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展客石窟笔记
很长一段时间，云冈石窟尤其是“昙曜五窟”作为比对物，云冈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十六国北朝石窟研究的走向。“凉州沙门、佛事皆俱东”的记录，以及史实中昙曜来自凉州，作为云冈石窟最重要的的昙曜五窟，从逻辑上来应能找到凉州石窟的影响。但事实是，昙曜五窟的形制、体量、题材和布局都与河西石窟差别显著
北凉被排除了，那么可能只能从秦州/长安去找起源了
具体说——我认为要去麦积山找起源。如果说天梯山石窟能被称之为“石窟鼻祖”，麦积山石窟至少也是个“石窟中国化之祖”
1.
圣地麦积山
麦积山石窟在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而天水本身就是汉王朝的疆域向西的拓展的产物——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分陇西置天水郡，以“郡前有湖水，冬夏无增减，取天水名”
与天水同步在嘉陵江流域的陇南山地一带设立武都郡。陇南山地，由秦岭山脉西延部分和岷山东延的支脉摩天岭组成，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之一，长江主要支流的嘉陵江有多条支流均发源于陇南山地
天水原先所在的陇西、天水、武都三郡构筑了今天甘肃省定西市、天水市和陇南市的行政区划雏形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十三州刺史部划分，陇西郡和天水郡归凉州，武都郡归益州。这可能就像是一个历史的预言，自此陇西郡、麦积山所在的天水多在北方政权的控制下，而武都多在南方政权的控制下。唯一的例外，是两宋之际宋金双方在此反复攻防。渭水以北由金管辖，渭水以南归南宋管辖。彼时的麦积山所在地区归南方的南宋四川路管辖
秦岭山脉西段北麓群山环拱，麦积居中一峰突起。现存文献（多为唐后）和碑刻（多为宋后）显示，麦积山石窟开创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时期。但麦积山在五世纪初即有佛教修禅活动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
高僧传记载玄高在麦积山禅修,聚集僧人百余人。高僧传，梁天监十八年由慧皎撰，也就是至晚自北魏起就以麦积（麦积崖）为名。“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
玄高天资过人，聪敏好学，十五岁 “已为山僧说法，受戒已后，专精禅律。闻关中有浮驮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前往拜师。“旬日之中，妙通禅法”。浮驮跋陀感叹其悟性之高，卑颜推逊，不肯受师礼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让浮驮跋陀如此推崇，这一段感觉和张良遇到黄石老人的境遇可以一比
浮驮跋陀是谁？华严经的翻译者！这可是一个可以和鸠摩罗什对谈的“大德”（浮驮跋陀闻罗什在长安， “即往从之，什大欣悦，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而且罗什虽然以译经、译禅经闻名，但他本人并不重修禅，浮驮跋陀则是以禅律驰名的大师
浮驮跋陀，即佛驮跋陀罗，359-429年，北天竺人。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对罽宾极为熟悉。408年进长安，但在鸠摩罗什卒后的414年左右被罗什门下排挤赶出长安，辗转到庐山投奔慧远。玄高见佛驮跋陀罗，大约就应该在414年左右
义熙十二年到十四年（416—418年），佛驮跋陀罗先后翻译了法显带回来的的梵本经律，包括《修行方便论》，这部经书对禅观修行作出了详细阐释
华严经最开始是慧远的弟子支法领在于阗获得梵本。佛驮跋陀罗后来从庐山到达建康后，从义熙十四年到宋永初二年（418-421），翻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
佛驮跋陀罗在庐山的搭档慧远（334―416），可能才是石窟中国化的开拓者。东晋义熙八年（412），慧远听说西北天竺那揭罗曷国有相传释迦留佛影的佛影窟，也在庐山营造佛影窟。“远闻北天竺有佛影，欣感交怀，乃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算画工，淡采图写。色凝积空，望似轻雾，晖相炳瞹，若隐而显”。着佛影铭刻于石上，并请著名文学家谢灵运刻铭“以充刊刻”
这一段描述与高僧传中刘宋时：“于光处起寺，即崖镌像，因险立室”的描述有异曲同工，都是最早的石窟的记录
慧远的行为本质是一种“圣地转移”的行为。但营筑龛室，绘佛“光相” ，“若隐而显”中感见释迦本人的佛身，很难不让人不想到麦积山
《修行方便论》也提到成曼荼罗，“尔时修行明见无量色种，犹如山水漂积聚沫” ，
麦积山由于山势较周围山丘高，且雨水较多，每逢阴雨连绵，便隐于云雾之中——天水八景之首的麦积烟雨大体就是“犹如山水漂积聚沫”的样子吧。正如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李天铭老师所说：麦积山的自然景观符合禅观经典中所提到的禅观境界，至少可以辅助说明玄高当时为何选择麦积山
加上成曼荼罗图，其中为“须弥山”，而这也符合麦积山“麦积居中一峰突起”的实际
可以想见在禅观一脉的众僧眼中，麦积山肯定俨然如一座圣地。加上庐山的实践，营筑龛室显然只是时间问题了
2.
