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钱赌博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一生中都有手头周转不开而需要借钱的时候。借钱，是理性行为。然而借钱赌博，其“理性人”身份就有点可疑。借了钱，赌了博，输光后平添一笔债务背在身上——这样的傻事有人干吗？澳门的统计数字回答了这个问题：已经做到世界第一、年创收三千多个亿（港币）的澳门博彩产业，其中大半的生意是靠着借钱赌博者创造出来的。

　　赌博借贷市场的存在，引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敢于借钱去赌博？为什么有人敢于借钱给赌徒？

　　第一个问题不难回答。为什么有人敢于借钱去赌博？他就是“敢”，就是胆子大，没什么难理解的。“借钱—输钱—欠钱”，是一种预期；“借钱—赢钱—发财”，是另一种预期。前者悲观，后者乐观；有人悲观，有人乐观。就这么简单。有这么多人借钱赌博，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着乐观的预期倾向，在做着这种借钱—赢钱—发财、空手套白狼的美梦。

　　而第二个问题却不是很容易回答。如果说，赌徒们的脑袋瓜子五花八门的话，而放贷的，却都是些生意人，经济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他们的“性格特征”高度一致。如果有哪个人到一家银行，填就一张贷款申请表，贷款用途一栏里填的是“赌博”二字，一万家银行有一万家会拒绝他。BANKER们的脑瓜不一定是一样的，但他们在其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业制度（institution）是一样的，从而由此一制度所决定的商业心理是一样的。那么，澳门金融市场上的放贷人的商业心理，与一般生意人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们为什么敢于借钱给赌徒呢？

　　答案在于制度差异。澳门的赌博金融市场，在制度设计上，就是为赌徒服务的。在一般借贷市场上，有所谓“道德风险”，如，借款人欺骗银行说他借了钱是拿去购买原材料赶订单，实际上是拿了去炒股。赌博比炒股还可怕。感觉上，赌博借贷应当是道德风险最大的借贷活动。而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毫无道德风险的金融市场。债主从一开始就知道，借款人拿了钱是去从事风险最大的“投资”活动——赌博。世界上竟有人专做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借贷生意。这不能不诱得我们去从制度构造上一探其究竟。

　　赌徒到了澳门，若欲尝试一下这“空手套白狼”的好事，有以下四个路径可走：向叠码仔借，向博彩公司借，向“大耳窿”借，向当铺借。

叠码仔借贷

　　澳门博彩营业额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是由所谓“贵宾客”（大赌客）创造的；几乎百分之百的贵宾客是由他的叠码仔（学名“中介人”）“介绍”到赌场来的；而这些贵宾客又几乎是百分之百地从叠码仔手里借钱玩的。这意味着，澳门的博彩收入至少百分之七十是靠借钱赌博者创造的。

　　贵宾客从叠码仔手里借来的并不是现金，而是“泥码”。在澳门的赌场里有两种筹码，一曰泥码，一曰现金码。前者只可用在赌台上下注而没有其他用处；而后者则是既可以用来下注，也可以兑换现金的。赌客借到的是泥码，还债时则需要还现金。借贷表面上看是无息的，借一元泥码还一元现金，但实际上，无息并不等于FREE，叠码仔谋利的秘密来自于泥码与现金码的差价。假如叠码仔可以用98.75元的现金从博彩公司买出一百元的泥码来，差的这一块多钱就是他的利息收入。但读者千万不要以为叠码仔借贷的实际利息率因此就是1.25%。远非如此！根据笔者的计算，叠码仔借贷的实际利息率是43%，即，从概率意义上，叠码仔每借出100万元泥码，最终会收到43万元的利息。（其机理，笔者在《经济学家茶座》54辑《澳门为什么这么火》中有所介绍；在拙作《博彩经济学》中有详述。）

　　贵宾之贵，不仅表现在他们可以享用优雅的贵宾厅，还在于他们可以享受这表面上无息的借贷优惠。既是优惠，那就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的。叠码仔在借钱出手之前，对赌客的家境条件是要进行社会调查的。只有富者，才有资格在赌场里“贵”起来。输了钱还不上的例子虽不多，但不是没有。你如果不认不识地径直进入一间贵宾厅，找到一位叠码仔，向他借一百万玩玩，他是断不敢借给你的。叠码仔不是“大耳窿”（放赌博高利贷者），砍胳膊砸腿的事他不干。他们是正经生意人，出了坏账，一般情况下是自认倒霉。有趣的是，尽管如此，叠码仔借贷却是有下限没上限。如果赌客的家境足够富裕，借多少都可以；反之，借少了却不行，五十万是下限，低于五十万预算的赌客，只好“中场”自便。这是因为，叠码仔不但要“叠码”，要放债，还要伺候赌客，低于五十万的生意，就“不着数”了。

