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一首《蜀相》，道尽了诸葛亮的一生。
诸葛亮影视图
概括地说，自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他联孙抗曹，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之后又夺占荆州、益州、汉中，为蜀汉立国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后，才会任命诸葛亮为丞相，主持朝政。直至蜀后主刘禅继位后，诸葛亮又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重新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
因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为建立、维护、巩固孙刘联盟，以便与曹魏集团争锋。可以说诸葛亮为了这个目标的确是殚精竭力了。
在“隆中对”中, 诸葛亮对当时形势经过十分透彻的分析后，提出建立孙刘联盟。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备兵败，不得不寄人篱下，依附于刘表。此时的他除了拥有东山再起的雄心，其他的几乎一无所有。而此时的曹操已经独居中原，“挟天子而令诸侯”；江东的孙权，兼承父兄之业，已历三世，根基牢靠。
所以，当刘备思贤若渴，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三访荆州俊杰诸葛亮并得到著名的“隆中对”谋略时，诸葛亮就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形势下，刘备集团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就只有向曹操、孙权暂时还无力顾及的荆州、益州发展，夺取立足之基。
三国形势图
恰好荆、益二州地势险要，进取退守，都绰绰有余，是建立基业的好地方。但是，即使刘备集团占据了荆州和益州，也只是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要承担起兴复汉室的重任，扫平割据势力，是无力两线同时作战，既对付孙吴集团，又要对付曹魏集团的；只能集中全部力量去对付最重要、最主要的敌人—篡夺刘姓天下而军事、经济实力又最雄厚的曹魏集团。
诸葛亮深知这种力量的对比，因此，为刘备制定了“建立孙刘联盟”的策略，要刘备占领荆州、益州后，与孙权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长期的联盟。
“（东吴）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
与东吴交好只是诸葛亮为刘备集团制定的谋略。作为这个谋略预期的合作方孙吴集团，在当时有没有与刘备集团进行联合的可能性呢？
面对着北方实力强大的曹魏集团，孙、刘两个集团确实存在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关系。因此，该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后来在赤壁大战前，孙、刘两家果然正式建立起联盟。这对抗击北方强大的曹魏集团，阻止它的南下，促成和延长三国鼎立的局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在此之前，诸葛亮为实施这个谋略，还颇费心力。
在刘备尚未能去落实夺取荆、益，建立孙刘联盟的战略规划时，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已亲率大军南下，欲乘在北方大胜之威统一天下。当阳一战，刘备再遭败绩。建立孙刘联盟以摆脱危局成为迫在眉睫之事。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这才将实施与孙刘结盟之事正式提上日程。
诸葛亮舌战群儒
正好此时，孙权也感到有与刘备联合的必要。在此之前，孙权坐守江东，观望军阀割据称雄的成败，并没有感到有与其他军事集团建立联盟的必要，当然更谈不上与寄人篱下的刘备联合去对付曹操了。但是，现在曹操大军南下，刘表新亡，刘表之子刘琮立即降曹，曹操已经事实上占领荆州时，孙权的统治也便受到了威胁。
举目相望，当时只有寄居在荆州的刘备可以联合。因此，孙权派鲁肃去见刘备，试探联合的可能性。诸葛亮随鲁肃到柴桑，见到了孙权。当时，孙权刚收到曹操的恐吓信：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这段文字虽然简短，却有极大的威慑力：首先表明曹军师出有名，是奉了天子命令，道义上站住了脚；而“旌麾南指，刘琮束手”，寥寥几字，展现了曹操所率大军势如破竹的气势，并且告诉孙权，东吴的长江天险已经丧失了；接着强调是八十万军队，并且特别强调是水军，这样实际上是说东吴的水军优势已经没有了；最后一句似乎是含蓄的说法，但却表现出曹操轻取东吴的决心。
诸葛亮舌战群儒2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联刘抗曹？还是束手就擒？孙权自己也拿不定主意。针对孙权对联刘抗曹尚有的疑虑，诸葛亮从分析天下大势着手，对他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孙权万没有料到诸葛亮会如此小看他，不禁生气地反问：
