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海上，七月丙申至沙丘而崩。
据太史公记载，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对始皇的死讯秘而不宣，密谋毁掉了始皇的遗诏，扶持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
为掩人耳目，他们弄来大批鲍鱼塞入始皇的辒车中，以掩盖腐尸发出的臭味，后又拉着始皇辒车，舍近求远绕道从九原郡走直到回到了咸阳。
尽管太史公言之凿凿，但一些细节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世上有无“始皇后”？
#历史开讲#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海上，七月丙申至沙丘而崩。 据太史公记载，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对始皇的死讯秘而不宣，密谋毁掉了始皇的遗诏，扶持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 为掩人耳目，他们弄来大批鲍鱼塞入始皇的辒车中，以掩盖腐尸发出的臭味，后又拉着始皇辒车，舍近求远绕道从九原郡走直到回到了咸阳。 尽管太史公言之凿凿，但一些细节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世上有无“始皇后”？
上文说到，秦王嬴政于即位的第九年（公元前238年）前往雍城的蕲年宫举行了“冠礼”，这不仅意味他将加冕亲政，还意味着举行“冠礼”后他可以娶妻生子了。
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秦王政的后宫什么情况，
不过据太史公在《史记》中记载，秦惠文王之妻已称“惠文后”，且后宫嫔妃分八个等级；班固的《汉书》也说，后来汉朝也沿用了秦国的这套后宫制度，
以此来看，
秦王政的后宫中至少册立过一位王后，另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数人。
若说份位低的嫔妃不见于史册，这在先秦历史上倒不是什么怪事，可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王后”直至嬴政去世，也没出现在史册中，
秦国君臣的态度也十分可疑，
皇帝和高级政要们齐聚一堂，都已经在讨论是否分封诸王这个问题了，竟没有人提议册立皇后或是太子，很反常是不是，
至于为何这位王后不见于史？
据学者们分析，或是因为这位“王后”出身于楚系贵族，受昌平君叛秦一事影响，被删去了生平事迹........
从华阳太后及其家族在秦国的影响力来看，这个观点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秦王政有“王后”，那么此女应当出身于楚系的华阳太后家族。
姑且不谈这位“王后”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只是她的身份问题关乎另一桩秦史疑案：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为何会错失皇位？
目前来说不少学者都采用了李开元先生在《秦谜》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即：扶苏之母乃楚国女子，也受到了昌平君叛秦的影响等等.......
当然这只是作者分析的其中一个因素，由于我还没阅读过这本书，只看过书评（据说很不错），所以并不能完整地表述作者的观点,
借此观点，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我认为扶苏的生母，唯独不可能是出身于华阳太后家族的楚女。
我们在上文中说到，当时秦国楚系势力的两个核心人物，一是华阳太后，一是昌平君。
秦王政是在他22岁那年（前238年）举行了“冠礼”，
这意味着他要成婚也应当在22岁之后，
鉴于华阳太后与秦王政没有血缘关系，为了其家族利益考虑，她也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积极干预嬴政的婚姻，
所以，嬴政的“王后”很大可能出身于华阳太后的家族，
可如果扶苏是这位“王后”所生，其嫡子身份不言而喻，那么为何到了最关键的立储问题上，华阳太后及其家族没有力争将扶苏推上太子之位呢？
华阳太后于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去世，
至于另一位楚系核心人物昌平君，
他自秦王政十年（前237年）起，一直担任秦国的丞相，在职多少年？
太史公没有说，只说他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而睡虎地秦墓竹简也说，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居住到了韩王安的“流放地”。
这反映出昌平君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前后，是“流放”也好、是外迁也罢，总之是被排挤出了秦国权力中枢，
那么，华阳太后还在世、昌平君还担任秦相期间，前后至少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
倘若扶苏拥有楚系血统，为何华阳太后等人不积极采取措施将他推上太子之位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影响力去完成这件事，
