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
清代金石学家黄易（1744—1802），人称“司马小松”，在书法、篆刻和绘画上多有成就。他访碑、拓碑，在山东嘉祥重新发现并就地复建武梁祠。他虽为官不达，但身处“金石亦时尚”的潮流正中，与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及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和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形成了一个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共同体。
白谦慎曾评价说，海外学者对拓片的关注，更多是出于西方知识界对复制手段，对古董主义和文化遗产的关注。19世纪末，随着石印技术、照相术、珂罗版印刷术的相继发明，人们开始反思“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而黄易和清代金石学正好处在了近年来西方几个学术议题的交汇点。但在受到“问题导向”的引领之前，黄易与金石学的研究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得近年古籍数字化推动之力，对稿本文献尤其是信札一直有着浓厚兴趣的薛龙春搜集、考证了黄易友朋约200余人650余札，完成《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为此而写的长序《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单独成书。他希望他的“快手”能让这些材料更早被学界利用，并且相信：“如果做成辑考，其价值绝不在陈智超先生2001年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之下，那本书曾经对晚明艺术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薛龙春近日接受了《文汇学人》的采访，在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谈论黄易与他的朋友圈、还原金石学的生态样貌之外，他更表达了对现代学术体制下，广泛的“学术中间阶层”消失的担忧——在达成专业高效的同时，学界中人失去了黄易，也失去了“乐之者”应有的“欢”。
《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慷慨周到的“碑痴”
文汇报：您看了那么多的黄易和他各方朋友们的书信，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薛龙春：虽说黄易居官不达，也不是乾嘉时期第一流学者，但他在当时的金石圈中有很高的地位，钱泳在列举当日最有名的金石学家之后，指出他们的种种不足，唯有黄易“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皆欲结纳。到了晚清，黄易仍与翁方纲并称“翁黄”，可知他的历史地位也相当稳固。吴大澂一直以黄易为目标，屡屡临仿黄易的访碑图。吴湖帆收藏金石拓本，在装潢风格上也颇受黄易的启发。可以说黄易大大拓展了金石学的内涵。
黄易出身幕僚，行事极为周到，家乡杭州的友人到济宁打秋风的，他常常也赠以数十两银子。对于友人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他极力提供，或为之征集，如桂馥编《缪篆分韵》，黄易为搜集印章；翁树培著《泉志》，黄易不仅提供拓片，还主动向袁枚等人征集。至于翁方纲，研究中资料有所不足，必求诸小松。黄易与乾嘉金石圈的交往，金石拓片是最重要的纽带。对于金石，黄易称得上“痴”，在一封写给友人赵魏的信中，他声称为种种金石传闻扰乱心曲，而自从去年听闻永平城楼有二漏壶极古，疑有款识，然百计求之，最终竟无一字，“若是之类极多，真孽障也！”友人钱大昕、魏成宪、何道生等人直以“碑痴”称呼黄易。
黄易为乾嘉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精拓本，在与金石学人的交往中，他也有意识地型塑个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一方面系于他的收藏的知名度，如《祀三公山碑》《熹平石经残字》《汉魏五碑》《武梁祠画像及题字》等，另一方面，他的资源、他的声望也系乎“访碑第一人”的形象。黄易不仅富于收藏，社交也极为广阔，在藏品经典化方面颇有策略，因此，黄易及其朋友圈是一个观察乾嘉金石学成长环境极好的对象。《古欢》不是一本研究金石学具体学问的书。我认为支撑金石学研究的根本，是古物的发现、拓片的制作（搜集）、流通与传播。在形成成熟的市场以前，这些是如何操作的？这是本书的研究旨趣所在。
《得碑十二图》之“三公山移碑图”
