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应该都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不同时代、社会中，存有人类能够达成理解、取得共识、促成交往的可能。
小小的时候，时光仿佛很长，打开祖父墙壁上的信袋子，虽然读不大懂，却好像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子，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十分享受。后来逐渐多识了几个字，自己也开始写信，于是乱七八糟，写了许多，最多大概是给女同学的，今天读起来百分之百要脸红，但当时竟是那么自然。
有点遗憾的是，可能因为从小上学都离家近，我一直没有机会写家书。等到稍微远一点了，又可以打电话，后来，更是分别用上了传呼机、手机，那时候，天真地以为传呼机、手机就是现代的象征、时尚的化身。所以，家书我是基本上没有写过，除了有一两次，郑重其事地向爸爸妈妈提意见，不知道后来给他们看了没有，但今天回想起来，那不是信，那是我的抗议，是个人意识觉醒的见证。
不过，虽然没怎么写过，但我与家书结缘久矣。童年时代，不爱做功课的我，抓住一切机会读课外书，读亲友们寄到家里的书信，感觉和读《成语典故一百则》（这是爸爸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绣像本《唐诗三百首》一样有趣。到了中学，读到《傅雷家书》，一时也兴过学古典音乐的念头，但无奈没什么艺术细胞，周围也没有什么懂这个的老师，家里更烧不起这个钱。直至读了大学，从校门外的减价书店，无意间买到一套“中国名人家书精典”丛书，如获至宝。印象最深的，是《严复家书》。家书里的严复，和教科书里的那个古板老头感觉完全不同。其后，在师长们的带领下，跨进近现代文学研究之门，对家书一道并未专门关注，但数年前，因缘际会，在台大听青年学者潘少瑜教授发表关于《林觉民与妻书》的研究，颇有一新耳目之感。倏忽转至去年秋天，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黄海飞兄编辑出版《抗战家书》问世，一时反响热烈、好评无数，而我也曾有幸先睹为快，重温无数抗战英烈心潮澎湃的瞬间，真正体会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语）的意涵。时隔一年之后，张乐天老师又应邀走进上视新闻综合频道，与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先生一起，透过一封封普通人的家书，解读上世纪50-90年代的中国社会。他们俩酣畅淋漓连讲三天，我作为忠实观众，也连着看了三天，仍感意犹未尽。
张乐天老师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非常深入，现在也密切关注着青年文化等问题，治学范围很广。尽管和我的博士生导师陈子善教授专业不同，但他们二人年纪相仿、经历相似，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那就是收藏并研究各类历史资料。记得我第一次去张老师的研究中心，看到数十万件的各类档案资料，当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之情，委实难以言表。博士毕业，进了他的研究队伍，和张老师熟了，才知道，原来欧洲老牌的出版商Brill早已闻讯前来，请其从中选辑部分资料，先期主持出版一套大型丛书，不久即将付梓。现在来中心访问的哈佛、斯坦福、UCSD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更是接连不断，这些资料的电子化及数据库的建置，目前也在顺利展开。自不必说在电视节目中所谈的，只能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
在这档名为《海上家书》的特别节目正式播出之前，我也曾在微信朋友圈专门预告、推荐，不少朋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看了节目之后，有几位中年朋友并向我专门道谢，希望能了解更多有关的进展。据闻由电视台为其设置的官方网页的点击率，也相当之高。这让我想到，也许，无论是对于出版界、传媒界，还是学术界来说，家书都是一个常做常新、值得关注的好题目。家书本身，也从来不是单纯的信息交换、分享管道，也不只是维系我们和远距离的亲人们之间情感的纽带，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一种恒久的记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即使同为家书，电邮和纸质书信就截然不同。敝友赵鲲兄便如是比较电邮和纸质书信的不同：“在电子邮件中，我们谈论的大多都是实际的事务，基本上都是以最简约的方式传达信息，沟通情况，很少有谈心或谈天说地的电子邮件。