　　就赌客而言，用泥码下注与用现金码下注，“经济效益”完全一样。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站在他身旁的这位“筹码倒爷”的摇钱树，他能感觉到的只是这 位倒爷的百般殷勤。输了，一还一，无利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有什么被蒙被骗被剥削的感觉；赢了，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好事一桩。澳门博彩业在贵宾客与贵宾厅业务上的制度设计，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博彩公司借贷

　　除了活跃于澳门内外的上万叠码仔在做赌博借贷生意，澳门的六家博彩公司下属的35间赌场里，差不多都设有营销部（marketing department），理论上，赌客可以从那儿也能借出钱来。说的是“理论上”，实际上，一般赌客要从那里借出钱来难之又难。向叠码仔借钱，你必须是“贵宾”；而要向博彩公司的营销经理直接批账，你必须是贵中之贵。贵中之贵享受的利息率也是惠中之惠。如果说叠码仔借贷的名义利率是零的话，那么博彩公司直接借贷的名义利率可以是负的。负利率借钱给你，靠赌博那一头的账再找回来，博彩公司不会吃亏。

　　赌权开放前，澳门的博彩专营公司已涉足赌博借贷业务，但很少直接向赌客批账，而是把泥码贷给贵宾厅，再经由叠码仔放到赌客手中。彼之澳门，刑法中有所谓“借钱与人赌博罪”，赌博借贷在理论上并没有合法化，明知对方借了钱是拿去赌博而仍借钱给他者，属于犯罪。而当时的澳葡政府对这条法律的落实（enforcement）是睁只眼闭只眼。明晰的法律条文与含糊的执法态度相结合，形成了彼时之澳门赌博借贷市场的公共政策格局。

　　博彩公司直接向赌客放贷，是“赌权开放”后外国公司引进来的，可以称之为一种“制度进口”。而且，这一制度进口工程的背后还有故事。2002年2月，澳门赌权开放，博彩专营公司由一家变为三家，其中一家半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美国公司。美国博彩公司到澳门，带来了国际上的“新鲜血液”，也带来了一个法律上的小麻烦。美国内华达州的博彩法律有规定：在内华达州注册的博彩公司在其他法域的分公司，如果违反了当地的法律，也要受内华达博彩监管当局的处罚。这意味着，拿到澳门赌牌的美国公司，并不敢像澳门本地的公司那样在赌博借贷生意上勇趟浑水，因为即使新的特区政府在赌博借贷上仍然实行“睁眼闭眼”的态度，内华达的GAMING CONTROL BOARD却是两只眼睛都睁着的。美国公司来到澳门所受到的这种双重监管，使其感到处于一种不公平竞争的地位。于是，其中的一家美国公司在拿到赌牌后立刻向澳门特区政府提出了修改赌博借贷法律的要求，希望实现赌博借贷的合法化。几经讨论，澳门特区政府接受了此一要求，于2006年通过了赌博借贷合法化的法律。如此一来，不仅博彩公司自身可以堂而皇之地直接经营赌博借贷业务了，而且原来悬在叠码仔头上的非法之剑也拿掉了。其实，此一法律的真正的实践意义主要在于后者，而对博彩公司直接借贷而言，即使有了这个法律，其商业意义也不大，除了很熟悉的大赌客，很少有人能从博彩公司直接借出钱来。为什么？这与澳门的地域特征和法律环境有关。

　　美国内华达州有四百多间赌场，间间都在做直接借贷生意，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整个法律条件和信用环境为之提供了商业上的可行性。到拉斯维加斯赌博的客人绝大多数是美国人，而赌场敢于向其放贷的，更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向美国人放贷，其经济条件、信用背景、犯罪记录等的查验很容易；出了坏账，追起来也很容易。讨债的最后手段是上法庭，美国的赌场在美国的法庭告美国的赌客，顺风顺水。而澳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澳门赌场里的赌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外地人，其中的大部分又是中国大陆人。一个大陆赌客在澳门欠了赌债，澳门赌场要将其告上法庭，民事案子一桩，恐怕连被告的人都找不到。即使能找到人，判下来，赌场拿到了判决书，拿着它到中国大陆也找不回钱来。因为中国大陆的法律不承认赌债的法定债务性质，所以不会对来自澳门法院的赌债判决书提供司法协助。更何况，小小的澳门一共几间法院几十个法官，不涉足博彩业，它的案子已是堆积如山，一般民事案子三年两年才能排上期者，家常便饭。而从澳门博彩业一天10个亿的收入中滋生出的赌债纠纷，天天都会有，澳门法院若是要再去伺候博彩业这一块儿，别的，它也就什么不用干了。所以，即使是澳门本地的赌客欠了赌债，债主也不指望可以走司法程序来追讨。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少数常客，才能走博彩公司直接贷款这条路子借出钱来，一般大赌客，还是走叠码仔这条路更实惠。叠码仔从不麻烦法官。

