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期，遭逢藩王混战和胡族侵扰，进而发展成之后的数百年乱世。加之晋室丧乱，地方叛乱频繁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在刚实现天下统一之后，仅仅数十年就再次动荡的乱世当中，原本的中原王朝和汉民族该何去何从？叛乱、割据、依附胡族……到底该如何寻找出路？
在西晋末期的不堪表现，其实暴露了极多的弊病，但在暴露晋王朝弊病的同时，各方势力也在乱局之中不断地探寻不同的出路。
西晋末期时局简单示意
西晋末期，洛阳、长安二京相继被匈奴攻陷，西晋王朝也随之覆灭。紧接着凉州刺史张寔，在西北称晋王，开创了五胡十六国的前凉政权。这是西晋末期乱世之时，晋朝地方州镇长官谋求出路的一种方式。
洛阳尚未失陷之时，张寔之父张轨执掌凉州，便有心想要割据河西地区，因此在中原丧乱被胡族侵扰之时，有心保存自身在西北的势力。因此，在洛阳危机时刻，张轨虽然也派出军队驰援京师，但并非凉州主力，可见当时张轨作为晋朝地方官吏，在乱局之中的谋算和保存自身。
等到晋愍帝在长安继位，张寔接替张轨执掌凉州，面对长安等地被胡族侵袭，张寔也同样的派出部分军队驰援长安。但是，在刘曜等围困长安城时，张寔的叔父张肃曾经请求解救长安，但被张寔拒绝。直到长安被攻破，愍帝被掳走，张寔派出军队防备胡族西进。这也能看出张寔跟其父张轨一般，都想要偏安西北、坐看西进覆灭的谋算。
从张轨、张寔父子在西北的谋算，其实也能够看出当时西晋覆灭的必然结局。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张氏父子不再全力解救中原，而是努力保存河西势力，这也是张氏父子开创的前凉政权，能够存续数十年的重要原因。
长安覆灭之后，有众多流散的司马氏宗亲势力，想要继承晋室皇统，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阳王司马保和琅琊王司马睿。不过，对于想要继续延续晋室的司马氏宗亲，张寔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措施，有效地保持了前凉政权的“偏安属性”。
南阳王司马保原本镇守关中，胡族攻灭西晋后，司马保有心想要称帝。当时，司马睿在江东筹建江左朝廷，司马保并不想承认司马睿。不过，司马保是典型的有心无力，面对中原匈奴的强兵，无法抵抗，便想要投奔河西的张寔。
但是，张寔担心司马保作为司马氏宗亲，进入河西之后，会借晋室扰乱西北。于是，张寔一边答应去迎接司马保，又派遣军队阻止司马保进入河西。可见当时张寔对于司马氏宗亲的“避之不及”。
无独有偶，司马睿在江东称帝之后，改年号为太兴。但是，已经割据西北的张寔，并不使用东晋的称号，仍然用西晋建兴年号。这是另一种保持西北“独立性”的做法，既以延续西晋年号的方式，来体现效忠于晋室，又以拒绝司马睿年号的方式，来对司马氏在西北继续保持“敬而远之”。
也正是靠着在西晋末期的保存实力，以及对于司马氏妄图插手西北事务的“敬而远之”，让前凉政权得以在西晋末期乱局当中，找到了一条偏安西北的出路！
西晋的丧乱，司马氏宗亲藩王的混战脱不了干系，而在晋室将亡之际，逃散而出的司马氏宗亲，也妄图以司马氏血脉的身份，以延续晋室为名，在乱局中谋得尊显权位。包括前面提到妄图插手河西的南阳王司马保，和琅琊王司马睿都在此列。
不过，南阳王司马保不堪用，选择图谋建立功业之地，又错误地选择了胡族肆虐的关中之地。最终南阳王司马保也落得个被部下背叛，被软禁杀死的下场。
司马睿的运气要比司马保好很多。首先是司马睿选择在江东建立功业，这里并未受到胡族的严重侵扰；其次，司马睿又借助了江东本土士族的力量，得以在江东立柱跟脚。靠着王导、王敦等北方侨姓士族，以及南方顾荣、贺循等南方士族的协助，最终司马睿建立了存续百年的东晋王朝。
看司马睿的出身，其实与原本晋室嫡系血脉相隔甚远， 但却能以“延续晋室”的名号，笼络士族力量建立了江左政权。这其实暴露了当时晋室丧乱之际，图谋权位的士族门阀力量，想要借助司马睿宗室身份实现割据一方的目的。
看东晋历史，其实是皇权被士族门阀左右的历史，即便是司马睿称帝后，也面对琅琊王氏等高门士族的限制。由此来看，当初南北士族推举司马睿称帝，目的当然并非完全为延续晋室，其中实现私利、自保于江东的考量，也占有极大比重。
司马睿在江左称帝，可以说是另类的“天时地利”。正值北方胡族势大，导致大量北方士族“衣冠南渡”，又恰巧江东有三吴之地等优渥条件。在乱世之中想要图谋一番功业的南北士族和司马睿，一起构建了能够号召天下抗胡力量的江左政权。
可以说，司马睿在江左称帝建立东晋，是西晋末期司马氏宗室和士族门阀，在乱世寻求的一条出路，并非单纯地延续晋王朝皇统。
