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波谲云诡。二千年来史家、学者常以义帝之死为解析这一历史现象的楔子。其说有两个层次，一乃项羽使人弑义帝，二乃项羽弑义帝是霸楚败亡的开端。宋代李涂《文章精义》就以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其事是项纪的大纲领，所谓“此篇中纪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炤。羽未弑义帝以前，由裨将，而次将，而上将，而诸侯上将军，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二万，俄而六七万，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其兴也勃焉。及弑帝则日衰矣……至垓下，所谓四十万者，忽为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儿耳，所系如此，可见名义在人心，不可没也。”（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一）
这种看似剔肉见筋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了宋以后书生的惯性思维方式，它基于宋明时期理学心学藩盛，宋（金）元清三朝异族军事蹂躏、文化清洗相互激荡而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浓烈异常的“统属”认知，并无贴切的历史根据，如《史记》“项羽纪”载楚汉相争之初，刘邦以替义帝发丧为名，率五诸侯五十六万卒缟素伐楚，项羽仅以三万人破汉军，“汉卒十万余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而“高帝纪”载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而韩、彭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困守，从《秦楚之际月表》查察，此时距义帝死三年余而距项羽乌江自刎仅二、三个月，哪里有关炤的影子。项刘兴衰的分水岭当是被刘邦称为“连百万众，战必胜，功必克”的韩信始登台拜将，义帝的影响是后人（尤其书生）千年附会，如《淮南子·谬称训》所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便考证“纣七十恶”是从东周至西汉陆续添载的）。项羽的败因在相当长的历史背景中都只能是合某一时代政治的解说，而杀故主失民心然后败亡的说法更是经典的儒家命题。苏轼《范增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为增计者，能诛羽则杀之，不能则去之”，洪迈《容斋随笔》“范增人杰”条下以为“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其触动处莫不于此。
但项羽弑义帝作为史实来讨论，却疑窦丛丛。《史记》以史家身份叙说“项羽放弑义帝”主要见于三处，一是《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之元年十月“项羽灭义帝”。《史记》诸表散佚窜夺较多，多楮先生（少孙）等人补缀，这种表述不是太史公习语，不能体现史迁笔法，可存而不论。另两说分见英布传和项羽纪。其中在历史上影响最深的是《黥布列传》的说法：
汉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已记及“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唐代胡曾诗云：“义帝南迁路入郴，国亡身死万山深。不知埋恨穷泉后，几度西陵片月沉”，可见至唐时义帝没于郴县已成定论。
考之《史记》行文，项羽授命英布弑义帝这一结论颇多疑点。
《黥布列传》述英布起家至封九江王的经历甚简，事多见于项纪，本传集中铺叙的是背楚背汉两次转折。背楚一例又侧重陈说汉谋士随何策反英布的说辞，其中有关涉义帝之死的表述，称“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这一陈说应该可以作出两种推断，一是随何清楚义帝非英布所弑，否则在如此敏感时刻敏感场合，最为忌惮的义帝之死是理当极力回避的话题；二是随何说辞本无记载，上面的言语是太史公所托，那么司马迁以为义帝之死非英布所为也应可以成为合理的结论。而“英布列传赞”总括其生平，有英布为项羽坑杀助虐之评，无一字关乎义帝之死，也可资证。如若不然，则只能理解为英布和刘邦于杀义帝一事上有某种令人惊心的默契，以至可以公开谈论而没有忌惮。
《史记》载义帝之死还有另一说，《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四月”：
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衡山王吴芮，原秦朝鄱令，反秦后号番君，因率百越佐诸侯，从项羽入关而封）临江王（临江王共敖，义帝柱国，即令尹，以击秦有功封）击杀之江中。
《高祖本纪》也有近似的表述：
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王、 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
