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魏晋时期，是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古代历史上又一个乱世。彼时的中国兵荒马乱，战歌四起，匹夫横陈，士子抗议。
可就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之下，魏晋名士却表露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洒脱风度。
南朝刘义庆所编纂的《世说新语》便生动展现了魏晋名士自信风流、不拘礼节、思想高度自由的一种人生风貌。
同时不论后世学者如何评价这种魏晋风度，但它的形成，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
如魏晋私学的兴盛，尤其是其独特的家庭教育模式，使得名士自幼便形成了自由解放的观念，从而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魏晋风度。
一、乱世也是机遇——私学兴盛的历史原因
魏晋的家庭教育如此出色，离不开私学兴盛这一大的时代背景。
所谓私学，即是与官学对立的教学方式。
从西周时期的贵族之学，再到两汉时期的太学，官学都当之无愧地代表了朝廷的意志与执政方向。
就如两汉重儒学，那么太学自然便以儒家经学为主，从而培养出一大批青史留名的经学大家，以致民间还出现了“遗子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的谚语。
而私学，则是在指私人开设的学派、学术与学馆，或指一种讲学之风，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诸子为了宣扬自身的理念，纷纷著书立说、开馆授徒，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私学之风。
且根据百家争鸣这一文化奇景，还能看出一个现象：那就是私学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官学密不可分。《左传》中有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每当官学落寞之时，学术便会主动下移，以自上而下的形式传播到民间。
官学何以落寞？唯有迎来乱世，并出现“学校不修”、“道术将为天下崩”的现象之时，官学才衰败。同时，官学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私学自发承担了古代教育的重任。
正因如此，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第一个乱世，便迎来了一个私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以儒墨显学为主的百家学说，影响了后世几千余年。
同样，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历史中第二个乱世，因此在官学落寞的情况下，私学则得到飞速发展。
与之前不同的是，魏晋时期依旧有规模不小的官学，但它却没多大的存在价值。究其原因，在于两汉时期的太学招收的学子是为培养人才，其中一些经学博士，是可以直接进入仕途的。
而魏晋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却让世族子弟不需要再通过官学，也能依靠家世顺利进入仕途，形成了所谓的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局面。
显而易见，世家子弟不需要通过太学“镀金”，这就使得官学的功效远远降低。
而对大多数世家学子来说，他们皆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学深厚。这也意味着世家子弟所接受的私人家庭教育质量是要远高过官学的。
正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史书称他“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可见嵇康之旷达，也是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二、魏晋家庭教育——培养名士的摇篮基地
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族门阀。这一阶层有着颇为浓厚的家族意识。
因此无论是为了表现世族风范，还是希望世家子弟能够代代有出息，世族长辈都会花费大量精力，不遗余力教授后辈弟子。
换个角度来看，倘若名士通过九品中正制来推举本族子弟，而这些后辈中却有人不争气，做一些荒唐事，岂不令人贻笑大方？
所以，就算是为了面子，世族家长也会将家庭教育牢牢把握住，从而防止后辈子弟被人嘲笑没家教。
（一）教育主体
正在因如此，在魏晋家庭教育中，承担教育主体的往往是一族之长，或则其他德高望重之人。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甚至在东汉时期便形成了惯例。
如汉末时期的庞德公，其所在的庞氏，便是荆州襄阳郡中的一大望族。卧龙诸葛亮，曾受其赏识，而凤雏庞统，更是庞德公的亲侄子。
庞氏家族对这些后辈的教育，便时常由庞德公亲自把控。正因如此，庞德公才有自信将诸葛亮与庞统推举成荆州后辈之冠冕。
到了魏晋时期，父兄长辈依旧是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如南齐名士王延之，“家训方严，不妄见子弟，虽节岁问讯，皆先克日。子伦之，见儿子亦然”。当后辈子弟有顽劣者，家长可有权行使家法。
值得肯定的是，魏晋时期的妇女，不仅能接受家庭教育，有时也能教授后辈子弟。据《晋书·列女传》记载：“韦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学称，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