除了如张寔、司马睿这般，能够依仗原本西晋时的势力，割据一方的出路之外。面对动荡时局，聚众起义或起兵叛乱，也算是谋取生机的一条出路。
需要明白的是，但凡起义或叛乱，就会缺少如张寔、司马睿割据时的“名义”。张寔甚至张氏建立的前凉政权前期，一直以晋臣自居，这是前凉得以在河西存续，并未遭到除胡族之外势力明显征伐的重要原因。而司马睿的宗室身份，也是其能够号召北方晋将南下的依据。
但相比张寔和司马睿谋求出路时具备的“名义”，在西晋末期之后的各地众多叛乱中，如张昌、陈敏、杜弢等人的叛乱，就需要因没有“名义”而遭受征讨。而征讨之人，就是晋王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包括图谋江东的司马睿。
张昌和杜弢都是属于流民起义的性质，而陈敏算是身为西晋地方官吏起兵作乱，两者的叛乱其实也暴露了当时西晋王朝的弊端——晋室声望降低，无法节制地方。并且，在乱局之下，即便是晋朝地方州镇长官，也如同陈敏一般，有心趁晋室丧乱之际，谋求权位和前程。
总体来看西晋末期的各地叛乱，与东汉末期的各地割据势力有着明显的不同。相比汉室倾颓的程度，西晋末期的司马氏仍然能够如司马睿一般，具有号召天下的能力。并且，胡族一时无法南下，这给了晋王朝的延续以喘息的机会。而并非如东汉末期的三国乱世一般，各地割据势力纷纷起兵逐鹿中原。
在这种局势之下，各地的流民或者西晋旧臣叛乱，也就缺少了“名义”，面对尚有“喘息”之力的晋王朝残留势力，也就是如司马睿那般的“名义”之师，也就无法真正寻得“出路”。不过，虽然张昌、陈敏、杜弢等人的叛乱，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这的确算是西晋末期乱局之中的一次出路的探寻。
在平定杜弢等叛乱之时，琅琊王氏的王敦以“王师之名”，参与了荆州等地的叛乱。而在这个平乱的过程中，王敦得以崛起，进而成为了东晋建立之后的外部方镇权臣。并且，王敦和王导等北方士族，拥立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得以凌驾于皇权之上。而以王敦为代表的的士族门阀阶层，也算是找到了一条乱世之中的另类出路。
看王敦崛起过程，先是依仗司马睿在江东的名望，得以出师有名，得以都督荆州等地征讨军事；再是获得江东士族的支持，才能够在江左初立阶段，有能力掌控上游数州军事。而王敦崛起过程，也暴露了当时时局的弊病。
张昌、陈敏、杜弢等叛乱师出无名，即便前期波及数州，终因局限于缺少对叛乱之地的掌控，而同时面对多方征讨。王敦所任征讨部将陶侃等，都曾数次败于叛军，但仍然能够率后方兵力击溃叛军。这与当时叛军多乱用亲近亲属掌控地方，无力巩固后方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这不仅是张昌等人以叛乱为出路的局限性弊病，也是王敦得以能够以“王师”讨逆成功的重要原因。
再结合王敦等士族门阀势力，得以趁乱世掌控外部方镇，成为压制东晋司马氏皇权的阶层，这暴露出了当时司马氏地位的降低。与晋武帝司马炎掌权时的皇权至上不同，遭逢八王之乱、胡族侵袭、荆扬等地叛乱，司马氏皇权地位下降，司马氏皇族不再是能够应对乱局的“扛鼎”势力。
而如王敦一般能够趁平乱崛起的士族门阀，帮助司马氏建立江左新朝廷，也就顺势成为了压制皇权的尊显阶层。而士族门阀的崛起，以及在东晋成为掌控朝权的力量，都是这一阶层在乱局之中寻找的出路。
另外，乱局之中留在北方，建立防卫工事以抗胡患的坞堡势力；如刘琨那般依仗晋阳城，号召北方抗胡势力，以及被胡族重创之后，依仗鲜卑之力对抗匈奴、羯等。这些方式都是乱局之中，面对千疮百孔的晋王朝所尝试的出路探寻。
西晋末期乱局之中，该何去何从？像张氏父子那般，面对败局已定的西晋王朝，保存自身势力，远离司马氏宗亲继续染指西北，从而建立了偏安西北的前凉割据，这是一条相对稳定的出路；而像司马睿这般，拥有司马氏宗室的“名义”，借助南北士族足见江左新朝廷，也算是一条不错出路；但在乱局之中为寻找生机而叛乱的方式，因为缺少“名义”，而更容易被尚有余力的地方州镇击溃；在乱世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以王敦为代表的士族门阀崛起，又以拥立新帝之功，得以成为压制皇权的尊显势力，这算是士族门阀在乱局之中的出路；当然了，北方建坞堡自保、依仗鲜卑抗胡等方式，也算是一条乱世之中的出路。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文中历史地图仅为示意，实际以朝代历史地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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