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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一讲袁盎的故事。
袁盎的出身并不好，他的父亲做过强盗。本是楚国人，后来迁徙到安陵。安陵，就是汉惠帝刘盈的陵墓。
强盗而刑徒，刑徒而戍边或修陵。秦汉刑徒的出路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是但有战事就免刑去战场打仗；一个是为皇帝营建陵墓，秦始皇修骊山陵墓时一下就使用了70万刑徒。
所以，史书记载袁家迁徙至安陵，实际是袁盎的父亲被发配到安陵，给惠帝刘盈修陵墓。修完陵墓，也就不走了，在附近定居下来给皇帝守陵。
汉代是一个平民社会。平民社会的好处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尽管是强盗和刑徒出身，但只要有能力，得着机遇，依旧可以晋身朝堂。
袁盎剧照
袁盎先是做上将军吕禄的舍人。吕氏被诛、文帝继位，袁盎的哥哥袁哙便保举他做了中郎。中郎隶属郎中令，而郎中令就是皇帝的直属部门，负责车、骑以及宫廷护卫的工作。中郎大体上就扮演了宫中护卫和皇帝侍从的角色。
这个位置其实很重要，因为离皇帝近，所以晋身的机会多。纵观汉朝政治，很多朝中大臣，都在郎中令这个衙门呆过。大将军卫青、御史大夫张汤，都做过郎中令的属官太中大夫。
张汤剧照
西汉以降以及后世王朝，郎中令的职责基本上就由太监承担了。这种设置实际上很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因为皇帝的近侍基本上就出不了朝臣。而太监再位高权重，也名不顺、言不正。
虽然父亲做过强盗、当过刑徒，但袁盎恪守儒家理念，以君子自居，一生都以儒家原则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当朝为官的参照。也正是袁盎和贾谊这些儒家君子，在汉初政坛的频繁活跃，才为武帝朝的独尊儒术埋下了种子。
周勃在平定吕乱中堪当首功。所以，文帝继位后便拜周勃为丞相，给予其目送之礼。也就礼朝完毕后，周勃退朝，文帝及诸大臣要目送其出殿。这是极高的礼遇。
丞相周勃剧照
袁盎认为这不合君臣之礼。他认为周勃是有功之臣而非社稷之臣。
社稷之臣是与皇帝、与社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而当吕后乱政、社稷危局之时，周勃却身为太尉、位列三公，并未当即拨乱反正、与社稷荣辱与共。所以，周勃不是社稷之臣。
待吕后死后，群臣合力平定吕乱，周勃领兵仅是顺大势而为，确实堪当首功，但也仅是有功之臣而已。所以，文帝不应认为周勃是社稷之臣。
文帝礼待越恭，而周勃骄横日益，这样于君于臣都不好。所以，袁盎就建议文帝要拿出天子威严，以君臣之礼摆正其与周勃的关系。文帝也觉得有理，于是对待群臣、对待周勃也就日益威严了。
汉文帝剧照
周勃总得来说是一个老实人。看到领导日渐严厉起来，自己也就收起了之前的傲娇。但是，这很难受。以前是皇帝让着你、哄着你，现在开始让你摆正位置、恪守为臣本分，周勃当然不高兴。但皇帝做的没错，周勃也不能找文帝的不是。
所以，周丞相就拿袁盎撒气，于是就质问袁盎：我跟你哥哥袁哙的关系很好，对你也不错，你为啥在朝堂给我难堪？
秦汉丈夫就是如此血气。别看你是丞相，我照样不摆你。袁盎也是正面刚，就是不讲一句软话、不表一份歉意。而拥丞相之尊的周勃，却不能震慑住一个小小中郎，甚是折了颜面。于是，袁盎与周勃之间也就结了嫌隙。
周勃虽然不习文学，但却质朴，所以也算君子。而袁盎自以君子为人设，所以也就公即公、私即私。所以，君子结怨而不结仇，时间足够长、经历足够多，自会相知相爱。
后来，周勃罢相被人诬告谋反而被文帝下狱。宗室大臣无人敢为周勃辩驳。这个时候，袁盎出面了，他向文帝为周勃辩白，认为周勃无罪。
此时还有一个与周勃关系不好的人向文帝上书，认为如此对待重臣周勃是不恰当的。而这个人就是长沙太傅贾谊。贾谊因为周勃、灌婴等人的排挤，而被贬谪长沙。
贾谊剧照
屹立朝堂的权贵重臣，平时对周勃礼敬有加，而此时却无人敢辩白一句。而一个是内廷侍臣袁盎，一个是边远郡国的太傅贾谊，而且都与周勃有怨，此时却极力为周勃尚书。这是为什么？
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是君子，他们做事有原则。而所谓君子，就是一群做事讲原则的人，而这个原则就是儒家礼乐。