文汇报：您认为黄易对金石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这些精拓本吗？
薛龙春：乾嘉金石学的发达，当然有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如1767年开三通馆，特别要求“六书、金石、草木、虫鱼等略，又宜博采旁搜”，地方上对于金石遗刻开始重视起来。1770年代以后，毕沅、王昶、朱筠、翁方纲、阮元等人的学幕也大规模在作宦地搜碑，这些都促进了金石尤其是碑刻的发现、拓本制作与传播，在经过编目、整理之后，这些资料都以书籍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如《粤东金石志》《安徽金石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就是直接的成果。但是金石毕竟不是书画，即使是学幕在一地大搜碑刻，也需要地方官员、金石学者以及收藏家的合作，更不用说，一些边远地区的碑刻必待当地人或游历者前往椎拓。还有一些旧拓本在收藏家之间流传，这些都不是学幕的工作可以涵盖的。因此，像黄易这样的个体，其贡献不容小觑。
精拓本的难得，一方面是因为拓碑总是层层委托，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椎拓中，拓工、拓法都难以保证。在1770年代黄易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时，赵魏曾指点他如何椎拓，包括材料与工艺，如赵在信中曾说：“搨碑纸须白而薄，墨宜淡，毡绵软物，如妇人粉扑状。”这种淡拓手法最宜用于表面剥蚀崎岖的碑刻，我们可以看到乾嘉学人如翁方纲、潘有为等对于淡拓的迷恋。到济宁当了运河的官员之后，黄易开始有了自己专门的打碑人，他甚至曾延请拓《秋碧堂帖》的拓工为他重新椎拓《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等。精拓本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武梁祠画像榜题研究的推进，与黄易提供的拓本就有极大的关系。
不过，所谓的黄易精拓本并非出于黄易手拓，而是由他监拓，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套《武梁祠画像题字》，就是黄易监拓本。在《嵩洛访碑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黄易监督拓碑的场面。内行的监督，在拓碑中是极为重要的，比如拓工无法因偷懒而漏拓碑额、碑侧，椎拓时也不能过于马虎。
翁方纲《致黄易》，故宫博物院藏
◆◆
重建武梁祠与
影响知识阶层视觉趣味的访碑图
文汇报：为什么是黄易——他并非一流学者，没有功名——始终处于乾嘉金石学群体的舆论中心呢？
薛龙春：确实，黄易的每一次发现与购藏，都能迅速在学界产生影响，原因很简单，他乐于与人分享。像《唐拓武梁祠画像》，由江春与汪楍收藏时，外界很少能够看到，翁方纲托江德量向汪氏商借而无果，而黄易不仅乐意让人看，让人题跋，还制作了复制品，分赠友人。
黄易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他的格局与视野远超同侪。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透过黄易及其朋友圈来观察拓本的信息流动、征集动员的对象以及黄易如何回报拓碑等各种社会因素及其运作方式。比如黄易有专门的访碑人，也有中间人为他寻访旧拓并促成购买，江宁龚琛旧藏《王稚子二阙》，王澍旧藏《泰山石刻》，都是由严长明居中购得的。王淳甚至曾帮助物色泰安聂剑光的旧藏，100两银子可得汉碑二十余种，但后来黄易似乎接盘，也许当时他的经济出了问题。在征集动员方面，地方官的作用不可小视，在黄易的笔下，碑刻常常以一省的规模出现，如“直隶碑”“东鲁之碑”“中州金石”“蜀中金石”“广东之碑”“南碑”等，这些碑刻大多数是由地方官为他组织椎拓的。如沔县知县李衍孙为黄易拓汉中、成县各石刻，已经办全之后，黄易再以《西狭颂》《五瑞图》《唐公房碑》并碑阴、《郙阁颂》等相托，并说：“想汉中一带摩崖古刻不少，以二兄博雅，必有新得之古刻出人意想之外者，尤所急望，未知何时赐我，以饱其馋眼，盼望之至。”数年之后，他还委托泺源书院的沈可培向丁忧的李衍孙追问栈道之碑。黄易两次重要的访碑，嵩洛与岱麓，如果你仔细读他的日记，一路上也获得大量地方官的帮助。