英布杀义帝说的畅行极可能俑始于《汉书》，班固记载义帝之死袭陈英布追杀之说，分见“高帝纪”（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项籍传”（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英布传”（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尊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之郴），并无衡山、临江事。众所周知，史、汉两书，唐前士子学者多崇班抑迁，班、马所述不同，极可能称引班《书》所录，何况《史记》同一事而异说，使人莫衷一是。班固纂写《汉书》时整一《史记》材料，使之有序，自范晔以来已成公论，但“义帝之死”一事删汰临江、衡山事，显见有“史”外的考虑。
楚汉相争期间衡山王吴芮从汉，徙为长沙王，《史记》“高祖纪”载其事，出刘邦口，所谓“皇帝曰”：
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
其理由直如儿戏。而《汉兴以来诸侯》称“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惟独长沙异姓”，且吴芮的长沙国传五世，只因为无嗣，封国才除。这在嫉贤害能自私无赖的刘邦治下，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中间不知有多少“不足为世人道”的事端。若衡山（长沙）王弑义帝，尴尬的怕不是项氏而应该是刘邦。
临江王共敖，义帝柱国重臣，若杀义帝，牵连到项羽也十分勉强，何况“高祖纪”载天下大定，诸侯皆臣属汉后，临江王共欢（敖薨后，子欢继立）犹“为项羽叛汉”， 项汉之间，项即是楚，太史公笔下“为项羽”云云，岂是信其轻易弑楚帝之人？
因此，《汉书》采《史记》中英布弑帝一说，多不是出于事据，《汉书·司马迁列传》称《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一心为刘汉隐恶讳丑的班固最后指认英布弑帝，一者可能是英布一生反秦叛楚叛汉，弑义帝一事虽“莫须有之” ，但可以“想当然耳”；一者可能是英布在三人中与项羽关系最为特殊，如果出于这一考虑，那便有栽赃的险心了。若是秉史直笔，刘邦或许应该从这一事件的隐身处浮上前台，惜班书不肯着一笔。
《史记》虽随写随编，节次也有错杂，但以史迁的才力，记载义帝之死这样的大事断不至于如所见的这般混乱矛盾，其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司马迁有充足的理由或证据判定义帝之死非项羽指使，而记载却只能这样不得不尔。《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来者，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之说或许正是这种种曲笔的自诉。因为只有刻意设疑，扭曲的文字历史才有辨明的时候，若只述一说，时日略长，存于民间的真相传述、知情者的陈说固已湮灭无踪，于当朝不利的档案史料更无幸存之理，天网恢恢，真相原本比大多数东西更易错漏而湮灭销亡。至班固《汉书》在义帝死因上只备一种说法传世并且大流行，千多年来疑案几乎一直在作为定论流播。司马迁深忧之事成为现实，更可见太史公当时如此行文“述事”的必要和远见。而历史学上也确实有学者因此启疑，故尔不时地透出些有趣的声音来。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一”载：“二年。冬，十月，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杀之江中”，命分属不同的三诸侯杀当时的天下共主，用一“密”字，迂腐如《通鉴》者，对此事的怀疑也是历历在目的，何况衡山临江九江三王杀帝自《史记》纠合而“汉二年十月”采《汉书》，较《史记》常规的“汉之元年八月或十月”说有整年的差误，距《月表》英布归汉仅两个月时间，时英布因为伐齐王事（汉之元年）与项羽抵牾日久。智者于狐疑或不便正说处，理当如夫子所说“付之阙如”，或“存而不论”。
《史记》迄于汉武太初间“获麟事”，一如孔子述《春秋》束笔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事”，《太史公自序》更明言意在绍承夫子，以《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自寄，却于义帝之死一事上树嫌疑兴是非，那种种不得不尔的历史依据应该是剖解这一谜团的钥匙。
《史记》以史家身份载项羽使人杀义帝的上述文字，常用“阴令”的修辞，以申明那几种说法并无直接证据。而直诉项羽弑义帝的，不见于“项纪”，却出自《高祖本纪》，汉王出关，“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乡绅名称，董公遮道说汉王，其中有关义帝怎样死在《史记》里并无记载，而刘邦因之袒而大哭，因之发丧发使，因之讨楚，所谓“项羽放杀义帝”原出自刘邦发使讨楚的言辞。至其受困广武间，以项羽十罪的说辞应付项羽的“独身挑战”，其中罪九称“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十称“为人臣而弑其主”。刘邦这前后两次指称，使“义帝之死”一事终汉一朝，不可能有贰说。而史迁又深信其事之伪妄无赖，这应该是《史记》记此事多兴事端的原因，因为非如此不能于日后重评斯狱。“述往事，思来者”云云，正说的是《史记》中的这一类情形。班固在这一事件上整齐事端，不仅入宝山空回，且披金沥沙，不能说没有为汉张目的隐衷。其记“董公说汉”一节较《史记》详尽，可见踪迹：
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是出于兵争的需要，原无半点公义之心，《通鉴》记此事从《汉书》，却在其后立续一事：