何况立储是关乎江山社稷的大事，这由不得秦王情愿与否，
从云梦睡虎地秦简律文来看，秦律出台了“非公室告”类案件，即“子女起诉父母，郡守不得受理”，就是为了维护家长在一个家庭中的统治地位，
这反映出秦国太后在王室中的地位，也应当是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拿秦宣太后来说，统治秦国长达36年之久，其子秦昭襄王在她年老力衰才敢夺回政权，
可见华阳太后是有很大权力去干涉立储问题的，
无论从家还是国的角度，都不容秦王政说不，
但华阳太后在嬴政成婚至她去世，这起码八、九年的时间里都毫无作为，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她与秦王政双方在立储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也就是说：扶苏不仅不是嫡子，也不是出身于楚系，
这样华阳太后及其家族不仅不会主张立扶苏为储君，相反还有可能阻拦此事，或许是“王后”没有生育，又或许“王后”生下的是女儿，还有可能“嫡子早夭”，
扶苏即便是长子，但毕竟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所以在这重重阻碍下未被册立为储君。
此外，在现有的史料中，秦史中出现的相关人物提到扶苏时，
都说“长子扶苏”、“公子扶苏”，用词很谨慎，几乎没有人侧重表明扶苏是嫡子，
这说明扶苏也不是“废太子”，而且他作为秦始皇的长子，相较于诸兄弟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储君非他莫属。
秦统一后扶苏因“焚书”之事，与始皇帝又闹得很不愉快，
之后就被打发到上郡“监军”，
按照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的说法，“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
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
春秋时期楚平王欲废太子建就是“使太子建居城父, 守边”，后密令城父司马杀掉太子，
因此从秦始皇的这一安排来说，扶苏当时的处境很明显是被排挤出了权力中枢，太子之位遥遥无期。
那么，扶苏的生母是谁？其实答案早已呼之欲出——郑女，
扶苏的名字很大可能出自《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也许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巧合，不能反证扶苏的身世，毕竟郑国早就被韩国灭亡了，
那就要说起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李斯上书秦王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了，
李斯在此文中写了这样几句话：
一、“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
二、“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
三、“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信息：
郑、卫等国的美女充斥着后宫，赵国美女侍立于秦王左右，秦王政常听郑卫桑间的靡靡之音。
李斯举出的例子皆反映出秦王政的喜好——偏爱郑卫的地方文化，连带着后宫多是郑卫美女，
这是秦王政十年、嬴政23岁时秦宫的情况，也就是他举行冠礼后成婚的时期，
再结合扶苏的名字来说，
秦王政应当是在当时经常临幸一名郑女，所以郑女率先生下了秦王长子，秦王“爱屋及乌”为长子取名为“扶苏”。
说到太史公笔下的胡亥，称得上是集昏聩、愚蠢、暴戾、阴狠于一身的一代昏君，其即位后不仅“肆意极欲”，还在赵高的蛊惑下将诸公子与朝中老臣杀戮殆尽。
胡亥的身世也十分模糊，太史公只说他“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前230年出生）”，是秦始皇的“少子”，
匪夷所思的是，太史公在《秦始皇本纪》末尾又说“二世生十二年（前221年出生）而立”，
这前后相差九年，到底胡亥即位时多大？这又成了秦史上一桩模糊不清的事，
秦二世二十一岁即位说影响甚广，
可从秦二世在“指鹿为马”一事中表现来看，其智力水平又像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儿。
高自知权重, 乃献鹿, 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 乃召太卜, 令卦之。——《秦始皇本纪》
况且太史公说秦王有二十余子，如果胡亥出生在秦始皇十七年（前230年）且又是最小的儿子，
难道秦王政在其30岁胡亥出生起，至他50岁病逝在沙丘宫，这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子嗣？或者只生下女儿？
显然这无法说得通，
反倒是胡亥出生在秦统一的那一年，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要显得合理得多，
贾谊讲过一段胡亥的故事：
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曰“诏置酒，享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
是说胡亥曾经从宴会上退席时，见到门口群臣们摆放整齐的鞋子，他乱踢踩了一通，
