的明清思想学术叙述中的晚明、明清之际和乾嘉这样三个阶段分期，其实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这样的划分很容易让人把当时的思想史看成一场场接力赛。晚明异端退场了，就有清初经世学者接上去，经世思潮消歇后，又有考据学者顶上去。明清思想脉络真有这三个界限分明的标识吗？如果有，我们当如何解释李卓吾和晚明纲鉴类著作的庞大读者群在十八世纪的存在？在晚明和盛清，真的存在一道时间划定的清楚界限吗？一个思想家（如李卓吾）活动的开展和终结，固然有大影响于思想历程的起伏，但是，思想史的变化，远不止于人走茶凉。诚如西方后现代论者所言，当一种思想为论者提出，并公之于世时，它就成为作者无法左右的独立存在。而出版和书商就为这个独立存在的延续和扩散提供了物质基础。具体到明清时代，晚明思潮的影响力固然随着李卓吾之死及其后来的诸多变化而衰落，但是，晚明以来发达的出版文化让思想的演变更为复杂。个体生命的代谢固然关乎思想学术的起伏，但是，当时发达的出版和书店，却让每个思想体系在从时代主角的巅峰下落之后，不至于完全因时间的蚀刻而淹没。因此，晚明异端的思想火焰固然在清代已经黯淡，但是，它的温热随着出版者销售者的步伐依然在延续和伸展，以至于在思想和政治语境完全不同的盛清，仍能看到它明亮的光焰。这道在盛清的晚明余晖，也许改变不了考据学的主导地位，但却让这个时代的思想世界更加丰富。把我们带到这束光亮之前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本藏家，而是那些十八世纪往来江南和长崎之间的普通商贩。他们留下的所谓唐船持渡书籍及其目录，展示的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心灵对话和交流，更是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和文化世界为传统善本和藏家所遗落的一个重要维度。当然，这笔财富远不止于上述讨论的那封书目，如何利用这笔财富，发掘十八世纪中国思想和书籍人文世界的新维度，将是充满刺激而富有成果的挑战。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大庭修著，戚学印译，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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