使者至赵，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馀乃遣兵助汉。
司马光对董公与刘邦间的这一折演出没有一字评价，但在史、汉写法以外着意以“诓赵（陈馀）”为映衬，其态度已煞是鲜明。所以王夫之《读通鉴论》直陈“高帝无哀义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逢场作戏的拙劣表演令尊刘贬项者都难以卒目，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所称“抑亦班氏父子所谓慎敷其事，整齐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与”，是从辨析班马的史才上着手，不知不觉中疏漏了两者史心的同异。《史记·游侠列传序》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是太史公愤激之言，至班固却居之不疑；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胠箧》）的反语班氏也以正理看了。儒学政教化后对思考力的钳制有这样的功效，实在可怕，尤为可怕的是它的禁窒连绵一二千年。李渔论朱熹去汉千年而畏汉朝，私高帝之甚，是因为刘邦得天下以“正”，哭义帝而伐楚，是欺天下人以“方”，这种思维方式着实令人毛骨悚然。
章学诚《文史通义》谈“史德”以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有所具者事，所凭者文，而其所贵者义的说法。若认为“义”之一字是指天下公义千载公理，《史记》可以肩担良史之谓。
《淮阴侯列传》叙韩信谋反，用的是记本事处时见其行文矛盾，而于行文其它处提供暗证，至满清乾嘉间，虽无一丝考古新料，学者从史迁行文间已考订韩信谋反的诬妄，千年沉冤得雪也是假史公幽微笔法。而“项羽弑帝”一事行文的神气与之酷肖，试分言之。
由项羽一方论，并无杀义帝的现实要求。东坡《范增论》以为项羽矫杀卿子冠军宋义后，怀王与项羽已成水火，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若项氏成功而怀王固不能有楚，而乘项梁之死兴夺项之计，项羽与怀王不能并世立，都是成见在先而忽视了司马迁的笔意。项羽灭秦后犹以怀王为国主，使人报怀王，怀王答：“如约”，双方并无仇雠间的狐疑，而项羽欲自王，则先尊怀王为义帝。帝、王之分，《史记》“秦本纪”载赵高杀二世后立子婴为秦王、去帝号的说白已很清楚的表明，帝乃“君天下”者。由此可见项羽虽然怨怀王，不用其命，但乃视其为天下之主，他自己并无君临天下的意愿，不过行东周故事，为诸侯伯（霸王）便满足了，少年时观始皇游会稽，声言“彼可取而代也”，现在功业已成却居西楚为王，徙义帝江南，双方已无实质性冲突存在。怀王在一日，项羽便可按自己的意愿“主伯”天下一日，这应该接近项羽的理想了。“项纪”渲染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心理实是为之注脚。
在太史公的笔下，项羽也没有杀义帝的心理倾向和人格因素。《史记》多处称述项羽的柔仁，高起、王陵答刘邦问有“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句（“高帝纪”），陈平有“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句（“陈平世家”），韩信有“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句（“韩信传”），项羽的暴戾，集中体现在灭秦进程中坑秦２０万降卒，但秦与项氏有数世家仇国恨，其祖项燕，季父项梁都死于秦，称不共戴天不为过。即使这一性格，在太史公笔下更多的是刚毅的正面表现，《史记》“巨鹿之战”一节的着笔，虚字绵连动词果决，区区６０字凸现项羽淋漓酣畅的豪气：
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至乌江路断，太史公犹为项氏增色：“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临死，寄乌骓于乌江亭长，赠“（带汉军前来指认的）故人”吕马童以自己的首级，太史公如此地浓妆重彩、雕砌项羽的不世英雄气象和重故交旧情的性格，正信他断无龌龊小人常揣“秘计”算计别人的可能。而封刘邦为汉王事，其笔法笔意莫不伸张“项羽弑帝”这一汉说的无稽：
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史记集解》苏林曰：“讲，和也”，《史记索隐》服虔云：“解，折伏也”，《说文解字》：“讲，和解也”，面对“拒关”“逃宴”的刘邦，项羽、范增明知其有不测动机和业有事实还封其为王，只因恶负约之名，担心诸侯背叛，况当初范增说项氏立熊心为怀王，《史记集解》应劭对此有精当的分析“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既不杀当杀的刘邦，断不起弑不该杀的义帝之心。顾炎武《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当是一例。
项羽败，楚地尽降汉，而义帝最初封予项羽的鲁地“独不下”，司马迁书“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若是项羽杀的义帝，这岂是太史公的笔法。