尽管贾谊没说这发生在什么时间，后世亦认为这是胡亥性情纨绔的佐证，但要是胡亥幼年时期的事迹呢？是不是就合理多了。
另从秦统一后至始皇帝去世，这将近十年秦始皇的活动轨迹来看，即便他是日理万机，也是多次巡游考察各地的情况，其余时间又是痴迷“求仙问道”之事，
没有多少时间、亦或者没有意愿享用后宫众多美女，倒也不是不可能。
此外，胡亥曾对李斯说“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李斯列传》），
如果胡亥即位时已经年满21岁成年，为何用“少”来自称，
因此，我认为胡亥即位时应当是十二岁，
只有这种情况下，他才会事事依顺着赵高，否则赵高为何在秦二世面前胆敢将鹿说成马呢？
胡亥的年龄事关重大，
因为这关系到秦始皇的那份遗诏，以及胡亥诈立的“沙丘之谋”疑案。
据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记述，秦皇少子胡亥与中车府令赵高、左丞相李斯，三人在沙丘宫一起合谋毁掉了遗诏、夺取了帝位。
太史公言之凿凿，后世多未疑其说之真伪，故千载以来，“沙丘之谋”几乎成了定案。
但我在梳理这段史料时，发现其中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遗诏。
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遂并海西。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秦始皇本纪》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李斯列传》
按照以上记述来看：
秦始皇在行至平原津时生病了，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写了份遗诏给公子扶苏，内容是“与丧会咸阳而葬”，这在李斯列传中又多了一句“以兵属蒙恬”，秦始皇写完遗诏后并没有将遗诏交给使者派送，而是交给了赵高保管，之后七月行至沙丘宫秦始皇病逝。
从这里不难发现，秦始皇是在平原津写下的遗诏，
蹊跷的是，直至他在沙丘临终之际，也没有将此诏发送给扶苏，为什么？
如果说当时秦始皇认为自己不会死去，那为何还要写下自己的丧事安排呢，
显然只有他感觉到死期不久的情况下，在考虑身后事的情况下，才提前写下诏书要扶苏到咸阳奔丧，而且他应当怀有病愈的一丝侥幸心理，只是做个准备而已，
诏书的内容至今也很有争议，重点是并无传位于扶苏的内容。
一个即将要死的皇帝，留给长子的遗诏仅仅是要他回咸阳奔丧？这说起来不合乎常理，
不过以此并不能轻易来推翻这种可能，
前面讲到扶苏一直未被册立为储君，甚至还被打发到离国都咸阳遥远的上郡监军，这是秦始皇已年近半百时发生的事（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的事，
所谓太子，即下一任国君，秦始皇应当留他在国都渐习政务才是，
但凡有一点册立扶苏为储君的意愿，他都不会在自己身体渐老之际，将扶苏打发到边塞。
明摆着扶苏不是他理想中的继承人，
考虑到胡亥的年龄，像前面我们说的十二岁，那么秦始皇召回长子来处理身后事是不是合乎常理了。
至于为何李斯列传中多出一句“以兵属蒙恬”，我倒是有一种看法，即是史家在梳理秦简的过程中出现了补录的情况，
先秦时期还没有纸张，像楚国的帛书之类材质又十分昂贵，所以典籍一般都是“竹简木犊”形式，这种史册经过时间、战乱很容易散落，
后世史家在整理它们时，有可能拿在手里的就是一条条零碎的小木条，
莫说上面字迹甚至可能有破损，核对连接上下文也是件“大工程”，有可能就会出现某个小木条上的内容无处安放的情况，这就要考虑到整理典籍的人是怎么理解上面的内容了，又是插入到那一段历史当中了。
如果太史公在整理完秦始皇本纪后，又发现一条写有“以兵属蒙恬”字迹的木条，将此内容补录在后面的李斯列传中，还是有这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沙丘之谋。
这段史料也是匪夷所思，
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棺载辒涼车中,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共赐死。
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於上郡。
若说胡亥、赵高、李斯三人阴谋伪造了遗诏要除掉扶苏、蒙恬二人，
即便是以秦始皇的名义送至扶苏、蒙恬，
可这，“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的罪名无异于自露马脚，
细读《史记·蒙恬传》不难发现，(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交给蒙恬一项重要的任务：北修直道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这条直道，直至(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即东游海上崩于沙丘尚未修通，
——直道还没修完，谁相信秦始皇会突然赐死蒙恬呢，即便我们相信，蒙恬本人会相信吗？
从秦始皇修建长城、军事通道等措施来看，蒙恬驻守边疆的主要意义是防守，并不是说要他主动出击去消灭匈奴部族，这应当是朝中君臣共同商议的国策，蒙恬何罪之有，又何谈“无尺寸之功”，
李斯作为秦国高级政要，怎么可能在罗织罪名时泄露出这样的纰漏呢？
后面的问题就更多了：