“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诸葛亮旋即抓住孙权被刺激起来的情绪，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再也忍耐不住，勃然变色地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于是诸葛亮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孙权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他首先向孙权交底，说刘备虽败于长坂，但现在陆续归来的战士以及关羽水军不下万人；刘琦的江夏之军亦不下万人，总共还有两万多生力军。其次，他指出曹军远来疲惫，为了进行追击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现在已成强弩之末了；而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更是一大弱点。再其次，他指出荆州之民暂时归附曹操，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服。然后他鼓励孙权说：
“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之后，诸葛亮又与孙吴方面的主战派人物鲁肃、周瑜进行了深入地沟通。在鲁、周等人的坚定支持下，孙权坚定了与刘备联合共抗曹操的决心，这就标志着孙刘联盟的正式建立。
“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赤壁一战，孙刘联军大破曹操，曹操不得不率残兵败将退回北方。刘备在诸葛亮的策划下，趁此有利时机，攻城掠地，夺占了刘表部将所镇守的“江南四郡”，终于获得一块可以拓展事业的基地。鉴于刘备在赤壁战后军事实力大增的事实，孙权采取了妥协政策，与刘备结亲，并亲约刘备至京口相会，承认刘备领荆州牧；而刘备也承认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之后，刘备向西发展，陆续取得了益州和汉中地区，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联盟已成
孙刘联盟是在曹军威胁下产生的，目的在于协规同力，共同对付大军压境的危机，因此它只是孙权和刘备两个军事集团之间临时的联合，是一种应急的措施，并不是诸葛亮所设想的那种稳固的、长期的反魏联盟。当这一威胁解除之后，反魏联盟也就会失去意义。
不过，赤壁之战后，因为曹军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曹操在襄阳、合肥一带仍驻有重兵，在汉中方面也威胁着刘备，因此孙刘联盟仍然松散地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两国间因荆州问题爆发战争才告结束。荆州居于以长江中下游为统治区域中心的孙吴集团上游，威胁着下游的安全。
特别是当关羽在荆州势力膨胀时，孙权因地理位置上的关系，不得不对关羽所领的荆州有所防备。同时，从扩大地盘的角度，占有荆州对孙吴集团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趁关羽正北伐中原，后方空虚之机，命吕蒙袭取荆州，斩杀了关羽。
“笺于曹公，乞以讨（关）羽自效”
为了夺回荆州，刘备集团不惜倾尽国力进击孙吴。这实在是因为荆州对蜀汉太重要了—在隆中对中规划的兴复汉室，须两路出兵，进击中原，而荆州之军是主力。然而，夷陵之战，以刘备集团的惨败告终。蜀汉再也无力对曹魏和孙吴构成威胁；倒是终不能守盟的曹魏对孙吴具有更大的威胁，于是孙吴派人向蜀求和。此时刘备已死，诸葛亮开府治事，决心继续奉行结好孙权的谋略，争取时间，挽回夷陵之战的损失。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派尚书邓芝为中郎将出使孙吴。
关羽
邓芝至吴，引起了孙权的疑虑和不安。孙权心里明白，要是和蜀汉往来亲密，必定会引起曹丕的怀疑。要在魏、蜀之间进行选择，颇使孙权伤脑筋。所以邓芝到来，孙权并没有马上接见他。倒是邓芝很了解孙权的心情，主动上表给孙权说：
“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
这引起了孙权的好奇心，他接见了邓芝，对邓芝说：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邓芝答复孙权说：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这一席话，说得孙权默然良久。 他不禁想起去年曹丕趁夷陵战事刚一结束就兴兵南犯，逼迫他送太子孙登入朝随侍，不管他如何卑辞上书，请求宽限，曹丕也不答应。孙权想起这些，不由得感慨地对邓芝说：“君言是也。”于是决定和曹魏断绝关系，专与蜀汉联合。
第二年的夏天，孙权派了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答礼，先后受到后主刘禅和丞相诸葛亮的盛情款待。不久，诸葛亮又派邓芝使吴。
孙权对邓芝说：
“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
