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良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该是生产队出工的时候了，这时，村庄里就会响起哨子声，这是生产队长发出的出工号令。社员们听到哨声，便带着工具去田间地头干活，傍晚，哨声响起，这是收工的信息，于是大家拍拍身上的尘土扛起工具回家。
生产队的活由生产队长负责安排。我早晨上学要经过生产队公房前的空地。一早，空地上、公房屋檐下站满了人，都在等候队长安排。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长，我喜欢看父亲安排别人干活的样子，我从心底里佩服父亲对农业生产的娴熟。待父亲安排完活，副队长明良便从裤袋里摸出哨子，从前到后吹一遍，边吹边喊出工了。我们村庄有三个生产队的人混居，后面的生产队出工不是吹哨而是敲铁钟，每当我听到那铁钟的声音，便会想起电影《地道战》，鬼子乘夜偷袭村庄，老忠同志紧急敲响铁钟的情景。
每年的夏收夏种是生产队最辛苦的时节，夏收夏种也叫“双抢”，就是收割成熟的早稻，种下晚稻。晚稻必须在立秋前种完。立秋后种下去的稻子收成会大打折扣。这时，大队要编“‘双抢’战报”，战报上有一张表，上面有全大队每个生产队的战况，应收多少亩实收多少亩，应种多少亩实种多少，一清二楚地统计在表上，后面还有完成任务进度排名表，这叫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家隔壁的政兴是下放知识青年，有文化，脑子活，大队让他编“‘双抢’战报”，“‘双抢’战报”是一张八开的油印报，政兴编好报纸后在学校里刻蜡纸，刻完蜡纸再油印。我常去生产队公房看“‘双抢’战报”，最关心我们队是不是排在前面。有时候还到学校去看政兴印“‘双抢’战报”。“双抢”的进度还会在高音喇叭里播出，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播出三次，在田里干活的人都可以听到。
“双抢”经常要开早工，出工的哨声常常在凌晨两三点钟响，哨声划破夏日宁静的夜，惊醒了每一个种田人，哨声过后不久，田埂上便出现一个个黑影，手提秧凳，来到秧田摸黑拔秧。拔一个早工的秧就够插一天。因为可以坐在凳上干活，所以拔秧是“双抢”中最轻松的活，我有时候种田累了就去拔一会秧，算是休息一会，调整一下体力。
“双抢”开始前一天，一条载着百货的木船摇进了吴家浜，靠在石埠上，来人将船上的货搬进了我们的小学，这是支援“双抢”的下生店。学校已经放假，空空的教室里放满了各种商品，货柜后有一只铺，上面用竹竿支着蚊帐。晚上，父亲会拿出两角钱让我去下生店买一小碗酒和两块豆腐乳，酒是父亲喝的，豆腐乳是我们全家吃粥的小菜。
生产队公房的墙上画了两只表，一只是捻河泥轮流表，都是男人的名字，一只是兜河泥轮流表，都是妇女以及像我这样不大不小的大小人的名字。每年冬天，田里地里的农活少了，生产队就安排积肥捻河泥，河泥肥田效果好，有着“百担河泥一担米”的说法，父亲早已在晚上借着昏暗的灯光，用麻绳编织好了捻篰。轮到父亲捻河泥了，他和搭伴两人将船摇到河浜弯里停下来。搁起橹，拿起捻篰，站在船边沿，两手各抓一根竹竿，张开双臂，使劲往下向内用力，一开一合，把河底的淤泥夹进捻篰，然后将双竿并拢，提起竹竿，将捻篰中黑糊糊的河泥拖入船舱。船舱满了，将满舱的河泥舀到河滩上挖好的调塘基里，再由妇女用装着长长竹把的勺子一层一层兜至高处的沟里，最后顺沟将河泥送入田间的河泥塘。
生产队生产的早稻都会送到国家仓库缴公粮，晚稻则用船装去大队机站轧成米分给大家。男人们都会争着去轧米，因为可以撑开肚皮白吃刚轧出来的新米。有一段时间，我去了大队机站干活。队里加生他们来轧米，他们满满地烧了一大锅饭，我想烧这么多饭怎么能吃得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三人一碗接一碗地吃，最后每人吃了五大碗。吃过后拍拍肚皮说：这新米饭真香，再来一碗也吃得下。