因此，“项纪赞”评项羽一生有两失，前者称“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过在争楚地而弃关中霸业，放义帝江南有之，杀之则无；后者称其“自衿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正是叹刘邦公然以这种见不得人的丑行诡计得意于世，叹惜项羽全不解行兵用政的“诡道”（古道）而欲力征天下，清代过珙评述这一节文字时以为“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太史公一生主见。文虽抑扬相半，然意思但是惜其不悟，非罪羽也。看其名曰‘本纪’，冠于汉首，视羽为何许人哉”（《古文评注全集》）卷四），明钟惺有类似说法，并认为司马迁这一篇文字是深惜项羽不成帝业，这断不是太史公对阴谋篡弑之人的情感。
《史记》下笔的难处是为当朝人事叙传，特别是关涉到汉家帝王的内容，这从后代“起居录”“国朝小史”之类文字的庸碌上可以想见。但史公断不愿依顺权势弯曲逆折事实，因此笔端常出歧途，如注力于一些看似不关全局的琐屑刻画，从情理分析常无历史（事实）依据，细加推敲便有迷途灯炬的妙处。如“淮阴传”起笔便写韩信布衣时“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后亭长妻不给韩信准备饭食事，至韩信为王，召亭长赐百钱并对他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以韩信的遭遇，这一相隔多年的细节决无史料可采，史迁如此添笔，亭长所指不言而喻，因为“为德不卒”正是刘邦施于韩信一生的最好简括，如此才能读出其“事”在传中意义来。不能替韩信蒙冤秉笔直书，只能如此别开生门。一个杰出作家的笔法总有踪迹可求、规律可循，“《项羽本纪》赞”劈空也是突兀之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项羽一生千头万绪，却闲闲地说“闻其重瞳子”，而托言周生，说舜也是重瞳子，凭此生出项羽是舜的后裔的推测，考《王帝本纪》，舜父瞽叟、异母弟象屡次谋害舜，而舜“事瞽叟爱弟弥谨”，及舜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项羽是否舜裔本无特别的意义，但究其着眼点，未必不可以借“淮阴传”读法，作项羽、怀王、刘邦三者关系的索影。清代林云铭以为“暴”是残虐之意（“暴”在此当解作迅速，快），于是闭门造车：“其引舜目重瞳，亦非闲话，乃借一至仁之主与至暴者相形耳”（《古文析义》卷八），如此南辕北辙的读法正说明太史公受误解之剧而后人受习惯思维影响之深，汉末王允斥《史记》为“谤书”，倒是史公知音了。
梳理《史记》，可以断言项羽与义帝之死没有直接关系。至于义帝真实死因，由于不外两种可能，不妨稍作推测。
一是义帝直系臣僚所为。《史记》载项羽徙义帝长沙，而义帝群臣渐渐背叛他，其臣下有力者欲弑帝而自王是乱世常情。与义帝属地相壤的九江、临江、衡山三王中一二或受项命或自己出兵平叛，因刘邦指项羽弑帝，史实遂湮没不闻。有《通史》称义帝死于属下，惜无考据。
二是义帝之死与刘邦有某种关系。此说看似惊世骇俗，但《史记》不乏蛛丝马迹。如上述，长沙王（原衡山王吴芮）事的蹊跷，而《史记》载英布叛楚事也见十分的可疑。《黥布列传》述汉之三年随何说反英布，多以淮南称之，所谓“使淮南”，“淮南王曰”，只有随何在英布尚狐疑而诓楚使者英布已归汉时方称“九江王”，而汉四年七月，刘邦方正式立布为淮南王，顾炎武《日知录》摘录此例为笔误，怕疏忽了司马迁“补敝起废”的史心。而刘邦于汉之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三月方有董公遮道说义帝死事，似有未卜先知之能，否则为“天下共主”的义帝在，焉有汉社稷之说，该不是英布早受刘邦教唆，夺相邻的义帝地，杀之郴州，又狐疑于汉的反间，怕项羽以伐齐之名召而惩诫，拥兵自保。刘邦早知义帝之死，以为出关极好时机，以子房之谋深，陈平之计诡，怎不如一乡绅，但须发自他人之口以掩耳目罢了。这种种乖怪情形不能不令人生疑，以至明冯梦龙就已借神鬼异端来揭刘邦痛处：
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郦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国朝卢廷选进士为楚臬，暴卒，良久甦，自言为项羽讼高帝事。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义帝，而佯委罪羽，缟素发丧以欺天下后世。
卢在汉即九江王也。事甚怪。（《智囊全集·见大》董公”条评）
诿过于人，原是刘汉长处，于拒关不纳诸侯，刻印封六国后人等荒唐事上刘邦都借人塞责，汉七年击匈奴，刘邦辱械劝阻用兵的刘敬，至白登被围七日，赦敬时却道“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其刻薄寡恩，更是世无其俦，为逃命推堕儿女孝惠、鲁元车下三次，为避战，扬言分食生父太公的肉羹，定天下后谱十八异姓王，侯百十，且与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即使到黄河细如长带，泰山小似磨石，诸侯功臣的封国也永远安宁，并且世代相传），而百年后只余五侯。况《史记》录刘邦于汉十二年封秦汉间帝王守冢事：“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独漏过最不该漏过的楚义帝，岂非亏心太甚之故？因此，无论事理情理，义帝之死于项羽断不如死于刘邦可信。
义帝之死或许如郴州义帝陵前华表联语称“楼头有伴应归鹤，原上无人更牧羊”， 于现实并无多大影响，但太史公叙此事婉曲艰辛的良苦用心，于当下读书的、提笔作文的理应有所警示，时世总如罗网，笔下却是方寸真境地，不可不三复斯言慎而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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