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并不是要去欺负君子而纵容小人，而是要与君子交往，即便交往中有龃龉也不用担心，因为君子做事有原则、有底线；而不要与小人交往，与小人交往难免会有龃龉，有了龃龉就是大事，因为小人做事没原则、没底线。你根本不会知道他能对你使出什么伎俩，你无法预测他的反映。
袁盎和贾谊这两个人的所做所为，就在汉室朝堂上彰显了儒家风范，为后来董仲舒的尊立儒家埋下了种子。
待得周勃出狱，周丞相也就与袁盎成为亲密好友了。
公元前198年，赵国丞相贯高等人试图刺杀汉高祖刘邦。后被朝廷发觉，赵王张敖及一众权贵宗亲尽皆被捕。而淮南王刘长的母亲赵姬也在其中。赵姬曾被刘邦宠幸，所以此时已经怀有身孕。于是，赵姬之弟赵兼便请托审食其上书吕后。但吕后置之不理，于是审食其也就没有尽心此事，导致赵姬忧愤自杀。
22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77年，淮南王刘长借进京面圣之际，到府上拜见辟阳侯审食其。在辟阳侯出门迎接时，刘长拿出袖中藏着的铁锤，砸死了审食其。
淮南王刘长
对于淮南王擅杀列侯一事，袁盎认为“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也就是要对淮南王有所惩戒，而具体的惩戒方式就是适当削夺其封地。
但是，文帝顾念兄弟情深，对袁盎的建议置之不理。反正审食其也是吕后的人，诛吕乱时没收拾他就算便宜他了，此时刘长把他杀了也就杀了。
文帝的处理方式，既不顾及朝廷法度，也不顾及宗族礼法。所以，就更加纵容了淮南王刘长。公元前174年，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与淮南王刘长密谋造反。事情败露后，柴武被诛，而淮南王则被文帝放逐蜀地。
对于文帝的处置，时任中郎将的袁盎建言：刘长素来性情骄纵，而文帝未能及时规禁，才有今日之祸。以前任凭骄纵，今日流放暴折，加之刘长本就刚直，所以，囚车押送而暴寒露暑，很容易致其病死途中。如果这样，文帝就会落得杀弟之名。
汉文帝没有听从袁盎的建议，仍旧坚持流放刘长。然而，不幸被袁盎言中，一生骄纵而未经人间疾苦的淮南王刘长病，当真就死在流放途中。
对于刘长之死，汉文帝甚是追悔，既是伤心兄弟死于流放，又是担心落得杀弟之名，所以悲痛不已而为刘长绝食。
于是，袁盎以儒家理念劝慰文帝。他认为文帝为代王时，太后薄氏病卧三年，而文帝竟能目不交睫、睡不解衣，亲尝汤药而尽心服侍。此种孝道，即便是贤人曾参也难以做到。
薄太后剧照
而诸吕作乱而大臣专制之时，文帝能够从代地乘传车入长安，以临不测之朝局，这是勇士贲育也难以做到的。
而众臣拥立代王称帝，文帝却推辞了五次，这是古之贤君都做不到的。
文帝有此品行，天下人不会把杀弟知名扣在文帝头上的，只会责怪有司官员的渎职过失。淮南王刘长已死，追悔已无意义，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善待刘长的三个儿子。
就淮南王刘长一事，袁盎从判断到分析再到建议，都是极为妥帖的。因此，文帝和朝臣对于袁盎都是大加赞赏，袁盎由此也就名声大振。
袁盎断事、做事以及论事都是有章法的。而这章法就是儒家的理念原则。淮南王擅杀列侯，若依法家行事，就得交由廷尉审理。但袁盎的建议却是削夺封地，这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处事原则。
有规矩总比没规矩好。若文帝真能照此办理，或可对淮南王有所制约。但即便如此宽松的儒家处理，文帝也没采用，而是杀了就白杀了。
对于流放淮南王的处置，袁盎的建言着实有《郑伯克段于鄢》的影子，不能早禁而任凭放纵，待到闯下弥天之祸便要暴力摧折。这就是郑伯与其弟共叔段的汉代翻版。
郑伯克段于鄢
所以，袁盎考虑的不是对刘长的处置是否过于严苛，而是考虑此事可能造成政治影响。那就是一旦刘长死于流放，汉文帝就会是第二个郑伯，甚至比之更甚，有了杀害弟的恶名。
虽然都谋划到了，但是最坏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刘长死于流放。文帝既是后悔又是担心，因此而绝食。
对于文帝的宽慰之词，袁盎的建议也是完全以儒家原则为参照，孝道比之孔子的学生曾参；勇气比之壮士贲育；礼让比之古代先王。践行了如此儒家标准的汉文帝，足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仁义风范，也就无需担心天下人的误解了。
平民社会的汉帝国，对于儒家礼法不是有无认同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了解。
汉初奉行黄老之术，实际上也是逼不得已。因为太复杂的周礼以及太严苛的法家，汉初的统治者们当真是搞不明白。所以，那就一切从简，咱们就真得无为了。