空中佛阁
麦积山早期洞窟主要分布于麦积山西崖中下部。均为敞口型大龛，顶略成穹隆形。第 74、78窟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麦积山石窟现存的第一批洞窟之一，但具体早到何时分歧很大，十六国晚期到北魏太和年间都有所论述。当然越来越多的科技证据支持麦积山西崖中下部与凉州模式同期
（多认为第一批还有70、71、165、57窟，其中165 窟宋代重修使得造像面貌与题材布局产生巨大变化）
虽然74、78两窟的前部已完全损毁，但可以根据残存洞窟形制和造像来简单做分析
78窟，敞口平顶龛，正壁塑坐佛一身，佛像躯干及下半身衣褶线密集且平缓，呈微有起伏的条带状，条带间附有线刻；左侧胁侍菩萨一身；正壁左、右各开一小龛，小龛内塑思惟菩萨、交脚菩萨各一身。右侧胁侍菩萨一般认为为隋塑，非本窟造像
正壁和左右壁及窟顶间呈圆弧形交接，佛座下有较高的倒“凹”字型台基，这些都与云冈昙曜五窟相似。当然最相似的要算佛像袈裟的半偏袒式形制——78窟主尊与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在形制上几乎如出一辙。细看，有一种麦积山佛像存在经过改造成为云冈佛像的既视感
佛像袈裟的半偏袒式形制，不见于印度，多认为起源于喀布尔和巴米扬地区。袈裟不同程度地遮盖右肩、右臂的这种袈裟形制，早期在犍陀罗多用于主佛旁边的比丘，后成为佛像的主流袈裟形制之一。王云老师认为克孜尔早期洞窟、麦积山第78窟等石窟内的半偏袒式佛像，承袭的是4－5世纪犍陀罗，详细论述请参见王云老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的“圣哲的衣装——半偏袒式袈裟溯源”
78窟正壁佛像的头发和肉髻是漩涡状的水波纹，头发的正面和两侧面各刻一个漩涡，鬓角和耳朵上方则刻成数组不连续的水波纹：
往前，4世纪前犍陀罗佛像常发纹和肉髻为水波状，这次故宫犍陀罗大展有很多实例
往后，这种漩涡状的发纹出现在云冈第二期第11窟西壁第二层中部的七立佛，也出现在台北故宫藏北魏太和元年阳氏造释迦牟尼鎏金佛像
左胁侍菩萨仅存上半身，面部特征有“胡气”
左、右壁应塑坐佛各一身。目前存右壁一身，左壁佛残留局部右腿，其后露出一方形桩眼，应为固定塑像之用
云冈二期第7、8窟也有思惟菩萨、交脚菩萨题材
70年代，78窟右侧坛基上查找出有“仇池镇……经生王……供养十方诸佛时”的供养画像及榜题，明确造像与十方三世佛有关。佛坛壁画表面是五代重绘，边角泥层断离处可以看到下层壁画，即著名的仇池镇供养人（1965年剥出18身），供养人头戴软角幞头，抹额束带于脑后作结，身着圆领窄袖服装，手持 莲花、忍冬等，与1965年莫高窟125和126 窟的窟前崖壁裂缝中发现目前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绣品——北魏刺绣供养人衣着相近。推测该窟原供养人画像有百余人之多。墨书残存在其中第7身的身旁
供养人帽子的也与敦煌莫高窟275窟供养人帽子很接近
