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1971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唯一在场的拉美记者，凭借与聂鲁达及其三任妻子的良好关系，维吉尼亚·维达尔取精用弘，结合历史语境，为聂鲁达勾勒出一幅令人钦仰的肖像。
传记透露了聂鲁达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他扶持智利艺术家所创立的团体、他最后的情史、他与“最亲密的战友”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患难情谊等，全方位展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诗人、艺术家和斗士。
伴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世界对智利的浓厚兴趣，在各种“天时地利”的作用下，我获得了前去报道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机会。让我惊讶而不解的是，智利国内的媒体对聂鲁达获得诺奖表现出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度，而拉美的媒体也是一样。其他拉美国家连一名记者也没有派去，于是我成了唯一在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时在场报道的拉美记者。
我辗转到了巴黎去采访聂鲁达，却得知诗人不巧已经离开了智利驻巴黎大使馆，动身去了伊通河畔孔代，于是我索性享受在巴黎的时光。
在智利，聂鲁达在法国买下了一座城堡的谣言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就连文学评论家阿洛内也中了圈套，专门撰文谴责诗人的狂妄奢靡。国内有人甚至说聂鲁达已经提前把诺贝尔奖奖金花光买了座房子。事实上，所谓的城堡不过是一个封建时期领主庄园里小溪边的一间马厩和一座风车。聂鲁达渴望接近自然，每次从外交事务中脱身就来到这片自己的小天地，还给它取名为“曼凯尔”。
作为大使，聂鲁达不仅大力开展文化活动，还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尤其是在巴黎俱乐部——负责协调债权国和债务国的非正式组织——的会议上代表智利处理我国外债的重新谈判和协调付款。
而聂鲁达所获的诺贝尔奖，不仅仅是智利人的高兴事，也让与聂鲁达友谊深厚的拉美人和许多法国人欢欣鼓舞。
我曾写过很多自相矛盾的事，多到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把我的文字击垮……我是一个人，我生活在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为了履行我的职责，我不得不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庆典等等……但我不想冒充受害者，因为我喜欢一切盛大的活动。但是，没人能怀疑我对我的想法、我国人民和我的斗争的忠诚。
聂鲁达在抵达斯德哥尔摩前夕接受瑞典电视台访谈时如是说。诗人上了一档名叫《鸟儿巴勃罗》的节目，并接受曾旅居智利并翻译过聂鲁达、帕拉、特里耶尔等智利诗人作品的瑞典女诗人思恩·阿塞克森的采访。
在斯德哥尔摩期间，虽然我并不懂瑞典文，却也能多多少少感受到在颁奖典礼前夕，主持国通过电视广播节目对智利和聂鲁达表达的敬意和热情。智利驻瑞典大使路易斯·安立奎·德拉诺一大早就和夫人罗拉·法尔肯去机场接我，又热心地腾出儿子波利探望父母时睡的卧室给我暂住。大使发给我各个活动需要的请柬和记者证。大使和夫人当晚有活动，于是我独自待在大使官邸看电视。那时，智利还没有彩电，在瑞典电视里看到的一切仿佛比现实还要美。
第二天早上，我们提前抵达机场。大使看上去很激动。瑞典作家阿图尔·伦德奎斯特和记者们也早早前来给聂鲁达接机。伦德奎斯特早已读过聂鲁达的诗，并从1944 年开始翻译聂鲁达作品。那天，伦德奎斯特对聂鲁达的崇敬溢于言表，他告诉我们说：
自从进入诺贝尔委员会以来，我就一直在为聂鲁达获得诺奖做工作。这奖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颁给拉美的，但如果没有聂鲁达的诗，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聂鲁达的作品首先代表了智利，其次也代表了拉美。聂鲁达是个很不一样的诗人，他的艺术造诣很高。他的诗里有着智利和南美大自然的力量——虽然说世界各国的自然风景都大同小异，但聂鲁达代表一种自然的“爆炸”。我认为拉美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和伟大的作家，我也希望这块大陆能有更多的诺奖获得者，比如说，奥克塔维奥·帕斯。
而历史也证明，伦德奎斯特的“预言”兑现了。
聂鲁达夫妇抵达斯德哥尔摩是下午四点，此时北欧国家已夜幕初上。我和大使站在一起。聂鲁达的夫人马蒂尔德缓缓走下飞机，她脚蹬长靴，身穿绣着麦穗花纹的呢子修身连衣裙外套，头戴呢子贝雷帽。聂鲁达穿着防雨风衣和马裤，面带微笑，从容地向我们走来。记者立刻一窝蜂围了上去，各种问题雪片一样飞向诗人。聂鲁达冷静沉着地一一作答，言语之间散发出一种安详的气质。
“我的爱好是收集海螺、旧书、旧鞋。在巴黎的日子里我感觉我是外交官、诗人和社会主义者三合一的结合体。”
记者们忽然静了下来，诗人接着平静地说：“我明明怕你们记者的，现在看来是你们怕我咯！”
一个记者回过神来，问道：“您打算怎么花这笔奖金呢？”
“这个你还是问我太太好了。”
（实际上， 聂鲁达捐出了奖金的一部分给地平线报社翻新用。不幸的是，报社在政变之前只发行了一版试行日报。1973 年9 月11 日政变爆发当天，报社就被军队占领，所有的员工被解聘。）
