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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的狂草似“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却是依据草书的理法来造妙，他写草书，和他作诗一样，非常理性，并非借助运笔的狂势来赋形。黄庭坚的狂草，如果以音乐设喻，当属训练有素的庙堂雅乐，而非鲜活感性的乐府民歌。
”
黄庭坚行书《松风阁诗卷》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庭坚是北宋四大书家之一，字鲁直，江西修水人。他36岁自号山谷道人，52岁又号涪翁，常用来署款，广为人知。他53岁还自号黔中老人，很少用。
现存黄庭坚手书墨迹31种。装为册页的16种，都是小字作品，尺牍居多;长幅横卷有15种，多是大字作品。最早一件是他42岁写的行书《王长者墓志铭稿》，与55岁写的《史诗老墓志铭稿》装为一卷，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最晚的一件是大字行楷书《松风阁诗卷》，写于58岁，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墨迹，学者考索出21种的书写时间，50岁到58岁的书迹有15件。
黄庭坚50岁那年，即公元1094年（宋哲宗绍圣元年），作为“旧党”的中坚分子，命运陡然逆转，以编修《神宗实录》诋毁朝政的罪名，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安置在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居住，54岁又西迁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徽宗即位之初，56岁的黄庭坚一度“蒙恩东归”，暂住湖北江陵、鄂州一带，当时“新党”当道，他不愿意回到汴京任职，求任地方官，朝廷一再改变任命。当时朝中执政大臣是赵挺之（《金石录》作者赵明诚的父亲，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他在河北做官时为黄庭坚所不屑，积有小怨;后来两人同在朝廷任职，赵挺之弹劾苏轼，曾牵及黄庭坚。正当黄庭坚的命运出现转机之时，有个叫陈举的判官为了投合赵挺之的心意，罗织罪名，诬告黄庭坚在《荆南承天院记》里“幸灾谤国”，结果，只做了九天太平州知州的黄庭坚再次除名，流放到更加偏远的宜州（今广西宜山）羁管起来，待了两年，忧病交加，1105年死在当地，时年61岁。
黄庭坚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卷》
（藏日本有邻馆）
50岁不仅是黄庭坚人生由顺转逆的分界，也是他书法蜕变的转折点。黄庭坚晚年在题跋中多次悔其少作:“所作书帖，差可观，然用笔亦不知起倒”，“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50岁流放之后，黄庭坚有充裕的时间研习书法，所以“书字稍进”，特别是自蜀中东归以后，他认为自己的书法“稍近古人”。流放西南山区的生活中，黄庭坚乐于为人题字作书，几乎是来者不拒。人们求索其书，不仅让他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也使他感受到许多人间温暖。苏轼却不是这样，黄庭坚《题东坡字后》里说，苏轼“极不惜书”，但是见到乞书者就“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
《宋史》里说，黄庭坚“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现在能够见到的黄庭坚书迹，不出楷书、行书、草书三体。他还能写篆书，壮岁曾为太平寺万松亭“篆其榜”，20年后，又主动“易其榜”。黄庭坚说，“篆文平时唯书大如手者乃得意”，但他一生很少写篆书。
黄庭坚早年的小字楷书，例如20世纪在他家乡江西修水出土的《王纯中墓志》，写于43岁时，颇似苏轼小楷书。苏轼《记夺鲁直墨》题跋中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杨万里《诚斋集》也说:“予每见山谷，自言学书于东坡。”但是黄庭坚的文集里看不到“自言学书于东坡”的记录，所以后人往往忽略黄庭坚学苏字的经历。黄庭坚42岁入京任职秘书省才结识苏轼，即1086年（元祐元年初），那年6月，苏轼主持学士院考试，黄庭坚名列首选，擢列馆职，从而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学苏字当在此时。
黄庭坚的行楷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42岁至50岁在秘书省任职时学苏字，始有书名。50岁到54岁放逐黔州期间，意欲自新，摆脱了苏字。一如他作诗不模仿苏轼的风格，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54岁迁居戎州以后，才实现了他“自成一家始逼真”的愿望。57岁时，他看到自己元祐年间写的陶渊明诗，竟然说“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否定早年的书作。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都是大字行书，如《寒山子庞居士诗卷》、《松风阁诗卷》，风格与苏轼大不一样:苏字扁阔，黄字纵峭;苏字丰润，黄字清峻。苏轼写字，执笔是单钩法，捉笔低而腕着纸，和我们今天一般人拿自来水笔写字的姿势一样，这样写大字就很局促。黄庭坚是双钩执笔法，而且高提笔，适宜写大字。
黄庭坚行书《松风阁诗卷》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庭坚的大字行书，字的中心收束得很紧，辅之以纵展的长笔画，好像长桨荡波，人们称这样结字的形态为“放射状”。黄庭坚这样的行书样式，前代有些书论家认为是受到南朝摩崖《瘗鹤铭》的启发。黄庭坚的确推崇《瘗鹤铭》，称其为“大字之祖”，但我认为，黄庭坚那种伸延略过的长笔画，恐怕得益于流放生活中观察物象、妙悟物理，如他所说:“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在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则能用笔。”
最让黄庭坚痴迷的书体是草书，在题跋中说得最多的也是草书。他回忆道:“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类推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他学草书，最初取法北宋前期草书名家周越。所以钱勰、苏轼曾经批评黄庭坚“草书多俗笔”。文人最怕一个“俗”字，这一说，黄庭坚竟“久不作草”，而且痛感“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他说的“抖擞”，是摆脱的意思。按黄庭坚的自道，直到他见到苏舜钦的草书以后，才领悟到古人的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
（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宋朝书家写草书，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宗法晋朝“二王”的今草（小草），一派是仿学唐朝张旭、怀素的狂草（大草）。苏轼主张学晋人，看不上旭、素，他在《题王逸少帖》有句道:“颠张醉素两秃翁”，“妄自粉饰欺盲聋。”他也说过，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这是就其书法特点而言。米芾也宗尚晋人草书，与苏轼同调。黄庭坚钻研的草书是唐人的“狂草”，虽然他对京洛一带“不入右军父子绳墨”的狂怪字大不以为然，对“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的浅薄之流嗤之以鼻，但他非常佩服张旭“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称道怀素“用笔皆如劲铁画刚木”。晚年的时候，他认为写草书“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自许“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即使苏舜钦的草书也“不能尽其宗趣”，周越草书“劲而病韵”，更不在话下。黄庭坚理想的草书风范，是沉着痛快而有古法，以他传世的八种草书作品境界而论，《廉颇蔺相如列传》庶几近之。
黄庭坚认为，作草书的理想状态是“用心不杂”。他还有“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的体验。黄庭坚注意到，唐朝草书家多是在醉后那种澄明的状态下写草书，而且“皆倚酒而通神入妙”。尽管黄庭坚不胜酒力，也认为“酒”对书法是有所助益的灵物，具有激发创造力的神性。他在《书自作草书》这则题跋中说:“不饮酒忽十五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黄庭坚显然相信酒与草书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61岁那年，他写了一卷草书赠与曾纡，自称“颇似杨少师书”，非常得意，这件草书就是在沉醉之后眼花耳热的状态下写的。
黄庭坚的狂草似“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却是依据草书的理法来造妙，他写草书，和他作诗一样，非常理性，并非借助运笔的狂势来赋形。黄庭坚的狂草，如果以音乐设喻，当属训练有素的庙堂雅乐，而非鲜活感性的乐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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