78窟作为麦积山石窟特窟可以购票参观。不过，虽然我每次来都会认真辨读，但至今都未能辨识出仇池镇的字迹
笔记3里面写到过：426年，北凉在与西秦的战斗中开始占据主动权。这一年，蒙逊在得知北魏围统万、占长安后，附魏。魏封与蒙逊同时来附的仇池王杨玄为南秦王，并没有理睬蒙逊
仇池镇在现甘肃西和县洛峪，临近秦州，设置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同年，太武帝灭佛。故原来猜测452年后都是根据复法而来；也有学者猜测78窟这次修缮与466年武都王杨元和投奔北魏有关。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佛像是复法之后的产物，略早于云冈20窟大佛
供养人可能与太和十二年（488）开始废镇立州、废镇存州有关。仇池镇“改为梁州”，仇池镇“改镇立州”后，在原来仇池镇都督区“镇将+ 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基础上，衍生为“镇将 + 州刺史 + 都督诸州军事”
正面台基边缘的木边框有多处严重火烧痕迹，且绝大多数焚烧木框在“仇池镇壁画”下层，有麦积山的学者猜测为北魏太武帝灭佛遗迹
1978年7月，在清除佛座周围的泥土和碎石时，发现火头明王（乌刍沙摩明王）、伎乐两块壁画，为北朝晚期至 隋代的画风（麦积山自己定——隋）。上一次展出是2020年的常州麦积山展，我及我的很多朋友专程去常州就为了欣赏这两块壁画。2023年7月-11月，这两块壁画也在深圳南山博物馆展出
可以想见麦积山的78窟在隋代进行过整修或重修，类比的事莫高雷的268、272、275三窟，也一样在崖面占位方面位居中心，话说这样的位置为以空间改造为目的进行的修葺肯定是不可少的，隋代对于早期石刻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坎”
74窟，敞口平顶龛，正壁塑坐佛一身（头部和双手为清补塑，极丑），着袒右肩式袈裟，衣纹表现为细密的阴刻线。左右胁侍菩萨各一身
胁侍菩萨高髻，头戴三圆形宝冠，弯眉突目，双耳饰耳垂，发辫分三绺披在肩上。袒胸鼓腹，赤足站于双层半圆形莲台上，一手下垂持净瓶或飘带，另一手于胸前持莲蕾。飘带搭肩绕臂后浮塑于墙面
同样正壁上部左、右壁各开一小龛，左龛内塑思惟菩萨及二胁侍菩萨，右龛内塑交脚菩萨及二胁侍菩萨
左右壁塑坐佛一身。坐佛着偏袒右肩袈裟，袈裟沿右肩垂下。左壁坐佛虽残，但可见坐高与右壁等高。三身主佛像的形体高大，古朴庄重
另外1988年，在74窟正壁佛座内出土颜色碗10个，碗内残存石青等五色颜料，每种分深浅两色
按照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张铭老师在媒体的介绍，已经开始着手编写的麦积山石窟考古报告，正在利用数字化测量、碳十四测年等技术，对麦积山石窟74窟、78窟所有文物信息，以文字、数字化测绘、图版、影像等多种形式，进行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记录，并进行初步的复原和对比研究
3.