高祖刘邦剧照
对于汉初政治的种种作为，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统治者也知道自己没啥能力理解这个天下和治理这个天下。那我就让天下自行发展，你们怎么合适就怎么来。所以，郡国因俗而治、关中因法而治，甚至连铸造货币这样的重大经济政策，也是地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现代管理讲究高层控制而基层自治，而汉初统治者的做法很凑巧地暗合了这样的管理理念。所以，当真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功效。
但是，礼乐典章制度这种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那种因情而制的礼，是能够切实发挥规范言行、阶级上下的作用。社会越是发展，政治越是健全，礼乐需求也就越为迫切。
问题还是出在了人情和礼法的矛盾上。
汉文帝喜欢慎夫人，所以每次重大活动都要带着皇后窦氏与慎夫人，并且大家都是同席而坐，没有什么主次之分。即便是现在，领导出席活动也要分出个主次坐席来。可见，汉初的礼法师是如何的简略。
慎夫人剧照
其实，汉文帝比他父亲刘邦已经好很多了。刘邦喜欢戚夫人，所以各种聚会活动都是带着戚夫人去，而把皇后吕雉扔在宫中。
一次在上林苑的聚会活动，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汉文帝、皇后窦氏以及慎夫人都要出席。主事的郎署长摆好了座次席位。袁盎又过来，把慎夫人的坐席往后边挪动了一下，也就是文帝与皇后同席，而慎夫人次之。
见此情景，慎夫人不高兴了。秦汉丈夫血气方刚，动不动就刀剑相向。秦汉女子也皆是性情中人，我不高兴、我就要发火，而且绝不玩清宫戏里暗中使劲的把戏，而是直来直往，必须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慎夫人不高兴，所以就不入席，也不管皇帝和皇后高不高兴。
而文帝更是过分，看到自己心爱的慎夫人生气了，自己也生气了，而且也不藏着掖着，也必须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于是“上亦怒，起，入禁中”。
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
袁盎的劝谏很简单，那就是要尊卑有序，皇后尊而慎夫人卑，所以慎夫人的座次就得往后摆。这样对谁都有好处，皇后之尊得以显，也就不会嫉妒文帝对慎夫人的宠爱。如果文帝着实喜欢慎夫人，那就多予赏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因宠爱而抢了皇后的风头。皇后心生妒忌，也就会怪罪到慎夫人头上。所以，文帝的宠爱也就是在给慎夫人招祸。
“陛下独不见’人彘’乎？”。这句话是最为厉害的。正是刘邦一味宠信戚夫人，而使戚夫人与吕后结怨。刘邦死后，吕后便将戚夫人做成了人彘。
吕后与戚夫人剧照
文帝和慎夫人都是讲理之人，听了袁盎的分析，也是茅塞顿开，意识到了仪礼的价值及其与人情的关系。事后，慎夫人不仅没有再怨恨袁盎，反而赏赐给袁盎五十金。
汉文帝曾要从山上飞车疾驰而下，也就是要过一把飙车的瘾，袁盎则以“千金之子”的说教予以劝阻。
丞相申屠嘉待己粗鄙而无礼，袁盎则以礼贤下士和广开言路予以劝勉。
袁盎为陇西都尉，能做到仁爱士卒，所以士卒都愿为其所用。
袁盎任吴相时，能抓住主要矛盾，与吴王和睦相处，积极劝谏吴王刘濞，使其放弃谋反的打算。
吴王刘濞
袁盎所行所言，始终恪守儒家的理念原则。此种为人、此种处事，成就了他的君子人设，不仅美名于朝堂，而且仕途顺利。即便退休致士，皇帝也经常派人去征求他对朝政的意见。但凡事都有两面，有利也会有弊。袁盎的儒家处事和君子人设，也为他招致了两大敌人：
一个是御史大夫晁错。袁盎与晁错势如水火，两个人根本就不能同堂而坐。原因很简单，袁盎秉持儒家，而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
晁错剧照
一个非要做儒家君子，处处以儒家礼乐典章为处事原则，一个从小就学申商刑名之学，处处要以法治事、权术谋事。不用有什么过节，也不用小人挑唆，晁错和袁盎天生就是生死冤家。
什么矛盾是不可调和而必须一决生死的？那就是观点对立，甚至完全相反。尤其是满足了底层需求而冀望于自我实现的这群士大夫，观点对立比杀父之仇还要严重。
所以，晁错当政，就得想法整袁盎，要么找他收受吴王贿赂的问题，要么告他参与吴王谋反的事情，总之就是要致袁盎于死地。
