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岸居士 / 图源：堆糖
今天我买了把剪刀。
我到店里，大声喊：“拿剪刀！要12号的！”我自己也奇怪，今天说话怎么嘴巴这么霸气。
店小二慌忙从货架上取下一把包装不错的剪刀，放在柜台上，双手在身上擦了两下。打开包装后，拿眼看我。
我并不瞅他，只用眼扫了一下那把剪刀，心里起了反感。那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也不是我熟悉的那种。
“不要！”我抬起头，拿眼盯他。
他慌忙弯腰，从柜台下面又拿出一把来。
“张小泉！”我心里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就甜甜地笑了。
拿起剪刀，掂量着那份“沉”，已是万分惬意。把铁剪送到面前，狠狠地嗅了一下，然后深深地舒了口气，陶醉于铁的寒气、陶醉于铁的甜意！啊，痛快！
抚剪而叹：三年了，分别三年了！
付过钱，走出店门，便朝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妈的，这人真假！拿假货忽悠我，狗眼！”
那年春天，在杭州御道村布虫服饰，我跟随老婆学做车位。是第一年出来做车位，老婆给我买了把9号的剪刀。那也是“张小泉”。以前我只听说过“王麻子”，从此我认识了“张小泉”。
老婆给我买9号的剪刀，是因为我是刚学做，只做些简单的工序，剪刀只是用来剪剪线毛、修修边幅，并不作大用。只有她配用10号以上的剪刀，因为她是裁剪师傅，是她带我。
我当时就喜欢上了“张小泉”。9号的好，9号的小巧玲珑，像小家碧玉，像陈鑫的诗，充满浪漫，充满幻想。面对剪刀，向往的是背后的一双纤纤素手。抚摸着9号的剪刀，被牵手在老婆的感情里，修剪着手中的裁片，心里是幸福的甜蜜。
9号的剪刀，我管它叫“小乔”。
大女儿来杭州后，我把“小乔”给了大女儿。自然我就用起了10号的“张小泉”。9号的剪刀，这时对我来说，已经太小、太轻、太温柔了。10号的倒增添了许多成熟感。
10号的剪刀，我把它喊作“淑女”。
后来，在杭州玲珑格格服饰有限公司，我用的就是10号剪刀。但在“玲珑格格”我不是车工，也不是员工。那时，我在另外一个厂子里做仓管，天天晚上不加班，我就去那儿帮老婆做车位。那时，那个厂子里有一对年轻人：男的贵州的，女的安徽的。俩人天天吵架，吵着吵着，就动了粗。先是嘴巴里动粗，说出脏话；接着就是手上动粗，直至最后，手中的剪刀成了威胁对方的锐器。这时候，我感觉到陈鑫的诗有一种欺骗感。其实“欺骗”不叫欺骗，只是现实击碎了梦境。这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任何人都无法规避的结。这个时候，我开始去读马银良的诗。
三年后的今天，我的双手犯了痒痒。我就和两个女儿一块去了伊然服饰。大女儿坐在中间，其左是小女儿，其右是我。聪明人从阵法上已经看出，挑大梁者，我的大女儿也，二女儿其次，我是最次。在我的背后，是个东北小伙子。他叫徐承根。东北人说话最惹人喜欢：一张口，便是幽默。徐承根常拿胳膊上的伤疤指给我：“我他妈的是黑社会！”他不光说话幽默，做人更像一只狼狗。刚上班第三天，就跟厂长掐上了。本来手上做的货还是年前返单的款。年前的工价是14元每件，这过了个年就过掉了两块，由14元变成了12元。徐承根便不耐烦了，首先站起来，向刚应聘来这儿的安徽厂长发难。厂长说：“怎么啦，想打人吗？”徐承根说：“呸，打你我还嫌手痛呢。”话音一落，厂长便对徐承根怒目而视。车位上有二十多人也放下手中的活计，朝徐承根怒视。在杭州，只要你领的人多，你就是爷，想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就是你的，想要厂长的位置，厂长的坐椅就送你。但徐承根身旁也有4个人，全站了起来，个个熊腰虎背，个个手里拿着剪刀。以前老板不给我工资，我会去劳动局告。劳动局的官受了贿，一拖二烦三撵，不撵我抓不住理，一撵我就有理了，12345打过去，对方说工资肯定要得到；嫌不放心，再打9四个6，告这狗官。第二天检察院电话打过来了，于是劳动局那官儿，开着桑塔纳驮上我，去厂里领了工资。这是拖欠工资的事儿，至于压工资的事儿，我却没辙。徐承根却是个好方法，也是个不得已的方法，也是个最简单了结的方法，也是个最有效的方法。碰到这样的事儿，搁在以往，我会幸灾乐祸偷着乐！让别人做出头鸟，自己做黄雀。但这次徐承根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了，我后面的那些老车工也一个个都站起来了。安徽厂长二话没说，带上他的二十几个随从别的厂子横行去了。
我知道，我已经配用12号剪刀了；我也知道，是12号剪刀那份大气给了我勇气。
这时候，我不再读陈鑫的诗，也不再读马银良的诗，我只读东北人。读东北人身上的幽默，读东北人身的侠义，读东北人身上的胆气。
于是，我给我的12号剪刀起了个很暴力很恐怖的名字：狼狗。
写于2009年2月22日
联系客服
