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买卖好做，伙计难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是，只要单方面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消灭空壳村，村集体就会陷入到新一轮负债与问题当中。这个教训要吸取。

 ——贺雪峰｜买卖好做，伙计难搁

在河南调研，与一个村支书交流，问到农民合作社情况，村支书说：“自古以来都是买卖好做，伙计难搁，现在农村合作社都是拿兄弟户口本到工商所注册，以争取政策优惠，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合作社？”支书又说：“什么东西都只能姓私，不能姓公，姓公不如姓私干得好”。组织合作社，刚开始时都是自己人，心往一处想，到了分利益的时候，谁贡献大，谁用心程度高，谁投入时间长，各有说法，扯皮成本太高了，与其合伙，不如自己单干。既然国家政策支持合作社，农民就借亲戚朋友户口本注册一个合作社。现在农村合作社很多，真合作社却是很少的。

与建国初期相比，当前时期农村绝对短缺已经结束，农户自己做“买卖”，无论是筹资筹劳都不难，只要有好主意，总可以找到资金想出办法来。当然，如果实施下来证明是一个坏主意，农户个人也要负完全责任。因为借不到钱只能在青黄不接时借高利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办真合作社难，带领农民致富更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目标是选好农民致富带头人，主要是选出一个可以带领农民致富的村支书。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就将选好农村致富带头人作为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史来贺、吴仁宝、王宏斌也作为带领农民致富的村支书，获得了党和国家最高表彰，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真正能带领农民致富的村支书微乎其微。

去年底在浙江参加一个美丽乡村建设典型村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做出了成绩的村支书，这些村支书以企业家精神来建设村庄，也取得了成绩。问题是有更多村支书在带领农民致富道路上失败了，并且，正如一个参加座谈会支书所讲，如果扣除国家政策性投入，即使这些成功村庄恐怕早就输得裤腰带也赔进去了。几十年来华西村都是带领农民集体致富的典型，以致于学习华西村致富经验的参观旅游已成为华西村支柱产业，全国却再也没有产生一个新华西，就说明华西经验是很难复制的。华西成功了，所有关注都集中到华西村，大量失败案例却被忽略了。在浙江典型座谈会上，有好几位村支书讲到，他们为美丽乡村建设殚精竭虑，忍辱负重，忘我无私，才将村庄发展起来了，自己却面临着退休后无保障的问题。他们说，如果将建设村庄的功夫用来办个人企业早就发财了。问题是，如果村庄建设失败了，失败的负债是记在集体上面还是由村支书个人负责？

反过来，既然带领农民致富的关键是要面向市场经营，是发展面向市场的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成功了，当然可以说村支书选对人了，问题是明明更多村集体经济失败了，村支书又可以负什么责？为了防止村集体经济的失败，在集体经济如何发展上面就必须要对村支书进行种种约束限制，这些约束限制大幅度提高了决策成本，很可能错失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一个有能力的村支书因此就一定会认为，与其集体干，不如个人去办企业。个人办企业，不受掣肘，不受限制，赚了钱就可以分钱给村民让村民致富啊！

指望选出一个能带领农民致富的村支书，并且靠办集体企业通过市场经营来让村集体和农民都赚钱，实践的结果是，即使侥幸成功了，村支书也会认为功劳是自己的。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集体经济发展都失败了，且集体经济失败所欠债务并不是由村支书来还，而是由村集体来承担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向市场经营的村集体企业都会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集体经济受到限制太多，村支书无法依据市场信息迅速决策，所以不如私人企业有效率，二是不受限制的村支书完全可能将风险留给集体，将收益留给自己。与私人企业不同，集体企业收益风险的不匹配，使得集体企业比私人企业更难成功。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几乎都是靠集体土地和厂房出租的租金收入，也就是食利收入，而鲜有面向市场经营成功的例子。占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没有二三产业也就不可能有集体土地和厂房出租的收益。

精准扶贫要求脱贫村庄每年必须要有不低于5万元集体经济收入。很多地方政府也提出每个行政村每年必须要有多少万元集体收入的目标。正在推进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入。问题是，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不可能有租金收入的条件下面，面向市场的集体经营性经济如何可能只赚不赔？如果赔了谁来负责？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是，只要单方面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消灭空壳村，村集体就会陷入到新一轮负债与问题当中。这个教训要吸取。

2021年2月6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