邓芝回答说：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
孙权大笑曰：
“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之后孙权作书给诸葛亮，称赞邓芝为和谈的杰出人才。从此，吴蜀之间信使往来频繁。费祎、陈震等人都多次奉诸葛亮之命去过孙吴， 都为恢复和巩固孙刘联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孙权专门刻了一颗印交给坐镇江陵的辅国将军陆逊，要求他凡是孙权给蜀汉刘禅、诸葛亮的书信，有不妥之处，就要斟酌改定后，以印封行之，然后再送去。
孙刘重新联盟，而且是在没有了荆州这个矛盾争夺体之后的联盟，是巩固的和长期的联盟。解除了孙吴这个东边的敌国之后，诸葛亮可以放手地以极大的精力来安顿内部，发展生产，增强蜀汉的国力。经过几年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蜀汉的国力大增，为北伐中原准备好了充足的物资力量和军事力量。
维护孙刘联盟以利北伐值得注意的是，孙刘联盟虽然经诸葛亮先后派邓芝、费祎等人频繁使吴，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于武昌，还以并尊二帝来告之于蜀，这在蜀汉朝内部引起了一番争论。
有人认为孙权竟敢称帝，无视蜀汉的正统地位，交之无益。提出和孙吴绝其盟好的主张。这时正值诸葛亮帝三次北伐，占领了魏国的武都、阴平两个郡，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点小胜利之后。当他收兵回到汉中时，就接到后主派人从成都转来孙吴群臣以“并尊二帝”的文书，并把朝廷内部的争论也向诸葛亮作了介绍，请诸葛亮作个决断。
诸葛亮从大局考虑，提出了这样一番见解：
（孙）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孙）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孙）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
从诸葛亮的这一番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在思想上也认为孙权称帝是“僭逆”行为，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但他并不因此就贸然认为该与孙吴断绝关系。
相反，他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不但不能与孙权绝交，而且还应继续保持联盟，甚至加强与孙权的关系。诸葛亮特别提到当年汉文帝刘恒为了与匈奴和亲，“卑辞匈奴”；刘备为了与孙吴和好，割让三郡给孙权，订立湘水之盟。
孙权称帝
在他看来，这些“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都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相应策略，是从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绝不是目光短浅、逞一时之忿的人所能想到的。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一位极其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经过诸葛亮这一番分析，蜀汉臣僚都认识到蜀之联吴是势在必行，即使孙权端坐不动，也对蜀汉北伐统一大业很有利。这也充分揭示出蜀之联吴仅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唯其如此，诸葛亮才指出：孙权“僭之罪，未宜明也”，强调对孙权称帝的所谓僭逆之罪，不宜公开宣露。
于是，诸葛亮立即派遣卫尉陈震去孙吴，祝贺孙权践祚。陈震一进入吴国境内，就宣称他此行的奉聘叙好，并希望与孙吴各自约誓。陈震到了武昌，向孙权献上礼物，表示祝贺。
孙权和陈震升坛歃盟，约定灭魏以后，交分天下：把徐、豫、幽、青四州划归给孙吴；而把并、凉、冀、兖四州划归给蜀汉；剩下一个司州，则以函谷关为界加以瓜分。
虽然这么具体地划分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从心理上却起到了加强孙刘联盟的作用。这年九月，孙权从思想上解除了西顾之忧，放心地从武昌迁都到建业（今南京）去了。
从此，诸葛亮也减轻了东顾之忧，就更加专注于北伐统一的大业了。经过诸葛亮的苦心经营，直到蜀亡，吴、蜀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彼此支持，未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在三国鼎立时期，比较弱势的吴、蜀两国，以联盟的形式对抗强势的魏国，乃是当时的特色之一。这个特色，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创造。
正是他的苦心经营，包括出色地践行“结好孙权”之谋略，才有了蜀汉国不算短暂的42年的国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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