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战乱不止的时期，战争似乎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旋律，然而在战争的背后，蕴含着思想的巨变。
魏晋时期，中华文化进入了自觉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魏晋名士，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当时社会，今日文人口中所说的“魏晋风流”，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嵇康，魏晋风流名士中的代表人物，身处乱世的嵇康，一方面表现出旷世豁达、不拘小节的洒脱，另一方面又具备安贫乐道、不畏强权的儒家思想。
嵇康
两种充满矛盾气息的性格汇聚在嵇康的身上，让人不解，如此复杂的性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相传嵇康这种性格与司马家族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前往魏晋，领略一番。
嵇康早孤，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和兄长抚养长大的。嵇康祖上本姓奚，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会稽一代，因此改为嵇姓。
嵇康父亲嵇昭，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治书侍御史，掌弹劾监察和文牍律令。嵇康的哥哥嵇喜担任过魏置督军粮御史一职，掌出征时督运军粮。在动乱不堪的汉末三国时期，督军粮御史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嵇康的父亲和兄长都是在汉末动乱中追随曹氏集团建功立业的，随着曹魏政权的兴起，嵇氏家族进入了统治阶级，因此效忠曹魏政权的思想打小就埋在了嵇康的心中。
嵇康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并没有像汉代儒生那样负笈千里，受业名师，去接受系统的教育。只需一观，便可通晓领悟。嵇康就靠自学自悟达到了“博览无不该通”的境界。
嵇康除了博览群书以外，还擅长书法，和音乐。饱读经书，笔精墨妙的嵇康在年纪轻轻之时就写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名篇《声无哀乐论》，他独特的音乐观一改当时的主流音乐思想。因此，嵇康的这种早慧特质备受当世瞩目。
翻开中国思想史，可以发现汉末魏晋之际也不乏少年出名的人物，除嵇康之外还有钟会、王弼等人，这些玄学大家往往在少年之时就以谈玄论理而成名。
中散大夫：嵇康
但是嵇康的早慧并没有让他的人生道路得以一帆风顺，反倒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妥协的矛盾冲突。因为才华横溢之人往往胸怀大志，当理想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身碎骨的时候，原有一腔热血也转化为了一种无奈和愤慨，原本的入世之心就会转化为出世之态。日后的嵇康恰恰正是这样。
正始中期，玄学兴起。玄学家们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哲学思潮，也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正始玄学”。
何晏、王弼等人是这一时期玄学思想的领导者。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曹爽为大将军，总揽朝政，亲附于曹爽集团的何晏等人，政治权力逐渐得到巩固和加强。自正始中期开始，何晏、王弼等人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司马氏的力量，掀起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史称“正始改制”。这一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青年嵇康便在这安定的环境中成长。
玄学风气愈演愈烈，嵇康也逐渐受到影响。玄学辩论风气，开拓了嵇康的思路，提高了他的思辨能力。年轻的嵇康也凭借着玄学争辩而名满洛阳，一时间风头无量，更是一度加官进爵，拜任中散大夫一职。正始晚年时期，嵇康娶长乐亭公主为妻，而长乐亭公主的姑父正是何宴。此时的嵇康可谓是享尽了人间的如意事。
影视剧中的曹爽
随着“正始改制”的实施，曹爽、何晏等人考虑欠佳以及改制面临的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改革触犯了官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功勋卓著、势力庞大的群臣纷纷走向了司马氏一边，这让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此外曹爽骄奢淫逸、对外军事的失败，都为司马懿夺权创造了契机。
正始七年（公元246年），曹爽征蜀失败。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司马懿托病不上朝。曹爽听从何晏、邓飏、丁谧之计，软禁郭太后于永宁宫。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独权，使曹魏功臣元勋与曹爽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功勋大臣几乎都加入到司马氏集团。
双方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场夺权的风暴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许多朝廷官员已经觉察到政变发生的必然性。一些有识之士纷纷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为了避免在这场政变中受到牵连，或托病不朝、或直接退出政界。