又有记者问到聂鲁达对文学脱离大众现象的看法。诗人答道：“我们诗人不是医生，不能开药方。我不反对晦暗的诗，也不反对简单的诗；不反对独创的诗，也不反对集体创作的诗。如果一个诗人的作品过于艰深晦涩，那只有内行才读得懂。如果诗歌只有群众在读，则有陷入庸俗的风险。每个诗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道路，而在寻找自己创作之道的过程中，真诚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聂鲁达说过，比起政治他更愿意谈文学，但有的记者仍不甘心，问如果不是有什么原因诗人“怎能五十多年笔耕不辍”，诗人回答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很难把人民的斗争和政治斗争分割开来——第三世界更是这样。对于我们拉美人来说，这两者是水乳交融的，要想把它们一分为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背叛。我们怎能看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袖手旁观呢？这是不道德的。一个诗人如果脱离了人民的斗争，会和自己过不去的。我们拉美人生活在一块充斥着各种不正义现象的大陆上，所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广大人民的境遇。”
一个记者问道：“在您眼中，哪个字最美丽？”
“恕我像电台热歌一样给你一个相当‘庸俗’的回答——我认为最美丽的字已经被滥用了，它就是‘爱’。我相信，‘爱’这个字用得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爱’这个字，怎么用都不为过。”
问答结束后，聂鲁达被送到酒店休憩。
1971 年12 月10 日下午四点半，斯德哥尔摩已笼罩在浓浓夜幕下。菲拉德尔菲亚教堂的气氛庄重严肃。由于传统颁奖地点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正在整修之中，这座新教教堂成了举行当年庆典的场所。
请柬上明确规定，所有参与典礼的男士均应按照官方礼仪穿燕尾服出席。但印度和非洲的外交官除外——他们可以身着绚丽缤纷的民族服装出场。由于规定只有公主才能穿黑色，女士们穿了各色的晚礼服。马蒂尔德穿着一件点缀着金丝刺绣的石榴红晚礼服，颇有东方气质。
关于燕尾服，曾有个学生问聂鲁达，是否觉得这形似企鹅的西装有点荒谬。诗人平淡地回答说，燕尾服穿着很舒服，看上去庄重又高雅，出席必须穿燕尾服的场合穿着它也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事实上，聂鲁达以前当外交官时常穿燕尾服，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中竟是最自在的一个。
菲拉德尔菲亚教堂里的瑞典厅用黄色和天蓝色布置一新。聂鲁达不论在智利还是国外都是此类场合的常客：从早年的诗歌朗诵会，到后来身为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讲，诗人不但在人多的场合如鱼得水，对观众也有极强的感染力。此外，就像聂鲁达自己所说过的那样，他是个戏剧化的人，喜欢面具、戏装和与表演有关的一切。
轮到瑞典国王接见聂鲁达时，国王握住诗人的手，又花了几秒钟时间向他说了几句话。场内记者骚动了：一国之君对诗人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媒体人都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没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只是谜一般地笑了笑，并不想多说一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颁奖典礼并没有引用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奥伊勒教授的颁奖致辞。文学奖的颁奖致辞中提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该奖项时原话所体现的精神——“给在文学方面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颁给“受到理想主义和社会承诺启发”的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也反映了当代想法的变化，但又不过度激进。
文学奖选择聂鲁达的原因用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三种官方语言——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宣布：
（聂鲁达）以他诗歌中自然质朴的力量，唤醒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诺贝尔基金会常务秘书卡尔·拉格纳·吉罗博士介绍聂鲁达时说：“用一句话概括聂鲁达，好比用一只捕蝴蝶的网捉一只安第斯秃鹰。而聂鲁达诗歌所达到的境界，则是与万物神交。”
接过诺贝尔奖，聂鲁达用洪亮的声音发表了广为流传的演讲，他把乌托邦大陆的人民作为演讲的主角：
请原谅我没能将我承蒙的赞誉延伸到所有我们美洲人，延伸到世界上所有被遗忘的、无法分享这个欢乐时刻的人们：他们比我所能说的话更真实，比我们智利的安第斯山脉更高耸，比太平洋更辽阔。我属于群众，而不是少数人——我为此而自豪；虽然他们不在现场，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庆典结束后，来宾们前往皇宫接待会，我来不及换下高跟鞋和长礼服就奔向邮局寄稿件。
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不能忘怀也无法抹去的是，当时瑞典和很多国家的媒体不仅把聂鲁达看作给拉丁美洲代言的诗人，同时也把他视为智利的代表——一个通过一条前所未有的、注重多元化的道路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代表。对于一些记者、政客和很多普通人来说，对于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总统治理的国家，聂鲁达最重要的身份不是诗人，而是阿连德政府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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