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Hugh Gentry/Reuters
作者 George P. Shultz, James A. Baker III
30年前，当地球的保护罩——大气臭氧层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时，我们正自豪地效力于罗纳德·里根总统。时至现在，我们都还记得他在《蒙特利尔议定书》谈判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这份议定书至今也还在继续保护并恢复脆弱的臭氧层。如今，世界面临一个与当年类似的挑战：气候变化的威胁。
现在的问题跟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气候变化的证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确凿，让人无法忽视。未来再次充满不确定性。你可以对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由人为造成表示质疑，但未来气候变暖所伴随的风险实在过于严重，应该防患于未然。
负责任和较保守的应对措施应该是准备一份保险。这样做可不必依赖粗暴且抑制经济增长的政府监管。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不仅不应倚靠监管，而应以详实可靠的经济分析报告为依据，而报告要体现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保守主义原则。
我们建议，解决方案应建立在四项原则之上。首先，创建一个税率逐级递增的碳排放税制。其次，将税收所得以红利的形式返还给美国民众。再次，建立可以保护美国竞争优势并鼓励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碳税边境调整机制。最后，碳税征缴机制确立后，政府弱化监管力度。
原则之一的碳税是降低碳排放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不同于目前效率低下的政府监管，对碳排放征税将放开企业的束缚，使之寻找减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方式。一个定价合理、税率逐级递增的税制，将给那些在制定未来计划时希望获得更多确定性的企业释放一个强有力的市场信号。
原则之二的“碳红利”支付，是将碳税所得按季度分发给美国民众。这样，税收中性的碳税就可惠及工薪家庭，而不是增大政府开支。若政府对排放的每吨碳征收40美元，那么一个四口之家第一年差不多能获得2,000美元的碳红利，并且这一数字还能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而增加。
碳红利政策带动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甚至可能超过受奥巴马任内所有气候政策影响的减排量。同时，我们的计划不仅能壮大美国经济实力，切实帮助美国工薪阶层，促进国家安全，还能精简监管内容和政府部门的规模。
原则之三是碳排放内容的边境调整机制。当美国企业把产品出口至没有相应碳定价系统的国家时，企业可就已支付的碳税获得退税。若从这些国家进口商品，企业则要根据进口商品的碳排放纳税，税收所得亦将通过碳红利的形式还之于民。开创这样一个制度可以让美国在制定全球气候政策时占据舵手位置。另外，惩罚缺乏碳减排政策的国家还能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而那些国家本来会因为没有这样的政策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不公平的优势。
最后，碳税付诸实施后没有存在必要的政府监管机构永久性退出。届时，隶属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几乎所有碳排放监管机构都可以撤销，奥巴马清洁能源计划可完全废止。此外，强有力的碳税也为联邦和州政府不再追究碳排放者的侵权责任提供了正当理由。
考虑到上述四项基本原则，气候领导力委员会(Climate Leadership Council)公布了《碳红利保守方案》(The Conservative Case for Carbon Dividends)。报告由保守派人士Martin Feldstein、Henry Paulson Jr.、Gregory Mankiw、Ted Halstead、Tom Stephenson和Rob Walton共同撰写。
碳红利项目将通过鼓励科技创新和大规模替代现有能源资源，从而帮助美国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同时让美国产业迎来它们亟不可待的政府监管放松。企业特别是能源企业也终将获得现所未有的预见能力，同时移除资本投资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之一。
也许最重要的是，碳红利计划考虑到了美国很多工薪阶层的日益失望感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这个计划可以在加强美国经济的同时，充实美国弱势人群的腰包。美国财政部1月份发布的报告预测，碳红利将给约70%的美国人带来收入增长。
此外，该计划也有利于共和党的长期前景。盖洛普(Gallup)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气候变化“深感”或“较为”担心。从一般民调结果上来看，担心气候变化的人多为年轻选民、亚裔和西班牙裔这三个增长最快的群体。碳红利计划可提供一个对这三个群体均有吸引力的机会。
控制白宫和国会意味着共和党肩负起定义时代挑战、发挥英明领导力的责任。气候变化便是当下的时代挑战之一。到了让共和党再次当开路先锋的时候了。
舒尔茨(George P. Shultz)曾任美国国务卿(1982-1989)和财政部长(1972-1974)。贝克(James A. Baker III)亦曾任美国国务卿(1989-1992)和财政部长(1985-1988)。他们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该文不代表报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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