而面对政治观点的对立，儒家君子们也不会有什么君子之风，因为这是生死对决。所以，晁错借助窦婴而觐见景帝，整了一出杀晁错、平叛乱的设计。
晁错之死，袁盎肯定是参与了。但是，已经在家养老的袁盎，其作用没有那么大。
杀晁错，起主要作用的是景帝。景帝这个人没有独立任事的勇气、也没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定力，所以大事面前就想赶紧推卸责任，赶紧把事情了了。面对汹汹而来的七国之乱，江山都可能做易主，牺牲一个晁错若能平复，这应该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此外，还有窦婴等一众朝臣上下其手。峭、直、刻、深，这四个字就是《汉书》和《史记》对晁错的评价。所以说晁错的人缘是相当不好的。而且窦婴也是儒家一派，自文帝朝开始，儒家学派就已经开始渗入朝堂了。所以，对付法家的晁错，儒家同志们都不会手软。
魏其侯窦婴剧照
还有就是晁错自身的问题，可能这也是法家的问题，那就是过于理想、过于激进。在解决诸侯王的问题上，贾谊的策略是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后来被主父偃盗用而形成了推恩令。而晁错的建议，就十分很符合法家风范：别整用不着的，直接削。所以，也就把矛盾彻底激化了。
袁盎的第一个政敌晁错，就这样给收拾了。但是，另外一个政敌实在太厉害，直接把袁盎给收拾了。收拾的手法真是粗暴至极：刺杀。这个人就是梁王刘武。
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是出了名地喜欢小儿子梁王刘武的。
窦太后
在一次家宴上，景帝对梁王说自己百年之后就让梁王当皇帝。老太后窦氏听了，真是兴奋非常，又是斟酒又是夹菜。看到两兄弟如此和睦，想到小儿子可以继承帝位，窦太后心中那真是无比的喜悦。
而一旁的詹士窦婴不干了，引经据典地劝谏景帝不能有此打算。对于窦婴的劝谏，景帝还没什么反应。老太后就已经不干了，对于自己的这位侄子当真也不手软，直接逼着窦婴辞职回家了。
在七国之乱后，立储梁王这件事，可能就要提上日程了。辞官在家的袁盎也有了耳闻。
梁王刘武剧照
对于一生都要秉持儒家教条的袁盎来说，这是决不允许的。于是，袁盎上书劝谏，朝中的一些大臣也不赞成这件事。所以，此事也就作罢了。但是，袁盎与梁王的梁子就算结上了。
就这样，一生都在践行儒家原则的君子袁盎，被梁王派来的刺客杀死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试图融合秦地法治与六国文化，创制一种新的、统一的思想文化。但是，这个工作太复杂，他没有成功。
秦始皇剧照
汉初的统治者没有能力去做这种统一思想的工作，所以也就一直无为而治着。
但是，战国以降的百家思想总要较量出个优劣胜负。而较量最为激烈的就是儒法两家。
而袁盎就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一种思想或一种意识形态，首先都要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儒家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仁义。在此基础上，得有一个理论体系或实践纲领，儒家的体系纲领便是它的礼乐典章。
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批努力的践行者，或者说一批传道之人。他们要为这个价值理念、这套理论体系，提供可参照、可模仿的榜样。
贾谊发展了儒家的理论。而袁盎则积极地践行了儒家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一种参照和一个标准。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将儒家的思想理念和处事原则逐渐渗透进大汉朝堂，塑造了汉初的政风走向。
袁盎剧照
虽然袁盎没有骠骑将军的不世武功，没有才子贾谊的论辩雄文，但是历史需要他这样的人。
一个民族需要一套可以安身立命的意识体系。但仅仅有了价值标准、有了理论说教，是不够，还需要有血有肉的人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袁盎便当仁不让地担当了这个极为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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