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争烽火，秦始皇最终一举扫平六国，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王朝，魄力非凡的他采用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制度，废分封而立郡县，让皇帝的权威和号令能够直达王朝的各个角落。
然而秦始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亲自开创的王朝竟是如此短暂，短暂到刚撒手人寰，王朝便面临危机，随即迅速崩溃。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刘邦建立起了汉王朝。在此过程中，异姓功臣立下大功，刘邦虽然有心学秦始皇当个集权皇帝，但现实却迫使他进行分封，而且是以异姓诸侯王为主。
这就是汉初郡国并行制的1.0版本，在此版本中，诸侯王拥有的权力是最大的。
早在楚汉争霸期间，刘邦就曾进行过分封，这种分封非其所愿，而是出于形势的考量，一旦形势改变，刘邦的策略势必随之变动，异姓诸侯王注定了不能与汉朝长期并存。
在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皇帝可以独裁国内所有事务，但刘邦这个皇帝显然没有这种权力，这跟他的皇位来源有很大关系。
秦始皇的皇位来源于一统天下后的晋升，而刘邦则是在各势力派的拥护下，于定陶即皇帝位，即使刘邦本身就是最大的实力派，但这仅仅让他获得了分蛋糕的资格，而不是独吞蛋糕的能力。
分蛋糕的刀叫“共天下”，这是分封制下的典型思维，认为君主能与诸侯共分天下，诸侯才能为君主效命疆场，韩信的遭遇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个思维。
萧何把韩信追回来以后，刘邦设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为刘邦分析当时的天下大势，指出项羽刚愎自用、妇人之仁等劣势，并劝刘邦反其道而行之。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彭城之战失败后，张良劝刘邦将关东之地（原六国地区）分封给韩信、彭越和英布三人，用土地激励他们为刘邦拼命。
此时的分封，尚只是承诺，因为土地还都不在刘邦手里，但到了垓下之战前夕，韩信平定齐地，已然有称王之心，派人向刘邦索要封号，刘邦一时犯浑不想给，韩信劝说：“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至也。”
结果正如张良所言，刘邦封韩信为齐王，韩信立刻引兵参战，助刘邦取得争霸胜利。
刘邦并不是不吝惜城池土地，他只是会在有更大利益的前提下，把土地分给诸将，激励他们为自己效力。当天下大定，刘邦坐上皇帝之位，异姓王的利用价值所剩无几，威胁却与日俱增，铲除他们就成了刘邦的新目标。
在逐一歼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也在迅速建立同姓诸侯王拱卫汉朝的格局。
高祖六年（前201年）正月，刘邦封同族刘贾为荆王、兄刘喜为代王、弟刘交为楚王 、子刘肥为齐王，刘喜在匈奴面前弃国而逃，被贬为侯。高祖七年十二月，刘邦立子刘如意为代王，高祖九年徙为赵王。高祖十一年正月，刘邦立子刘恒为代王，三月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七月立子刘长为淮南王。高祖十二年十月，刘邦立侄子刘濞为吴王，二月立子刘建为燕王。
至此，郡国并行制2.0版本发布，除孱弱安分的长沙王以外，其余异姓诸侯王均被同姓诸侯王取代，不过二者之间的权力并无太大区别。
按照刘邦的设计，汉朝直辖原秦国故地，实行汉法；各诸侯王管辖自己国内的事务，因俗而治。这些连州跨郡的诸侯国享有极高的自治权，在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各方面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完全就是国中之国。
从名位上看，诸侯王都是皇帝所立，是皇帝派往原六国地区的统治者，跟汉朝的太守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从制度上看，诸侯王是汉朝所分出之地的主人，名义上他们是臣，实际上他们又是与汉朝并立的君，与汉朝之间具有严格的界限划分。
《二年律令·贼律》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很显然，在汉律中，诸侯国是随时有可能跟汉朝发生战争的潜在敌人，但凡拿汉城降诸侯或者诸侯来攻却逃跑的，一律腰斩灭族。
除了城池土地的防范外，还有战备物资和人口的严格管理。
战备物资以军马为重。汉朝严格限制马匹出关，诸侯王要想买马，必须向皇帝请示，经批准后方可买马并运回国内。
贾谊在《新书·壹通》中所言：“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正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人口方面，汉朝与诸侯国各自管理其民，汉民不得逃往诸侯国，诸侯国人同样不得逃入汉朝。
这方面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刘邦曾听从娄敬的建议，把六国贵族迁往长安附近居住，其中就有原齐国王族田氏。齐国临淄狱史阑是其中一名押运人员，到长安后，他与田氏女子南成亲，并想带着妻子一起返回临淄，结果被守关人员查出，阑被定罪“诱汉民之齐国”，南被定罪“亡之诸侯”。
