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文人的天堂，也是文官的天下，两宋三百年，出现不少领一时风骚的大人物，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一个个风头无两，但要论谁的成就最高，谁的风评最好，那就是范仲淹。
对范仲淹的高评价，不仅是两宋人物的共识，也是后来朝代所公认，就连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范仲淹在边疆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不断建城，逐步推进，蚕食了西夏的生存空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虽然只推行一年，但给北宋官场带来一股清流，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范仲淹诗、词、赋样样出彩，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感染了无数文人。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当朝和后世“两宋三百年，此为第一人”的高度认可。
其实，如此优秀的范仲淹，曾经也是个“非常愣”的文人，只是有两个人促使其发生了蜕变，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政敌，叫吕夷简；一个是他尊敬的人，叫王曾。
范仲淹
范仲淹的出身比较复杂，在他两岁时，亲爹死了，此时的范仲淹傻乎乎什么都不知道。亲爹范墉死了，母亲谢氏却无法在范家生存，因为范老爷子不是一个老婆，这个小老婆的存在，在范家人看来，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谢氏很受排挤。
气愤难平，谢氏抱着两岁的范仲淹出了范家的大门，这一走就再也不是范家人了。但是孤儿寡母还得过日子不是，因此谢氏又嫁了，这次的丈夫姓朱，叫朱文翰，范仲淹的名字就此改成了朱说（yue）。
朱说是个聪明的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谢氏和欣慰，看着朱说的逐渐长大，开始考虑什么时候告诉其身世。公元1011年，朱说已经22岁了，谢氏把朱说的身世告诉了他。
想想自己，活了22年，才知道自己的爹不是亲爹，自己的姓不是自己的姓，这种冲突，让范仲淹伤感不已，毅然出走求学。但，范仲淹继续用着“朱说”这个名。
公元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的名考中了进士，从此成为了“官家人”。宋朝那时文人的工资不低，因此范仲淹把母亲接了过去，开始尽孝。在母亲去世后，范仲淹才把姓名“范仲淹”恢复了。
不得不说，范仲淹这个年轻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非常值得称赞，刚进入仕途时，小范干的是相关监狱管理、诉讼等方面的工作，因为公正廉明，刚正不阿，获得了上下的好评，由此往上小升了一些。
范仲淹第一次进入很多大人物的眼中，是在1021年调到泰州海陵时发生的，泰州近海，就是黄海，当时的黄海远没有现在这么温柔，时不时“骚扰”一下附近的村寨，顺便送一些人和牲畜去阎王殿。之前，唐朝时曾有海堤，五代后早已废了，而且一直没有修缮。为什么这事没人做？因为不容易，很难，海岸线长500多公里，建个海堤，实在不容易。但范仲淹是个认死理的人，满腔充满着为国为民的抱负，于是在范仲淹的努力下，带领上万民夫，一年就建成了海堤。
这下，很多人对范仲淹刮目相看，这书生行啊，很难干。但是，转眼间，一场台风夹杂着海啸，把海堤冲得七零八落。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根本不是一个书生能干的，当地老百姓也认为这是天意。
但，不愿轻易认输的范仲淹，总结失败，第二年再次发力，真有点《老人与海》当中老渔夫的精神，决不放弃。这次，虽然历经时间更长，有整整两年时间，但范仲淹成了，而且这次建起的海堤，无比牢固，抗住了大海一次次的冲击。于是，这个书生出名了，成了朝野内外小有名气的人。
之后的仕途之路非常有意思，范仲淹行走在“召回中央”和“贬出京城”的道路上。这是为啥？因为这是个认死理的人，爱憎分明，同时又胸怀满腔抱负。
范仲淹的胆子非常之大，皇太后他敢怼，朝里高官他敢怼，在他看来，为了国家，为了苍生百姓，该怼就怼，决不手软。这样的人，在官员当中，会受到一定认可，同时也会被很多人排斥，因为太尖锐了。
范仲淹怼的最狠的官员，应该是宰相吕夷简，而对于另外一位高官王曾，范仲淹基本没怼过。
范仲淹
范仲淹和吕夷简是政敌，按理来说吕夷简的官位比范仲淹高，范仲淹的胆子看起来不小，实际上，是因为宋朝的文人所处的环境相对宽松，而宋仁宗又是仁慈的主，所以小范一心为国的正义，有了发挥的空间。