速度快多了，传递消息，倚马可待，但人和人深层的交流，情感的温度，却大幅度减少。点击开一封电邮绝对没有剪开信封，展读信纸时的那种温馨之感。至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样的痛苦和幸福，也不可能在我们身上降临了。古语云：‘见字如面’，我的理解是：手写的字，带着人的神情。一个人特有的笔迹给予熟悉者的亲切感，高兴时字迹的潇洒，悲伤时字迹的滞涩，都会如影随形地显现出来。这些，在面对电子屏幕时，统统消失。……网络天下，漫谈式的书信没有了，书信的浪漫感也不复存在。”文末他无比感慨地说：“司马迁《报任安书》、曹丕《与吴质书》、吴均《与朱元思书》、韩愈《答李翊书》那样精彩的书信文章，已不复有。《傅雷家书》式的现代书信，恐亦从此绝矣。”（《后书信时代》）
而在我看来，伴随着那种娓娓道来、优游从容的书信文化消逝的同时，我们丧失的恐怕不仅仅是它所赋予我们的浪漫和喜悦，还有心境和日常生活的闲适、雅致，以及情感、感觉、感受的细腻、体贴一面。今天，无论我们是谁，身在何处，几乎都拥有相同的表情和状态：行色匆匆，言语匆匆，机不离身，甚至时常，千言万语，不如一个emoji（表情符号）代替，来得更好。有时，也想和对方多聊几句，但一想到可能打扰别人，只好匆匆拉倒了事。但回转过身，处处又是喧嚣的声浪，浮夸的文本，赶着蹭热度的人们。
这一切或许正应了鲁迅、T·S·艾略特的寓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想要开口说话，同时感到空虚。更吊诡的是，当我们这些头颅里装满了稻草的空心人，逮住机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人在听、真正在意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干枯的嗓音毫无意义……
然而，走过城市的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脱掉一身的风尘仆仆和疲倦，关起门来，独自面对内心世界，叩问自己的灵魂，感受又会如何？
从前慢，幸有家书相伴，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时间的残暴和恣睢，现如今的我们，以及未来的人们，从提笔找纸写信，到敲击电脑键盘、爱上伊妹儿，再到人手一块小小的荧光幕，究竟能拥有什么、保留下什么？又有什么可以温暖自己的软弱、彷徨和孤独？如果说经历过书写和书信文化的我们，还可以理解那一枚枚邮票、一个个信封、一张张发黄的信纸、一行行手写的文字、偶或出现的特殊的标记，以及字里行间、话里话外所传递的感情的温度和长度的话，那么，那些无法拥有这些经验的人们又会怎样去理解？又或者，他们是否还愿意去理解那些被他们所嘲笑的“中年大叔”、“老年人”的记忆世界？
在张老师忙着抢救、打捞书信，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幽幽细说一通通海上家书，在赵兄向讲台下的年轻学子细致而耐心地讲述自己对书信的恋恋不舍，在公元353年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东晋一干文人雅士兰亭修禊，各人吟诗赋对后，王羲之更挥毫泼墨，为众人诗卷撰就序文——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时，无论是王羲之和他的朋友们，还是张老师在内的学术、文字工作者，我们应该都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不同时代、社会中，存有人类能够达成理解、取得共识、促成交往的可能。我们相信，我们和我们遥远的祖先完全可能拥有一致的情感和认知结构，也有与之类似的经验（或者哪怕是属于那种低等动物才会有的固定情境下的刺激反应），对某些基本的事件、行为和言语总会有差不多的反应。换言之，天地悠悠，曾经感动过祖先们的那些东西，同样也会感动千载之后的我们。但家书、书信的消逝等等例子，似乎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世殊事异，其致未必能够交通，而后之视今，与今之视昔也可能会迥异其趣。《未来简史》所描述的由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所网罗的人类的未来，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个号称是“进步”的、高速发展的、由技术所主宰的“现代”或“后现代”、“后后现代”世界，究竟对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本文刊于2017年10月27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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