这些政策，很可能是自汉初与异姓诸侯王关系的延续，尽管同姓诸侯王也姓刘，但同样对汉朝具备威胁，汉朝必须严加防范。
在诸侯国内，诸侯王享有君主该有的绝大部分权力，诸侯国可以独立发展经济，铸造货币、铸山为铜、煮海为盐；也可以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只不过调动军队需要皇帝颁发的虎符或者诏书；诸侯国官员除丞相由皇帝任命外，其他均由诸侯王自己任命，其官制与汉朝基本相同，等同于一个翻版的汉朝。
当然，诸侯王毕竟是王，不至于跟皇帝平起平坐，作为汉朝的小弟，除了朝见以外，他们还要交保护费，这就是“献赋”，即诸侯国内赋税的一部分。
一开始，“献赋”没有明确规定，诸侯王为了讨好皇帝往往会多交，毕竟这些钱最终都会转嫁到百姓身上，对诸侯王本身收入没有太大影响。这下老百姓可惨了，怨声载道，刘邦注意到这种情况，于高祖十一年发布诏书：“ 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坦给献费 。 ”
至汉文帝继位，同姓诸侯王已渐渐成势，文帝继位前的诸吕之乱，实际上就是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联合齐王刘襄发动的宫廷政变，吕氏虽手握大权，但未必有反心，却因为失败而灭族。
仅仅齐国就有如此威势，再算上吴国、楚国等，这些同姓宗室的力量足以让皇帝觉得如芒在背，如何削弱他们的力量，保持汉朝的强势，就成为文帝统治策略中的重要一环。
文帝采取的方式比较柔和，主要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以亲制疏。
文帝继位后，以恩赐为名，将赵国、齐国和淮南国一分为多，分封给自己的诸位侄子（文帝兄弟赵幽王、齐悼惠王、淮南厉王诸子），以此来削弱诸侯王。同时，文帝又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后徙封梁王，封皇子刘参为太原王，后徙封代王，制衡较为疏远的诸侯王。
此外，文帝时期出现了诸侯臣民未谋反而被押往长安受审的情况，这在之前是不曾有的。在此之前，诸侯国臣民由诸侯王管辖，“事王如事皇帝”，只有牵连进谋反等重大罪行，才会被押往汉朝受审。
比如赵相贯高等人曾谋划刺杀刘邦，事情败露后，刘邦下令将赵王张敖及贯高等人逮捕，押至长安，交由廷尉审理。又如蒯通曾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韩信死后刘邦得知此事，立刻以派人下诏，命齐国拘捕蒯通，押往长安。
在帝制时代，谋反无疑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只有如此重罪，才能把高贵的诸侯王也拉到监狱里去，也只有如此重罪，才能让汉朝直接拘捕诸侯国臣民。
在文帝时期，事情出了变化，名医淳于意成了第一人。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
随后便是著名的缇萦救父，文帝因而废除肉刑，从这里可以看出，淳于意绝不是因为谋反被捕，否则他不可能被判处肉刑，而应是灭族。
《新书·亲疏危乱》载：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
同时期贾谊多次批评诸侯王不守汉法，屡屡违制，汉法在诸侯国内难以通行，这种批评声在文帝时期以前压根没有，在文帝时期以后越来越多。很可能在文帝时期以前汉法并不通行于诸侯国，诸侯王不守汉法是普遍现象，文帝时期开始汉法通行于全国，明确要求诸侯王国使用汉法，可诸侯王一切如旧，这才显得他们极不守法。
这也反映出，在文帝时期以前，汉朝对诸侯王国的干预是极其有限的，连司法都给予了巨大的独立。
汉景帝在其父基础上更进一步申明汉法，甚至取消了诸侯王的许多法外特权。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
按照原本的汉律，诸侯王是享有很多豁免条例的，这严重影响到了晁错削藩策的执行，所以他先请求景帝修改废除这些特权条例，随后再借诸侯王的错误来削其地。
从这点来看，很可能那些罪行压根治不了诸侯王，他们在汉朝的司法体系中拥有着巨大的庇护光环。
晁错的削藩策操之过急，引发了七国之乱，不过这对汉朝也是把双刃剑，平叛的过程固然艰难，可平叛后，景帝就有十足的底气来对诸侯王动刀子，大幅度地削弱他们，毕竟最强的几个诸侯国已经被灭，汉朝不怕剩下的几个暴起。
鉴于每次诸侯王谋反都先杀汉朝任命的相，景帝果断收回了诸侯王的行政权，官吏的任命和民众的治理都由朝廷包办了，顺便再搞搞裁员，削减各诸侯国的公务员规模，给国家省钱。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同时，景帝还将自己的十几个儿子分封出去，用的正是刚拿下的吴楚等国的土地，在此措施下，景帝亲子诸侯王的土地直接占到所有诸侯王的一半，而且将诸侯王国的疆域缩小至一郡之地，对汉朝的威胁程度锐减。
武帝继位后，实施了众所周知的推恩令，诸侯王国被迅速分割削弱，加上武帝比景帝更会找茬，找个罪名削夺爵位的事没少干，诸侯王国疆域进一步缩小，各方面权力被进一步削夺，再也无法对汉朝造成威胁。
《史记·三王世家》载：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
曾经身伴诸多豁免权、非谋反不下狱的诸侯王，最终变成纤介小罪过均许汉法断定，至于能不能赦免，还得看皇帝心情。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至此，诸侯王国基本等同于汉朝的郡县，诸侯王除了坐地收租外，再无其他权力，“诸侯惟得衣食租税 , 不与政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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