范仲淹与吕夷简的矛盾起自皇帝的家事，当时郭皇后打了宋仁宗一巴掌，宋仁宗想要废后，副宰相吕夷简大力支持，而范仲淹等人却坚决反对，因为此事，二人在朝堂争辩，吕夷简最后理屈词穷。
词穷的是吕夷简，但被贬出京城的却是范仲淹。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范仲淹被贬出京城，到了苏州，在其后的苏州水患中，范仲淹发挥出色，就此又被调了回来。
此时的吕夷简已经是首相了，由于看不惯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扶持亲信，范仲淹开始挑战这个大领导，历经数月，查清楚了因为吕夷简而升值的官员，并做出了“百官图”，向皇帝呈了上去。
这是个勇敢的举动，伴随着无尽的风险，扳倒吕夷简也就罢了，扳不倒，惨了的会是范仲淹。也许，是皇帝更信任自己的宰相，更也许，皇帝根本没见到“百官图”，总之，范仲淹败了，于是，范仲淹被贬的命运无法躲去。
范仲淹是第三次被贬了，称赞者有之，骂他傻叉的有之，这些范仲淹可以全不在乎，但他在乎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对他的支持大一点点，吕夷简的日子并不会好过，而这个人，冷眼看待自己的行为，木然看着吕夷简的张狂。因此，在离开京城前，范仲淹带着不甘来找这个人，这个人是当时的副宰相王曾。
王曾绝对是当时的大人物，是当时的次相，曾经连中三元，妥妥的大状元出身，当年丁谓不可一世时，王曾就敢于和丁谓对着干，最后丁谓下课了。按理来说，在吕夷简任相时，王曾猛一点，就可以保全范仲淹，和吕夷简集团对着干了，可这次，王曾什么也没有干。
当范仲淹来到王曾门前，对王曾说道：“明扬士类，宰相只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
什么意思呢？王曾王大人，我的恩相，你身为宰相，理所应当弘扬士大夫之中的正气，可是你袖手旁观，这实在是你的一大缺憾。
范仲淹的言词很有道理，王曾是个很牛逼的人物，如果王曾要出手，吕夷简必须用心面对，想胜利也就没那么容易了。但，范仲淹就是不明白，为何王曾不出手？
王曾笑了，反过来说了十二个字：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当范仲淹听到这句话后，突然感觉自己的脑袋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敲了一下，突然间明白了很多道理。
范仲淹和腾子京雕像
王曾说了十二个字，那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意思是：作为执政大臣，把恩赏全揽到自己身上，那怨恨归谁呢 ？
范仲淹因为这十二个字，内心当中波涛汹涌，突然顿悟，如果都想要好名声，那么坏的名声谁来担呢？吕夷简是个坏人吗？难道他做的都是坏事吗？
想了很长时间，范仲淹总结出：做事和党争相比，做事更为重要；扳倒一个人和大局相比，大局更为重要；如果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有人开口骂了自己，那么还是应该做正确的事。
想起当年，再看看现在，范仲淹摇头不已。自己曾经搞监狱管理，搞海堤建设，都是做着建设性的事情，现在却在奋力地做着破坏性的工作。
范仲淹终于明白，王曾不和吕夷简争，是因为王曾一出手，朝廷势必成为两大集团，互相间争斗个不停，损失最大的还是国家，还是黎明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王曾不会选择和吕夷简拼的。也许，此时的选择，王曾是明智的。
范仲淹这次的离开，心境非常充实，他的境界陡然提升，他完成了真正的蜕变，如果曾经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现在是跳了龙门，成了真龙。
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对国家治理，还是自己在西夏战场，范仲淹的整体把握都是非常出色，也真因为如此，后人对范仲淹的评价高于欧阳修等一众文人，也高于王安石、司马光等改革家。
于是在不久的以后，有了“大宋三百年，唯此一人。”的高度评价，甚至有人说他是大宋王朝真正的完人。
其实，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范仲淹的蜕变，来自于思想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认清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明确了做事为上的原则，清楚了结果第一的宗旨。
岳阳楼
从此之后，范仲淹越发成熟，就此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做官理念。范公，大宋三百年，真正的大才，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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