黄易藏宋拓《熹平石经残字》及友人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人为什么要帮黄易的忙？因为黄易有足够的资源回报他们。济宁是运河的要冲，一些友人（或友人的友人）经过济宁时，黄易总是悉心招待，并处理放行文件、雇车雇船乃至护送出境等事宜。济宁也富有碑刻，黄易椎拓了大量的《武梁祠》《范式碑》等地产碑刻的副本，用于与他人交换。在友人的通信中，至少25人曾直接向黄易索要过 《武梁祠碑刻及画像》，王昶、钱大昕等人更是随着画像的不断发现，一索再索。此外，黄易精善书画印，为友人所歆慕，如苏州印鸿纬为觅南碑，并亲往无锡惠山为拓李阳冰“听松”二篆字，因求黄易笔墨：“纬于先生笔精墨妙向往多年，今不揣唐突，敬将素册一本奉上，祈于公事之暇，杂书篆隶真行满之，留为印氏子孙之宝，幸甚幸甚。”黄易为他所作的册页保存了下来，虽然未能满册，但篆、隶、楷书及画作一应俱全，这无疑是印氏拓碑的动力。游幕山左的吴友松则在写给黄易的信中说：“友松爱先生之画与印章，犹乎先生之爱金石文字，先生能以一画一印以副友松之望乎？”他眼中的黄易书画印，与黄易眼中的金石文字具有等同的意义，都是“古”的象征。黄易在30年中集聚5000件拓本，正是他拥有地利、拥有更多交换资源的结果。
文汇报：他似乎也很善宣传。
薛龙春：这是他的另一过人之处。他运用翻刻、题跋、出版等方式不断扩大他的收藏的影响，同时也通过题名、移碑、重建以及绘制大量访碑图的方式，不断强化他与碑及其物质环境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出版与武梁祠的重建，《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原先的规模可能远远超过11碑，但1800年以后黄易罹患半身不遂，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于两年后去世，这一工作未能继续下去。而1787—1794年间重建武梁祠，他通过众筹的方式将大批官员、学者、地方贤达、金石收藏家、爱好者都裹挟其中，此举极大地拓展了武梁祠的知名度，身在江南的吴骞甚至将之比况为象征三代的《石鼓文》。
黄易有名的访碑图题材的绘画，则涉及从访碑、探碑，到洗碑、拓碑，再到赏碑、题碑的各个环节。在我看来，1796—1797年连续的嵩洛访碑与岱麓访碑，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但两次访碑四十八图的描绘与传播，极大地塑造了黄易“访碑使”的公众形象。更进一步说，这些画作也并非完全写实，很多地方他并未去过，如同翁方纲在黄易为掖县令汤惟镜所作《云峰拓碑图》的题诗所说的那样：“秋盦写剔云峰石，恐是秋盦自写真。磨墨自营千载上，拓碑人即画图人。”翁方纲代黄易宣告了这类绘画蕴含的机理妙趣。黄易的访碑图不仅辗转南北，在北京、杭州、苏州这样的都市友人中观摩题跋，这些题跋甚至还曾被出版成专书。黄易发展出的访碑图，是乾嘉时期最具金石学特点的艺术形式，对知识阶层的视觉趣味颇有影响。乃至100年后，吴大澂“每见小松司马画册、画卷，必手摹一本藏之”。
◆◆
金石学共同体需紧密合作，
很像1980年代集邮圈
文汇报：能否为我们题解一下“古欢”和“时尚”，这两个词在一起看上去挺有趣的？
薛龙春：古欢一词出自汉诗中的“良人惟古欢”，就是往日欢愉的意思，也指旧友，国图藏《黄小松友朋书札》13册，每册的封面都有黄易手书“古欢XX册”的字样，在我刚接触黄易信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两个字。古欢也有尚友古人的意思，王士禛的《古欢录》，所录都是古代贤达。在黄易及其周边，“古欢”这个词的使用非常频繁，如黄易《致潘应椿》说：“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潘应椿《致黄易》也说：“……获观手简，……益追古欢，想金石之储充溢清閟，引领东望，曷任神驰。”魏成宪在写给黄易的信中也有“寄怀翰墨，怅无良友共订古欢”的惆怅。在金石学特殊的语境中，我觉得古欢更反映一种与古为徒、与友人交换关于“古”的知识的乐趣。我觉得这个词用做书名，非常恰当，因为这本书对于这种乐趣，投注了很多关切。
时尚一词的使用，并不始于此际，但潘有为在致札黄易时，因拓片抢手，故明确谈到“可知金石亦时尚也”。这说明，金石拓片的知识是乾嘉文人所必备的，否则如同没有掌握与他人交流的密码，不仅无法参与学问的切磋、知识的交流，也无法加入到流行的话题之中。在18世纪后期，即便不研究这些学问，拓片也是人所愿得的风雅礼物。“古欢”与“时尚”看似矛盾，却是乾嘉金石学得以成长的真实环境。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文汇报：所以这是一本讨论“环境”的著作？
薛龙春：《古欢》就是一本研究乾嘉金石学外在环境及其生态的书，我并未过多讨论黄易的学术贡献，我更关心的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自我塑造，以及一个事实存在的金石学共同体在乾嘉时期是如何运作的。比如，通过哪些渠道可以快速掌握金石信息？所谓精拓本有哪些要求？人们如何征集？有哪些资源可以用于动员？拓片如何在知识圈流通？共同体中不同身份的人各有怎样的贡献，又有怎样的所得？诸如此类。我们不能认为一堆金石拓片储备在那里，等着乾嘉学者们来研究，毕竟不是敦煌藏经洞。作为乾嘉考证学的支撑学科，金石学有自己成长的过程，从17世纪20年代算起，到乾嘉时期的勃兴也已经经历了100多年。金石学有它非常独特的一些特点。