诸葛亮像
从两汉到魏晋，青史留名的才女的确不少。其中班昭、蔡琰、谢道韫等人才华之高，更甚男子。可像吴郡才女韩兰英这样，“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则尤为难见。
（二）教育内容
上述可见，承担家庭教育主体的父兄长辈，都有着相同特点：都是名士，皆通经学。实际上，魏晋门阀的前身，便是东汉儒学化后的豪族世家。
正因如此，魏晋家庭几乎都会以儒家经学作为必修课程之一。原因无他，儒学下的伦理道德观，是维护封建社会的有利保障。而门阀士族掌控着的非常多政治与经济资源，他们不会教导子弟们离经叛道而拆自己的台。
不过，与两汉经学注重章句解读相比，魏晋经学却更注重义理。他们抛开传统经学中的繁琐与固化思维，更加注重发展与拓展，鼓励用不同角度来解读经典，这显然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
与儒学被列为魏晋必修课的，还有玄学，这也是魏晋风度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何以见得？
玄学主张“贵无轻有”，注重个体自由，更倡导世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经过连年战乱，文人不仅感伤时事，更加向往和平，面对潇洒肆意的生活，他们无比向往。而此时出现的玄学思想，便为魏晋士子游山玩水、寄情田地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除儒玄两家以外，文学也正式独立出来，同样成为一门必修科目。正如魏文帝曹丕，在文学上的成就颇有亮眼之处。其作品《典论》重视“文气”，开启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先河。
据《梁书》记载：“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魏晋取仕也多注重文才，导致当时整个社会都无比重视文学。从门阀到寒族，皆重视对后辈子弟文学素质的培养。
如东晋年间的谢氏，乃当时首屈一指的门阀世家。其家族中常出才子，如谢灵运、谢朓、谢惠连以及谢道韫等，都是著名诗人。尤其是谢灵运的山水诗风，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三）教育方法
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这句话放在魏晋私学之中，再合适不过。
那如何培养家族子弟？又如何让他们慨然接受种种学术教育？魏晋名士有些教育方法，值得后人学习。
其一，注重言传身教。圣人孔子曾云：“其身正，不令则行。身不正，虽令不从。”所有的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因此名士们在教授子弟时，往往注重自己的德行举止，为他们树立出一个好的榜样。前文所说谢氏一族多出俊杰。其实也离不开谢氏家风中的言传身教。
据《世说新语》：“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可以看到，谢安主张对子孙言传身教，使得自己的风范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其二，用古人风骨激励后辈。竹林七贤之中，嵇康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仅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更充满了正义与反抗精神。尽管嵇康死于司马昭之手，但他却将自己的风骨传递了下去。
在《家诫》一文中，嵇康谆谆善诱，希望儿子不仅要胸怀大志，更能恪守本分与坚持正义。嵇康还列举了一些列名人事迹，如苏武牧羊、柳下惠坚守诚信，以此作为激励。
嵇康虽死，但其子嵇绍却继承了父亲的正直品格。他成年以后，入宫担任侍中一职，与天子作伴。后来遭遇兵变，侍卫都四散而逃，唯独嵇绍不惜血战，令世人闻之动容。
三、魏晋家教影响——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上述可见，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的确直接影响了名士风度的形成。而其中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后人肯定与学习。
另外，魏晋玄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在这个乱世，文人的思维得到进一步发散。他们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天性，使得这个时代的思想，趋于多元化发展。
只可惜，迫于时代局限，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依旧有一些弊端，这同样值得后人警醒。
首先，助长愚孝之风。
根据前文，魏晋家庭教育中的主体，是父兄长辈，其教育方式则为言传身教。显然，这过分拔高了家长权威。换句话说，子女要对家长绝对服从，不得随意忤逆。由此一来，这便助长了愚孝之风。
其次，缺少忧患意识。
受魏晋玄学影响，不少名士虽然颇有才华，但总是寄情于山水，向往一种归隐入道般的生活。以至魏晋后期的朝堂之上，清谈之风愈演愈烈，使得多数人缺乏忧患意识，最终导致国家实力原地踏步，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最后，家族理念根重。
魏晋乱世何以延续如此之久？其中一个主要便是：门阀士族占据了天下多数资源。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形成垄断，却有着消极避世的思想。在多数情况下，名士只为家族利益考虑，丝毫不在乎国家如何。
没有大国，何谈小家？这何尝不是魏晋几百年间都陷入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