关于沙丘之谋, 《秦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中皆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问题就来了，三个人阴谋篡位，如此机密的对话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呢？
胡亥、赵高、李斯三位当事人总不会自己曝光丑事吧，这样的话怎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呢？
我们看先秦史籍，但凡涉及到这种私密谈话，往往都是史家加入了虚构成分，
就拿《国语》来说，在《晋语》九卷之中叙述晋献公后妻骊姬的“枕头风”，显然夫妻二人的私密谈话不可能为他人知晓，对话情节多为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却又合情合理，可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更为深刻，
这样来看，胡亥、赵高、李斯三人之间的秘密谈话内容，分明是后世史家在认定“扶苏当立、胡亥诈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要站在另一种可能上来思索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从头到尾就不存在“沙丘之谋”，胡亥是奉诏继位。
这就要说，秦二世是否为赵高、李斯所擅立的问题了。
秦始皇从亲政至沙丘病重，这长达28年的时间里，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册立过太子，
反倒是《李斯列传》说得十分明确“陛下居外, 未立太子”、“李斯以为上在外崩, 无真太子, 故秘之”，“上崩, 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
种种迹象说明至少在秦始皇临终之际，尚未立太子。
这也是秦史上一桩谜案，
不过，秦始皇不立太子的原因无非两种：一是没有册立皇后，太子之位与皇后之子息息相关；一是没有理想的继承人。
可无论哪一种，始皇临终时没有法定继承人是不争的事实，
按宗法制来说，在没有太子、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那么将由第二顺位继承人——长子来继承皇位，
不过从始皇临终前的安排来看，他并没考虑将皇位传位于扶苏，反倒是有很大可能选定胡亥来继位的。
胡亥尽管年龄小，且排行不靠前，但不能说他没有继位优势，
即便胡亥的年龄有争议，但秦统一时胡亥要么刚刚出生，要么年幼，这一点很关键。
我们知道秦始皇与儒生发生过几次冲突，他本人想打造的也是法家所主张的法制帝国，而从扶苏直谏来看，他膝下的儿子们多是在儒家文化的氛围中长大，
这与他的理念不符，转而投向犹如一张白纸般的胡亥，想要将其培养成理想中的继承人，完全有这种可能，
从出土文物“两诏铜权”上的铭文来看，扶苏即位后的确是继承了其父遗志，史料文献中也不乏有秦二世谈及“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之类明显是法家思想的内容，
此外，秦始皇将擅通律法的赵高安排给胡亥，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培养一个继承人。
而且二十余子中，唯独胡亥被始皇带在身边一同出游，仅仅是带他去游玩吗?
所谓出游，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踏青”“游玩”之类，秦始皇的每一次出游都带着相当大的政治目的，出游回到都城后也会出台相应的政策，
因此，秦始皇将胡亥带在身边游览山河，还是带有亲自教导他的目的，以便培养好继承人。
我们再看陈胜吴广起义前的对话内容，
从这里我们亦可窥见，时人对若胡亥继立的疑问，还是围绕着长子、少子，“当立”“不当立”的推测，只表明对始皇帝这一决定的不解，
如果胡亥是诈立，那陈胜何必兜着这么一个大圈子来说，直接说胡亥是篡位不更好么。
还有个秦始皇的辒车路线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秦始皇的辒车，舍近求远从井陉抵九原直道至咸阳。
一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始皇的辒车“从井陉抵九原”，围绕大秦帝国疆域转了一大圈，后从九原郡赶向今陕北了“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舍近求远走直道回襄阳，为什么？
千余年来不乏有人猜测这是：“恐人疑揣”、“欲以欺天下”才绕这么一大圈，
可我们看直道的位置，尽管有争议，但显然走直道会遇到上郡的蒙恬，这不能作为李斯等人心虚的佐证，
何况胡亥几人，应当急迫回到咸阳即位才是，怎么可能拉着始皇的腐尸送到蒙恬门口呢？
据蒋若是先生在《秦始皇辒车行经九原辨证》一文中考证（具体请看原作者原文），
此“九原”非九原郡，而是另有一个九原，且始皇的辒车是从井陉西走太原入汾河河谷，经太谷、平遥、介休、灵石、临汾至新降转西,从龙门渡河至韩城，
这也是春秋战国数百年秦晋往来的通路，三晋重地，必有大道西与直道相接.......
也就是说，不存在李斯赵高等人为欺人耳目刻意绕远之事，几人沿着往常的路线将始皇辒车运回了咸阳。
综上所述，我认为胡亥是正常继位，不能以几段洋洋洒洒创作的“沙丘之谋”当信史看待，就做出“胡亥诈立”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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