文汇报：您在最后一章还谈到“纸上聚会”，也就是异地异时的学术聚会。
薛龙春：从黄易个案我们不难发现，乾嘉时期玩金石的时尚并不是权力影响的结果，主导其走向的，常常是一些职位并不显赫的官吏。黄易身在济宁，“任城自古金石窟”，具有先天的地域优势。与字画大多集中于都市不同，碑刻地点不集中、需要组织具体的椎拓，这些也不是你有地位、你有钱就能解决的。同时，拓本价格不高，相对而言收藏门槛比较低，因而许多人都有收藏的机会与条件。这样，在乾嘉时期，就形成了一个搜集与收藏金石拓本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所有参与者需要紧密合作，才有机会完善个人收藏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很像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集邮。从高官、硕儒到地方官、幕僚、山长，再到一般的布衣、掮客、古董商，通过拓片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金石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虽没有明确的组织构造，但它的成员具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在情感方式与趣味体验上也有相当的统一性。除了极少数的欺诈行为，这一时期大多没有晚清藏家相互间的提防与谎言，比如学生想买什么东西要瞒着老师；明明自己购买了，却要四处放风被西洋人买走了。
我觉得这个共同体最重要的特点是公开，信息公开、收藏公开、观点公开。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名物、历史，其先决条件是对金石刻铭进行释文，在乾嘉金石共同体中，参与者非常广泛，他们常常通过书信、题跋集中讨论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这种纸上聚会使得不同时空的学术观点随时得到传播、发扬、纠正与重组，同时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精致化。如李东琪不同意翁方纲关于《祀三公山碑》的一些释文，曾作札由黄易转达，尽管他的地位与翁方纲非常悬殊；黄易所得汉魏五碑，翁方纲、孔继涵、孙星衍、张埙、桂馥等人都曾各自释文，他们有不少意见针锋相对，翁方纲甚至在题跋中直接指出张埙所释“絿、边”等字皆不确，要求“观者勿信”；对于武梁祠画像《武氏前石室画像十五石》的第二石“人首鸟身”，毕沅的幕僚朱文藻认为人首鸟身的图像来源于西方，毕沅虽不予认同，他认为出自《山海经》，但由他和阮元主持的《山左金石志》仍然刊出了朱的意见，这些都体现出难得的学术平等与学术的严肃性，乾嘉学术的气象也由此可觇。
文汇报：您在最后也谈到此一时期的公私不分问题，也就是职务与自己的爱好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薛龙春：1800年，巡漕御史何道生在写给黄易的一首诗中说：“我职《河渠书》，我志《金石录》。何期遇双井，熊鱼兼所欲。”虽然二人情形相似，但他羡慕黄易能够兼顾“职”与“志”。黄易的本职是河工，也就是主持勘察、挑工、筑堤、防汛等工作，他的访碑与收藏，他的出版事业，他的书画印的创作，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无从计算，但我们未必可以说他的志业对他的本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认为文献遗存的偏向性多少引导了我们的判断。从一些零星的资料，我们仍可发现黄易运河厅的工作异常繁忙，他甚至到任济宁20年后才第一次来到省城济南，除了乾嘉之交居忧期间的两次远足，他在济宁及周边的访碑极其有限，访拓活动大多由家中仆隶完成。
同样可以讨论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公与私界限明晰、专业与非专业壁垒森严，自然会带来更高的效率，但同时也失去了像乾嘉金石学这样广泛的“学术中间阶层”，以及各种日常交往所提供的研究素材与机会。我们正在亲眼看到，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学者们这方面的经验——黄易们的“古欢”——正在不断消失。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一般的爱好者已经没有机会在正式的学术会议或是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专家”垄断了一切，但气象却日益浇薄，无复乾嘉旧观。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