河南道
▲ 西海长云展览展板
河南道，因吐谷浑被封为河南国得名，黄文弼先生称为“吐谷浑道”也是同样原因。河南道开拓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因能连接西域和南朝而兴盛，在唐至五代时衰落，北宋时期再次兴盛。
十六国的河南道最早起源大概是前凉从347-373年数次出使东晋时，和南朝建立联系的强烈动机加快了打通了河南道入蜀的路径
十六国时期的吐谷浑虽然也不时受到打击，如西秦，但基本上能“复其故地”。宋书少帝纪: “景平元年 (423)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沮渠蒙逊、吐谷浑阿犲并遣使朝贡。”一起遣使朝贡可见北凉、吐谷浑的盟国关系。吐谷浑阿犲卒，慕璝继立后，也是“南通蜀汉，北交凉州”
高僧传关于道开的记载，石虎建武十二年（346）道开从敦煌出发，进入青海，穿过柴达木盆地——青海西平——秦州（天水）——河北邺城。这个也可以看成是这条路的支线
河南道主路的核心其实是入蜀，当然之后再由益州水路达建康 (南京) 。通过益州北上，沿“青海路”抵达丝绸之路西段进人西域，由“青海道”先抵益州，再顺江而下抵达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求法僧侣、商队与商人、官方使节等不同身份人士的有关事迹，史料极为丰富。如长安释昙弘曾两次经行丝绸之路河南道往来于长安和蜀地之间。“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借其高名，遣使迎接”。当然，这里的河南王是西秦王乞伏乾归
罽宾禅师昙摩密多，于刘宋初年“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事，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传法，以宋元嘉元年（424）辗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 后著昙摩密在建康译出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虚空藏菩萨经
释慧览，少时和玄高交往密切，周游西域各国，“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天宫寺”
河南道打通了西域——长安——成都——建康，使得我们看到石窟在河西的流传不一定是由西向东，也不一定是从武威向各地扩散
这样的“直通车”例子很多。比如益州地区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宽巷子，彭州龙兴寺等地都出土有表面贴以金箔的佛像。这些可能都是直接从西域迎请金箔佛像带回，类似的记录有：居延地区的释法献于475年从建康—益州—于阗，“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锤鍱像，于是而还”。
河南道的畅通使南北佛事交流极其畅通。以十方佛为例，78窟有十方佛，炳灵寺169也有。炳灵寺第169窟一般根据题记认为开窟为420年，B4壁画左上角绘有两排共十身坐佛像，有明确的十方佛墨书榜题，十方佛名只与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名号品“”中的十方佛名相同。出三藏记集记载：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此华严经胡本，佛驮跋陀罗在建康道场寺译出，时间为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刘宋永初二年（421）十二月二十八日校毕。六十卷《华严经》中十方佛名称仅见于卷四、卷五。可知在该经在建康校毕前，前五卷一经译出，即从建康-长安，影响到了炳灵寺
隐居过麦积山的释昙弘曾经为了申辩玄高的清白，从成都赶往西秦，使得玄高又被西秦王及太子重新尊为国师。当时陇右与蜀地之间的通畅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4.
石窟中国化之祖
后秦以正统的地位取代了前秦定都长安，推崇儒学、弘扬佛教都是取得正统政治地方的手段，蒙逊在凉州也做过
弘始三年 ( 401) ，后秦姚兴将滞留于凉州的鸠摩罗什迎到了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不遗余力地支持其译经事业。姚兴在河南道进入后秦的“入口”和圣地麦积山，通过类似庐山营筑龛室树立后秦形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北魏崔浩曾评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考虑崔浩的道家背景，这可能就是他说姚兴的虚名之一
鸠摩罗什时代的麦积山所在的秦州刺史姚嵩是一个对佛理颇有研究并十分信奉佛教的官员。唐代的记录里面姚兴与姚嵩赞助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姚秦时鸠摩罗什译经，秦主及安成侯姚嵩笔受”。在姚嵩为姚兴所上表中可以看出他研读 中论、阿含、法华等经典
姚嵩表诏中提到 “先承陛下亲营像事，每注心延望，迟冀暂一礼敬，不悟圣恩垂及”虽然这里的亲营像事，大概率是一尊珠佛像，但也可见姚兴对佛教的态度
东汉到西晋的佛像的出现基本都是作为虔诚信奉佛教的“祥瑞”，因虔诚而获得佛像，也有学者称之为“因缘”佛像。随着亲营像事，逐渐铸造、雕凿佛像，因缘佛教退出历史舞台。佛像开始和经书一样成为信徒弘扬佛法的“工具”，同时很少再有像佛图澄那样的神异灵验