其中就有陈留的阮籍、阮咸，河内的山涛、向秀，沛国的刘伶，琅邪的王戎，再加上山阳嵇康，这七位名士就组成了著名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嵇康虽有锦绣文章谈论政事，但他本身是一个完全的政治旁观者，在他任中散大夫期间，并未对曹魏政权做出太多实际的事情，毕竟“中散大夫”只是一个“散官”。
曹爽独揽大权，军政无能，司马氏威逼利诱，一步步为自己夺权做铺垫。孰是孰非，终难定论。
一篇《卜疑》就是嵇康此时内心矛盾的最佳写照：其中有对曹爽滥用权力的发问，有对司马氏奸佞夺权的发问，以及对于自己出世与入世的发问等等。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嵇康用“卜疑”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疑惑。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逃离官场，重回山阳。
嵇康回到山阳后，便开始隐居起来，他和阮籍等“竹林七贤”在山阳嵇康家宅附近过着无拘无束的隐逸生活。在这里可以躲避政治动乱，尽情地饮酒赋诗，弹筝抚琴，谈玄说理。他们行为放旷，不遵礼法，经常用惊世骇俗的语言表达对仁义礼教的蔑视。
然而，“竹林七贤”不是一场玄学名士的政治联盟，而是躲避政治风浪的松散群体。随着政局的变化，山涛、阮咸、王戎加入了司马氏集团，刘伶、阮籍亦成为司马氏的官员。此时的竹林七贤早已不复存在。
阮籍
不过庆幸的是，嵇康渡过了波云诡谲的正始时期，而对于他的一生而言，这个时期又是最为重要的。
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掌握大权，司马氏夺权的丑恶嘴脸逐渐暴露，如此行径让嵇康十分不满。曹爽集团实力遭到了司马氏政权的步步削弱。
此时嵇康对司马氏态度也由观望转变为对抗。主要原因便是王凌的兵变被镇压，李丰、夏侯玄等曹魏重臣被杀，皇帝曹芳被废。政治斗争已经逐渐明朗化，司马氏夺权的嘴脸完全暴露，曹魏王朝岌岌可危。
秉性正直的嵇康，从道义上对司马氏产生了愤慨和厌恶。并且传统观念中，皇室永保天禄的思想根深蒂固，嵇康忠于曹魏皇室，司马氏作为篡夺者，是乱臣贼子，因此他在政治态度上坚决地反对司马氏。
无奈于嵇康再感慨世道，司马氏大权在握已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嵇康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种谨慎而微妙的态度，采取“口不论人过”，“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方式来应对四周的险恶环境。不过，嵇康并没有无所好恶、泯灭是非。嵇康的内心对于是非好恶是非常清楚的。并且对于司马氏的谋权篡位，嵇康还曾一度想要采取行动，加以反抗。
高平陵之变剧照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东大将军毋丘俭举兵讨伐司马氏。嵇康站在毌丘俭一方，欲举兵响应，不过此时好友山涛规劝嵇康，不要做傻事，嵇康起兵之事也不了了之，不久后，毋丘俭兵败被杀。嵇康算是侥幸躲过一劫。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虽然当时的皇帝高贵乡公曹髦不过是一个傀儡，但是他对司马昭进一步独断专权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于是亲自率领身边的几百个仆人，“浩浩荡荡”地讨伐司马昭，但是很不幸，曹髦被贾充的部下太子舍人成济所弑。
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群臣的商议之下，曹奂登基称帝，当然也只是个傀儡皇帝，军国大权一直都在司马氏手中。
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山涛升迁至大将军从事中郎一职，这样原来担任的吏部选曹郎出现空缺，于是山涛推荐嵇康继任。而嵇康不但拒绝了山涛的邀请，还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嵇康发出了惊世骇俗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这一言论直接刺激了司马氏政权。
赵孟頫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卷》节选
因为在司马氏独揽大权之初，当时的“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杜撰了儒家的名言，说周公、孔子赞许汤、武以臣伐君的行为，这是在“顺应天命”，极力为司马氏篡位编造符合儒家礼教的依据。可是嵇康却说“非汤武而薄周孔”，言论直指篡权夺位的司马氏。绝交书表面是写给好友山涛的，实际上是在指桑骂槐，暗讽司马氏政权，正因为如此，嵇康遭到了司马氏的怨恨，也为日后的陨落埋下了祸根。
司马昭本欲除掉嵇康，可是无奈于没有理由，因为此时的嵇康影响力巨大，天下文人皆以嵇康为榜样。
后来嵇康因为吕安一案下狱，谋臣钟会向司马昭谏言，说嵇康又龙章凤姿，还曾举兵相应毌丘俭，并且嵇康一人下狱，三千太学生请愿，社会影响力极大，不利于司马氏政权的稳固，必须予以消除。
最终，司马昭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嵇康和吕安。
纵观历史，嵇康之死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为何怎么说呢？嫉恶如仇、直言不讳的性格，敌视司马氏政权的篡位，这些都是嵇康必死的根本原因。历史上的嵇康之死是由于受到吕安的牵连，为朋友之谊牺牲了性命，但实际上，吕安一案的“主犯”是嵇康，嵇康才是司马昭必杀之人。
参考文献
《论语》
《三国志》
《晋书》
《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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