有首歌这样唱：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生产队时常要开一些学习会，学习毛主席语录和中共中央文件，也有开忆苦思甜会和批斗大会。朝强出生在绍兴，十三岁那年逃难来到我们这里，忆苦思甜时他每次第一个发言，他说他从小被父亲送到一家草纸作坊干活，作坊老板每天要他完成十多捆草纸，如果完不成就不给饭吃，于是他心里非常气愤，有一次他故意把那些草纸做坏，老板知道后拿起棍子要打他，他便跑了出来，他说资本家的心都很毒，只知道剥削工人。银婶婶金婶婶是妯娌，她们分别嫁给了沈家两兄弟，沈家有几亩田，新中国成立后被划为地主，不久两个男人先后病死，妯娌俩便是批斗的对象，每次队里开批斗会就要把她俩叫到前面交代罪行，但每次交代也就是这几句话，当她们说不下去时大家便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养蚕是生产队的一项重要活，也是生产队重要经济来源。养蚕习惯叫看蚕。每年到了看蚕时节，生产队就要选几个妇女专职看蚕。看蚕虽然是个累活，但与其他农活比还算惬意，至少太阳晒不到雨下不到。队里的妇女都会争当看蚕的蚕娘。看蚕集中在生产队的公房内，公房也叫蚕室，待蚕室内所有蚕架上的竹匾内都爬满了蚕宝宝，蚕也成熟要上山了。稻草做的蚕山是生产队男人们下雨天坐在生产队公房走廊上整理好的。蚕宝宝上山这天，各家都会自觉地将门厅间空出来，供蚕宝宝上山。我家只有三间房子，中间的门厅放了蚕山后，一家人在东边的灶壁间吃过后，睡觉得从外面绕到西边的房间，非常不便，我对我父亲说不要在我家上山了，父亲说小主头（据音）懂啥。蚕宝宝上山时，人们围着竹匾将蚕宝宝捉进盆里，我喜欢来回穿梭在生产队蚕室和各户间，将一盆盆蚕宝宝送到将蚕送上山的人手里，看着一盆盆蚕宝宝被撒到“山”上，发出窸窸嗦嗦的声音，翻过身在稻草上爬着，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昂起头，从嘴里吐出细细的蚕丝，在一根根稻草间编织茧子，最后把自己缚在里面。
生产队最让男人喜欢的活是去上海装大粪。我非常羡慕被我大几岁的社生，那年他被队长派去上海装大粪。去上海装大粪，可以去看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高楼。那天我看着社生他们把船洗得干干净净，将小黄泥炉子、锅和吃饭的碗筷放在船艄上，又在后舱上用竹子搭了架子，架子上铺上竹帘，盖上尼龙纸，舱里铺上晒干的稻草，放了被子。一切准备就绪，社生解开缆绳，长长地喊一声去上海啦，便轻轻地跳上船，那声音非常得意。生产队每个社员的出勤情况由记工员记录。每天下午收工前，记工员手拿记工簿站在田埂上登记，像学校老师在班级点名一样给每人记工。
到了年底，队长召集全体社员集中在公房内评工分，叫做大寨评分，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大寨。评工分一般在无法干活的雨天或晚上进行，一个男全劳力干一天为十分，女全劳力干一天是八分。全劳力就是样样农活都会干，并且干得好。我起初参加劳动时只有三分，第二年增加到五分，作为男人，我还不会捻河泥，还无法与全劳力们一起接担挑猪灰羊灰，不会赶着牛犁田。
一年四季，大家在忙忙碌碌中很快过去，快过年了，生产队就要分红，大家辛苦了一年，得多得少，就看分红。之前，会计和队长拿着算盘噼噼啪啪已算过好几遍，将生产队全年的收入和大家的分工算得一清二楚，然后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有一年，我们队一个工分值一角钱，也就是一个全劳力干一天可以分红一块钱。分红的那天晚上，队长和会计坐在中央的桌子前，社员们将桌子团团围住，会计报名，队长发钱。每个人手里拿着小小的扁印章，听到会计报到名字，挤到桌子边，将印章送到嘴边，长长地哈口气，再在自己的名字后面重重地按下。这是一年过日子的全部所有，下次分红还要等一年。
分了红，过了年，又是一年的开始。
时间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将田分到了各户，生产队也改为村民小组，生产队便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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