姚兴曾著《通三世论》，重视 “三世实有”，佛教和造像本来都很发达的长安地区率先开凿三世佛为题材的石窟并不奇怪。麦积山终北朝之世一直流行三世佛题材
笔记2 讲到北凉石窟中提到的日本京都博物馆的北凉早期写经北凉玄始十六年（427）的优婆塞戒经卷第七里面就有记录：秦州沙门道养笔受。可见秦州僧人非常活跃，至于和玄高有没有关系就不知道了。当然，大概率此时他也在姑臧
姚兴对佛教的倡导，鸠摩罗什在当时北方的声誉，其一系的大乘佛教思想就大有自长安向四方传播的可能。高僧传玄高传提到的曾经在西秦传法的关中玄高、秦州玄绍、长安昙弘等可能部分是小乘一脉，他们营筑龛室，绘佛“光相” ，“若隐而显”中感见释迦本人的佛身。而罗什一派和玄高一派的结合扩展为长安-秦州风格
长安-秦州佛教对平城的影响虽然历史上都有所认知，但似乎掩盖在凉州石窟的光芒之下了。但事实是，昙曜五窟的形制、体量、题材和布局都与河西石窟差别显著。反而麦积山一些造像因素与云冈局部相似，总体上却不相同。麦积山第 74、78 窟就特别明显
比如韦正老师指出的菩萨的化佛冠同于云冈，但两窟的菩萨样式不见于云冈。因此，韦正提出一个假说， 麦积山和炳灵寺的这类佛像存在经过改造而为云冈佛像的可能性，反过来的可能性不存在。也就是说，北魏将各地文化因素汇聚到平城，才能出现云冈；而从云冈散落到各地后而形成面貌各异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我非常同意这个假说
麦积山第 74、78 窟与吐峪沟K18、张掖马蹄寺千佛洞1窟、天梯山 4 窟、炳灵寺169 窟等类似于阗的展现结果，即使考虑后期改造也差别甚大，这可能意味着麦积山第 74、78 窟可能不是从河西道，而是直接经河南道从龟兹而来
可能的逻辑——秦州麦积山作为小乘的禅修之地，最早洞窟/石室用于禅观，逐渐因为汉地逐渐铸造、雕凿佛像水平的提升，西方技术的引入，庐山模式的启发，皇室和地方官员的支持，石窟出现了，大乘思想逐渐融入，造像成为功德，麦积山最终成为一座“佛教圣迹灵鹫山”
于是最终宋人总结：麦积山阁胜迹，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
当然最终结果还要看麦积山石窟C14的检测结果如何。但“圣地”麦积山石窟作为最早的石窟中国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其他.
四大石窟
中国四大石窟之争，现在有些人可能觉得克孜尔、大足是不是有可能争一争。其实从这个名词诞生之日起，麦积山石窟一直是稳稳在内的“四大石窟”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
莫高窟以彩塑和壁画闻名于世，历经千年不断的开窟造像，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藏经洞发现大量震惊世界的文物
云冈石窟是中国第一处由皇室显贵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代表了5世纪至6世纪时期中国高超的石刻塑像艺术成就。“昙曜五窟” 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
龙门石窟的窟龛、造像、碑刻题记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
麦积山石窟则占着营造时间最长（比莫高窟还要长），始建于十六国/北魏，先后经历西魏、北周、隋唐及宋、元、明、不断地营造，并以精美的泥塑造像独步中国各大石窟，闻名海内
最为关键的是70年前的1953年，郑振铎组织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吴作人为团长）后才开始有四大石窟之说
一般认为较早提出“四大石窟”说法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通史中按年代顺序列举了中国石窟，分别是：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义县万佛洞、炳灵寺石窟、巩县石窟寺、南北响堂山和天龙山万佛洞。范文澜先生高度评价的石窟寺除云冈、敦煌、龙门外，主要是麦积山、炳灵寺和响堂山。范先生称麦积山石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和“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走进麦积山石窟，来领略这座大展览馆
78、74窟只是麦积山石窟“恢弘”艺术的开始
在这里，你还能看到：
孝文帝太和时期改梵入夏浪潮下，相同粉本在不同时空的变化
北魏晚期麦积山出现世俗化极浓厚的造像特点，如121窟特窟的“窃窃私语”
菩萨与螺髻像合作为佛的胁侍的形式，显然受到了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佛教造像的影响。第133窟特窟“小沙弥”像是麦积山这一时期“世俗化”的招牌
极其罕见的南朝样式影响的北魏石窟，蕴含着浓浓的民族融合
44窟特窟一般认为是西魏皇后乙弗氏的微笑，一种人性之美的冲击
等等，等等......
麦积山石窟，因为开凿的时间足够长，可能是一把最好串联中国石窟艺术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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