赌博高利贷

　　以上叠码仔借贷与博彩公司借贷这两类，做的基本是“赌前服务”的生意——客人从北京来了，没带钱（多数情况是不必带钱），先批五百万泥码玩着，玩完再算账。这是先借钱后赌博。还有一种，是先赌博后借钱，赌客揣着自己的钱进赌场，输光了，不甘心，想借点钱再赌下去，以图把本扳回来，于是便有了专事“输后服务”的另一种赌博金融市场——赌博高利贷。

　　“输后服务”，听起来挺轻松的一个词，实际干的是极残忍的事。如果说赌场是陷阱，一个输光了的人就是落阱之人，而赌博高利贷则是在这个落阱人的脚下再开一个口，让他直接堕入地狱。

　　大耳窿与叠码仔都放赌债，但二者不是一类人。前者是罪犯，后者是生意人。同样，二者的服务对象也不是一类人。叠码仔生意，服务的是有钱的人、要脸的人、有名有姓的人、心理正常的人。并不是什么人都能从叠码仔手中借出钱来，那是有严格的资格审查的。而大耳窿生意，对服务对象没有什么资格审查，凡勇于上钩者，什么样的鱼他都敢钓。大耳窿对猎物不挑剔，但他的生意做得却比叠码仔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并不是什么鱼都敢去咬它的钩。找大耳窿借钱的，一般都是些小赌客、穷赌客、傻赌客、病赌客（所谓“病态赌徒”）之类的性格孱弱的社会底层人。这使得这个特殊的金融市场之人吃人的性质尤为鲜明。

　　赌徒借高利贷赌博以图扳本，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无论从生活的统计实践中，还是从统计学的数理计算中，答案都是零。目前澳门大耳窿市场上最普通的利息条件是：10%底息加15%的下注抽息。假如一笔十万元的借贷生意，大耳窿从十万元中先抽掉10%，一万元，作为“底息”。债仔拿着剩下的九万元上台赌博，每下一注，债仔需按下注额的15%付给大耳窿“下注息”。这个15%，使得赌客在赌台上的概率劣势由原来的1.3%提高到了16%，提高了十几倍，从而，使赌博的规律由1.3%条件下的“久赌必输”，变成了新概率条件下的“即赌即输”，无一例外。

　　澳门赌博高利贷的历史与其赌业的历史一样长。19世纪末澳门赌业曾有所谓“金吾不禁”时期，彼时这个只有4万常住居民的小镇子，有两百多家大小赌摊。这些赌摊在经营上不保守不僵化，开放度很高，几乎摊摊都勾结大耳窿，并以此为手段，干着为鬼佬陷捕中国苦力、向国外“卖猪仔”的罪恶勾当。郑观应在其《救时揭要·澳门窝匪论》一文中，指出了这种“几近匪窝”的状况。今天，“卖猪仔”的没了，但大耳窿尤存，警察抓不胜抓，从澳门检察院的罪案分类统计中看，接近一天一起。拉斯维加斯的当地报纸上偶尔也能见到大耳窿（洋人不叫大耳窿，叫LOAN SHARK）罪案，一个月有一起就够可怕的了。世界上凡是有赌场的地方，多多少少地都有赌博高利贷活动，但比较而言，澳门的赌博高利贷市场应当说是世界上相对最大的。

当    铺

　　当铺，澳门人雅称之为“典当行”，是从事小额抵押贷款的金融门类。当铺哪儿都有，澳门尤其多。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赌场。如果没有赌场的因素，五十多万人口的澳门，有三间当铺就够多了，而现在，环绕在大小35间赌场周围的典当行，有180间之多。不仅按人口比例，而且按赌场数的比例，澳门的典当业也是世界第一。拉斯维加斯有两百多间赌场，但只有三四十间典当行。

　　作为一种赌博金融服务，与前三类赌博借贷市场相较，典当业的营业规模是最小的。小归小，但却最显眼最醒目，满街的“押”字招牌，已成为澳门城市特色的一个景观。

　　典当行与大耳窿一样，做的也是“输后服务”的生意。输光而又不舍气的上瘾赌徒，有两个选择：或者去找大耳窿，或者去找典当行。而多数光顾典当行的赌徒，并不是去融资再战，而是筹路费回家。所以，澳门几乎所有的当铺门口的招牌上，都附有“港九取赎”的字样，告诉顾客，你当了手表、拿了押资、买了船票、回了香港后，可以在家门口赎你的当品而不必过海来。

　　在澳门的赌博借贷生意中，典当行是唯一“法内运作”的，如有顾客用假货诈当，它可以报官捉拿，有其他纠纷也可以打官司。而其他三类赌博借贷市场，全是“法外运作”，当事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与政府无涉。这些由各类“特殊”行为主体自发形成的、“无政府”的金融市场，一直有效地运转了多年，撑起了一个越来越大、世界最大的博彩市场的大半边江山。不能不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哲学定理，在江湖上也是适用的。

本文来自《经济学家茶座》第63辑，内容未经编辑。作者：王五一，澳门理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