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行书

     安迪（媒体人 上海）·东写西读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一九”，引昭明太子《姑洗二月启》中“聊寄八行之书，代申千里之契”二句，说：“旧时客套仪文之函札为‘八行书’始见于此。后世信笺每纸印成八行，作书时以不留空行为敬，语意已尽，则摭扯浮词，俾能满幅。”以前解释八行书时往往引《后汉书·窦章传》李贤注提到的马融《与窦章书》“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但钱先生认为“纸”虽八行，但“信”有两纸十六行，并不是八行书的最早出典。

虽然如郑逸梅在《尺牍丛话》中说的：“旧例作书，必以八行为度，增损字句，殊不自由也”，但也因此考验写信者“摭扯浮词”的能力，钱锺书本人就是写八行应酬信的高手。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说：“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

程思远在《我的回忆》中说：“一九二九年秋到一九三○年，在这一年中，我变换了三次工作，每变换一次，都晋升一级，最后调到李宗仁那里工作，推其缘故，仅长于八行书而已（在旧中国，给人写应酬信，号称八行）。”

魏晋南北朝以还，诗文中多以“八行书”代指书信，孟浩然诗“却喜家书寄八行”、温庭筠词“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并无应酬之义。复旦大学姜昳的博士论文《中国传统书写用纸的文献学研究——以笺纸、套格纸为中心》有一章专门研究“八行书”与“八行笺”，据其分析，要到清末开始，“八行书”才产生一种新的涵义，即官场应酬信函。论文举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提到的“八行”、“八行书”，可以看出已成为官场信函的代称，且已带有贬义。文中引了民国年间印行的《日用酬世大观》，讲到八行，却称：“旧时信笺，通用八行，恭敬者须书满两纸，多则四纸，既不能余空行，又不能一字为一行，必须凑满两字……”则与钱锺书、郑逸梅所言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